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4-10 | 文史相關
民間信仰作為一種社會文化現象,歷來受到眾多學者的關注。早在1920-1930年代,顧頡剛、費孝通先生就對民間信仰在民眾日常生活中的作用有所研究。新中國成立之初到文革結束之前,民間信仰的研究幾乎無人問津。直到改革開放以后,隨著社會史研究的深入,民間信仰又成為研究民俗民風的重要課題。蘇州地區的民間信仰,因蘇州在全國經濟版圖上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作為吳文化中心的地位,還缺乏非常成熟和全面的研究成果,更顯其研究價值。
蘇州自古以來就有信鬼神、好淫祀之風,民間信仰龐雜而繁盛。唐代狄仁杰巡撫江南之時曾經“毀淫祠千七百所,吳中僅置太伯、伍胥、季札三祠”[1]438。然而民間信仰并未因此銷聲匿跡,反而愈加興旺起來。到了明代,這一區域的民間信仰更是有了進一步發展,幾乎所有人都信奉欲行事、必卜鬼神,如對神?不敬,必遭報應的觀念。民間信仰的興盛對當時的社會風氣既有某些積極影響,更有許多負面的作用。
一
明代蘇州的民間信仰紛繁多樣,僅據明正德年間王鏊所撰《姑蘇志》記載,蘇州府就有祭祀各式民間信仰的廟宇308處。[2]作為社會生態的組成部分,民間信仰與當地的社會風氣有許多聯系,形成了明代蘇州地區民間信仰的獨特樣態。
第一,自然災害與民間信仰。一句“上有天堂,下有蘇杭”將人們想象的蘇州粉飾得絢爛無比。但實際上蘇州的自然環境并非得天獨厚的世外桃源,僅據初步統計,明代自洪武開國至萬歷年間蘇州就經歷風霜雨雪之災54次,兵旱蝗疫之災38次,其他各類災難16次,共計大小災異108次。[3]連番災難之中,百姓無處可逃、無力可抗,只能祈求上天憐憫,祈求神靈相助,民間信仰由此而日益興盛。
第二,漕運護航與民間信仰。“蘇州一府,贏于浙江全省;松屬地方,抵蘇十分之三,而賦額乃半于蘇,則是江南之賦稅,莫重于蘇、松。”[4]135吳地所征錢糧上繳朝廷靠的是水路漕運。洪武年間,定都南京,故而運糧路近,耗損亦少。永樂中,遷都北平,漕運轉輸的難度數倍于往昔。為了祈求路途平安,與航運相關的神靈層出不窮,甚至原本并沒有相關功能的神靈,也延伸出了為漕運經商船只保駕護航的功能。根據正德《姑蘇志》記載,當時蘇州一府規模較大、記載確鑿的水神類祠廟多達30處,每縣皆有分布,祭祀白龍神的靈濟廟更是列入祀典,每年由官府春秋致祭。其中比較值得關注的是常熟的海神李主祠,弘治《常熟縣志》中記載:“元泰定間道士鄧道樞立李神祠于西廡,以為護法。”[5]766顯然在此時海神李主信仰并不受重視,而是作為致道觀的護法存在,沒有專祠也沒有固定司職。不過當其被賦予了保護湖海航運的職能之后,即使仍位于致道觀中,但信眾日增,香火日盛,到了清末,致道觀更是有了俗稱——李王宮,可見百姓心中水神的地位非同尋常。
第三,蘇州風俗與民間信仰。吳地民風尚奢,明代杭州人張瀚在《松窗夢語》中載道:“至于民間風俗,大都江南侈于江北,而江南之侈尤莫過于三吳。”[6]79平日里最能集中體現奢侈之風的是一年中層出不窮的賽神會活動,浙人張岱偶往蘇州一行,便目睹了一場狂歡盛會。“天啟壬戌六月二十四日,偶至蘇州,見士女傾城而出,畢集于葑門外荷花宕。樓船畫舫至魚?鸚⊥В?兔僖豢鍘?rdquo;[7]14根據隆慶《長洲縣志》記載,六月二十四日乃是祀二郎神之日。“清源妙道真君行祠,在晏公廟內。國朝所創,神姓趙名昱,灌州人也。……邑中患瘍者禱之輒應。相傳六月二十四日為神生辰,傾城男女奔赴以祈靈貺云。”[8]101顯然,在吳地風氣的演變中原本的神?信仰活動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第四,地方士紳與民間信仰。明代蘇州教育發達,人才輩出,根據吳建華教授《明清蘇州、徽州進士的文化素質與文化互動》一文,明清蘇州進士共有1779名,其中明代1016名,高踞全國之冠。[9]13-24因為“子不語怪力亂神”,所以,士子儒生往往對民間神靈巫覡之流持否定態度,但總體上講,蘇州士紳中純粹的無神論者是極為少見的,有相當一部分人對于民間信仰抱著包容甚或倡導的態度。歸有光在為其友嘉定人唐欽堯所撰墓志銘中記載了這樣一段故事:“(唐欽堯)母方構危疾,禱于縣之神以求代,疾良愈,每至歲旦,必焚香拜廟以答神。”[10]705此中并未記載唐氏如何尋醫問藥,而是記其如何求神如何還愿,可見普通知識分子對于鬼神之說多有篤信。對于先賢祠堂,地方士紳的態度則更加重視,“鄉(昆山)先生歿而祭于其社……即其遺墓所在而祠之。……祭不可以無田,于是復割田為祭祀。”[11]410
第五,官府導向與民間信仰。有明一代為官蘇州者數不勝數,而政績平庸或魚肉百姓的貪墨之徒為數甚伙。不少人利用民間信仰與巫覡神棍互為表里,蒙騙、敲詐百姓,將迎神賽會作為聚斂財富的手段,對吳地淫祠濫祀泛濫,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而對蘇州有惠政、受百姓景仰的地方官員也大有人在,他們大多在三個方面成績較為突出,一是治水,二則減賦,三即正民風。為正民風,弘治、嘉靖年間先后出任常熟、昆山縣令的楊子器在任職期間“表彰先賢祠墓,撤毀淫祠百區,悉取土木像投諸水火,禁絕僧道巫祝游民及四月十五日山神會,尚鬼之俗為之一變。”[12]406相較楊子器,蘇州名留青史的賢守令況鐘又是另一種態度。“況公之守吳也,首建泰伯廟,續建縣學、社稷壇、五賢祠、韋蘇州祠、范文正公祠,泊及廣、惠諸廟……所謂五顯之祀,廟食于吳者久矣。公固愛民如子者,聞神能蔭庇吳民,爰就故宋貌,葺而新之,以進諸山川社稷之祀也,亦固其所。”[13]16無論是打擊也好,扶持利用也罷,作為封建官員都是為了使蘇地民風轉澆為淳,斂華為實,教化民眾,維護封建綱常,鞏固統治秩序。
二
民間信仰作為社會生態的一部分,與社會風氣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雖然有眾多儒生士子言辭激烈地抨擊它,但它不僅能在明代長期存在,而且還能延續發展至今,足以說明其在民間的影響是不容忽視的,概而言之,其對社會風氣的積極影響有以下幾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