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學本是生物學中的一個分支，１８６９年德國生物學家恩斯特•海克爾為其定義：生態學是研究生物體與其周圍環境相互關系的科學。而今生態學已經成為了一門頗具實用性的獨立學科。從其定義分析，生態學所關注的必定是生物與生物以及生物與環境之間的關系。如果站在人類的角度狹隘的定義的話，我們可以理解為人與自然環境（包括其他生物）及人與自身的精神世界之間的關系。顯然人的一切活動都不能離開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并且，人類活動對自然環境的改造也是十分突出的。所以說，環境影響著人的思想和活動，而人的行為也在影響著生態環境。

文學的生態性是文學關注生態問題的特殊表現，它是以生態學的視角審視人與自然相處中的矛盾所在，以認同環境、動植物等的多樣性與人類共存的觀點為基礎，試圖表現人類社會、自然以及人類精神世界的生態平衡為特征的生態文學的特有屬性。

生態文學是生態學與文學相交叉而形成的一種藝術表現形式。生態性表現在文學中有兩種體現，一種是以生態學的眼光進行取材，以關注生態作為主題，表達人與生態系統的和諧或不和諧的一種文學樣式；另一種是文學家在作品中無意識地應用生態性，雖然不是以生態環境的好與壞作為主題思想，而是反應自然環境之于人的影響，并將其延展為人所生存的一切空間環境，用環境來渲染人物思想，以環境的氛圍來延展人物思想和活動的原因，但顯然已具備了狹隘意義上的某種生態性。誠然，中國現代文學中關注生態發展的作品是不多的，因為在政局動蕩的年代人們大多處在飯不飽腹、衣不遮體的境況下，文人們所能關心的生態問題是有限度的。但依然有作為中國先鋒力量的少數知識分子在人類內部矛盾的戰火中敏銳的發現了戰爭和人類生活對于生態環境的破壞。

讓我們看看在中國現代文學作品的藝術表現中，文學家是如何將生態視野下的生活體驗加工成文學體驗，讓生態性參與文學創作，從而使主題更具有生態延展性和深邃性。

一、中國現代文學的生態性分析

（一）現代文學的非生態性

當代一些學者認為中國現代文學大多不具備生態性。因為現代文學的３０年間正處在中國政局動蕩，社會混亂的尷尬局面，所以大環境影響了現代文學，也奠定了現代文學整體的文學風格———或揭示國民劣根性和病態心理或表達民族在尋找光明中的內心掙扎，所以對于生態問題的關注是較少的，揭示人與生態環境的和諧或不和諧主題的作品也較同時期的歐美文學作品少很多。

就如現代文學最杰出的文學家之一的魯迅先生，其大多數作品意在揭示國民的劣根性和病態心理，在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心理驅使下以鞭撻社會、批判現實為主題進行創作。如其早期代表作《狂人日記》《阿Ｑ正傳》《祝福》等皆是反應吃人的社會現實下人們的愚昧無知和麻木不仁的。其中阿Ｑ這一人物形象是當時最底層民眾的代表，其本身就具有人格缺陷，又處在一種病態的社會現實中，更加促成了他的扭曲的性格特征。

由此，現代作家所關注的焦點可見一斑，主要集中在喚醒民眾的反抗意識和挽救民族危亡的意義層面上，對生態環境之于人類生存上的關注顯而易見是鳳毛麟角的。

（二）現代文學的無意識生態性

盡管我們說大環境締造了現代文學的文學風格，但是不可否認的是環境對于生態性所具有的基奠作用。所以盡管文學家們沒有意識到人與自然之間的某些必然聯系，但卻會常常無意識地將環境之于人類及人的精神世界的影響呈現出來，其表現在運用環境的描寫來襯托人物的性格、表現人物的心理活動甚至暗示主題或表達難以表述的精神層面等方面上。對于這種運用環境描寫的方法，文學上通常稱之為“烘托”和“渲染”。現代小說中運用典型環境塑造典型形象的藝術手法運用的是十分成熟的。小說這種年輕的文學體裁在現代文學的白話文革命中得到了更加充分的發展，現代文學家老舍在以典型環境對其作品內在精神的展示和典型人物塑造上具有極高的運用能力，如在其代表作《駱駝祥子》中，便十分注重環境對于文學風格和作品主題揭示上的影響作用，將典型人物形象放在典型環境中進行烘托。“小說都是通過祥子內心的感覺來寫丑惡的環境如何扭曲人性，寫他在環境的驅使下如何層層給自己的靈魂潑上污水，從潔身自好到心中的‘污濁仿佛永遠也洗不掉’。”［１］所以說，人物所生存的社會環境是決定祥子性格缺陷的最主要的因素，也是用以揭示主題的有力道具。而自然環境也常常有展示人物精神世界的作用，“灰天上透出些紅色，地與遠樹顯著更黑了；紅色漸漸的與灰色融調起來，有的地方成為灰紫的，有的地方特別的紅，而大部分的天色是葡萄灰的。又待了一會兒，紅中透出明亮的金黃來，各種顏色都露出些光”［２］。這段典型的環境描寫是祥子內心重獲自由的一種表現，因為他“自從被大兵拉去，似乎沒看見過太陽”，于是在這里太陽所折射出的光具有了象征意義———對自由和靈魂解放的向往和追求。而這里的環境描寫即所謂生態性描寫是與全文的基調和主題相聯系的，此處雖是以自然生態環境寫陽光初升帶來的光明，然而作者卻巧妙的用色彩暗喻了黑暗和陰沉，用“灰”、“黑”、“灰紫”、“葡萄灰”表現一種扭曲的陰暗，即便在“光明”即將到來之前仍然病態的渲染著整個天空，所以，這里事實上是以自然生態環境暗喻社會生態環境的。作家用入木三分的筆觸借生態環境的描寫來達到揭示主題、深入人物靈魂的目的，這雖不是為了生態而寫生態環境，但卻表現了一種無意識的生態性，即在作為輔助性素材的環境描寫中使其具有塑造人物形象、揭示文章主題的文學性意義。

對于典型環境塑造典型形象這一藝術表現手法中，海派作家也曾進行過成功的嘗試，因為海派作家作品的形成，本身就是一種環境的塑造和時代的訴求。“在海派作家的筆下，出現環境（都市）與人的對立而導致人的異化主題，并產生了相應的藝術形式上的特點。”［１］如劉吶鷗的《都市風景線》中所描寫的都市男女性愛觀的偏激開放就是在新民主主義時期的思想解放風潮下形成的，“劉吶鷗清醒的認識到傳統文化意義上的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的和諧關系已然崩潰”［３］，所以他對于傳統保守思想的過度批判和完全否決導致了對于開放的新思想的過度接受，于是在新興都市紙醉金迷的生態環境中，人們所表現出的過度叛逆就有了引向。事實上，以劉吶鷗為主的海派文學家多受此時期的社會大環境影響，在文學表現上也不可避免地體現了文學生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