摘  要：本文基于以下兩個視角進行探討：1、政治語境下的信息公開是疏離法治的要求，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擠壓法治力量的延伸和擴展；2、公法領域中主權概念的逐漸消亡與政治領域中主權作為抽象的至上之間產生的沖突，國家作為世俗化的（準）宗教其神圣性與法律的世俗性沖突在可預期的時間內無法協調，甚而言之，在法律的框架內是無法協調的。
關鍵詞：政府信息公開；宗教；政治；
        引言
        法治的演進在中國是前進兩步退后一大步，在現有的維度內，法學作為一門顯學其生存發展的空間已逐漸邊緣化，如此斷言似乎有點危言聳聽、嘩眾取寵，但就目前來看，法律仍然在歡快地裸奔而不自知,此基于以下兩點淺見：1、現有的法學理論溯源于西學，在熔鑄于中體的過程中不免出現異體排斥反應，這種沖突在現實最突出的投影就是法學在國家生活中成為政治學的一門分支，在社會生活中尚未融入國民的思維習慣中，現有的法學理論研究其實是一種小心翼翼的研究，其根本上顯得先天不足后天乏力，原因在于無法妥善解決中國政治語境下如何繼續堅持并深化黨的領導，法治雖然不是政治延伸的臂膀，但又無法躲開政治嚴厲的目光,現有的法學理論顯然對此沒有作出恰當的回應；2、法國的公法學者狄驥認為“主權理論已經破產” ，“主權概念已經為公共服務的觀念所取代”， 其依據在于主權理論與一些重要事實不符，姑且毋論其邏輯的自洽，但是其邏輯的延伸無法代入到中國的國情，從中國的現實出發，社會的世俗化也是國家的宗教化（神圣化）的過程，“如果在人們看來，有一種制度與他們信仰的某種超驗實體相悖，他們就會拋卻這種制度。這就是為什么那些否棄了傳統宗教的民主國家和社會主義各國，最后又都轉向了種族的宗教、國家的宗教或者階級的宗教（或者是這三者的宗教）。” 公法的變遷并不會棄絕主權的觀念，主權逐漸演化成為一種具有神圣性的抽象存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扮演著國家的宗教或者階級的宗教所崇拜的對象，而法律的世俗性顯然會削弱這種權威和神秘，在這里需要保持國家的權力和公民的權利的距離，這種距離反映在公民一方就是其自由的限度。
        這種理論的預設映射在政府信息公開領域則表現為政府并不追求信息的最大化公開，所謂法治倫理下的“公開為原則，不公開為例外”在實際中卻截然相反。“對每一種傾向，人們似乎都看到了一種相反的傾向；對每一個規則，人們也似乎看到了一個對立的規則，” 顯然，“中國社會在正式規定的各種制度之外，在種種明文規定的背后，實際存在著一個不成文的又獲得廣泛認可的規矩，一種可以稱為內部章程的東西。恰恰是這種東西，而不是冠冕堂皇的正式規定，支配著現實生活的運行。” 法治作為一種正式規定，如果切實踐行則國泰民安乃情理之中，風清弊絕也指日可待，《政府信息公開條例》作為一項法規，如果遵循其立法思想，執行其法律制度，保障其運行實效，則政府在陽光下運行，正義必將被眼見著伸張。但就像日夜交替是自然界的規律，政府不可能一直生活在陽光下，如果權力一直被陽光曝曬那必將導致權力的軟骨缺鈣導致權威性的流失，而建立在威權上的政府一旦遭到蔑視，誰也沒有足夠的力量使之恢復。“陽光之下必有陰影”，即使美國有《陽光下的政府法》，在實際中必定存在并頗有實效的運行著另外一部“黑暗法典” ，如果像維基解密以羅賓漢式的莽撞觸犯了“黑暗法典”，不考慮其自身行為是否正當而不假思索的公開，這是一種人性的自負而不是理性的考量。
        誠如張五常先生所言，理論不是真實世界的影照，而是真實世界的闡釋，真實的現象很難被復雜理論闡釋清楚，成功解釋所用的理論永遠都是那幺淺，淺得有點難以置信。當真理被過度的崇拜常識反倒成了稀缺資源，本文在理論上的闡釋可能略顯稚嫩，沒有過高的陳義，也缺乏理論的縱深，在現實的視角下直來直去，如有冒犯，姑且以笑談視之。
        一、信息公開的法律意義及其背景分析
        法律是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發展的產物 ，法律是社會的一個因素，也是社會本身，其作為社會的知性構物有其深厚的根源。通過分析信息公開在當前的發展進路，理解其對人權保障、權力制約的意義將有助于我們深刻理解信息公開在當前所面臨的機遇和挑戰。
        （一）、促進整序行政的發展——以日本福島核泄漏為視角
        沒有什么比秘密更能損害人權，“如果一個政府真正地是民有、民享、民治的政府的話，人民必須能夠詳細地知道政府的活動。沒有任何東西比秘密更能損害民主，公眾沒有了解情況，所謂民治，所謂公民最大限度地參與國家事務只是一句空話，如果我們不知道我們怎樣受管理，我們怎么可能管理自己呢？” 日本發軔于20世紀60年代的信息公開運動通過全國性的市民運動以及地方立法逐漸演進并為全國性立法打下堅實的法律價值和制度基礎，歷經30多年終于在1999年5月7日制定《關于行政機關保有的信息公開的法律》（簡稱《行政信息公開法》）。法治的實現歸根結底必須根源于民眾權利意識、法律素質的提高，縱觀日本的行政程序制度的整備過程，其與市民意識的變革休戚相關，市民不再是權力作用的客體，人不再是實現目的的手段，而是目的，市民逐漸取得了行政共同形成者的地位。在經歷了上世紀80年代“藥害艾滋病事件”、1972年田中首相的秘密金庫問題、1979年鐵路公團等特殊法人公費不當支出問題等被揭露后 ，洶涌的市民運動以及地方公共團體自下而上的法治準備不斷夯實日本信息公開制度。進入新時期，日本政府在福島核泄漏事件中對信息公開積極主動的做法是日本信息公開制度發展成果的生動寫照，在福島核泄漏后，日本內閣官房長官枝野幸男105小時未合眼，是危機中日本人獲得信息的源頭。通過積極主動的信息公開，一方面日本政府溝通民意，緩解民眾的不滿，撫慰民眾受傷的情感，另一方面通過信息公開將社會權力導入政府行政以監督政府的活動，并且通過社會行政和政府行政兩條路積極進行災后重建。在災難面前，災難造成的財產損害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對未知的恐懼，一個真正民主、法治的政府必須是一個能夠讓人民免于恐懼的政府。“政府整合社會的能力并不必然取決于法律授予其權力的大小，在許多情況下，政府的社會形象和親和力是具有決定性的。” 顯然，信息公開是提高政府整序能力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