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全球生態危機的進一步加劇，從生態的角度來閱讀和闡釋文學作品，形成了生態批評這一文學理論和批評方法。“生態批評是在生態主義、特別是生態整體主義思想指導下探討文學與自然之關系的文學批評。它要揭示文學作品所蘊含的生態思想，揭示文學作品所反映出來的生態危機之思想文化根源，同時也要探索文學的生態審美及其藝術表現。”［１］

葉芝是“一個無可爭辯的偉大的民族詩人。他在反帝抵抗運動期間闡述了遭受海外統治的人民的經歷、愿望和恢復歷史的瞻望”［２］。從生態批評的角度來審視葉芝的創作，我們會發現其中并沒有特意去揭示現代工業文明對大自然原始生態的破壞，但葉芝在借助文學突顯愛爾蘭文化身份并推動愛爾蘭民族解放事業的途路中，通過后殖民“反寫”和“反敘述”，描繪了愛爾蘭鄉野自然景觀和人們的生活方式，表現了愛爾蘭人的宗教信仰和思維形態，突出了愛爾蘭的多元文化構成。這些愛爾蘭文化的獨特性透露出了人們的家園意識和對理想的生存狀態的追求，對工具理性和科學主義的批判以及對邏各斯中心主義的反思等鮮明的生態倫理思想。

一、愛爾蘭的自然環境與人們的生存狀態

葉芝的創作總是給人一種明顯的地域感。在斯來溝、都柏林、倫敦等地理空間中，葉芝主要以愛爾蘭西部特別是斯來溝作為自己心靈的故鄉。愛爾蘭西部由于交通不便，尚未受到現代文明的侵蝕，美麗的大自然幽居其間有著獨特的魅力。葉芝童年時代徜徉于斯來溝的山梁水泊間，迷人的風光讓其流連忘返，多年之后魂牽夢繞的也是這里美麗的田園景色。

與大自然的親密接觸培養了葉芝對自然世界和荒野的熱愛，他的創作中設置了很多自然意象。在《因尼斯弗里弗島》、《烏辛的漫游》、《被拐走的孩子》、《夢想仙境的人》、《快樂的鄉鎮》、《心愿之鄉》、《庫勒的野天鵝》、《在那七片樹林里》、《庫勒莊園，１９２９》、《漫游的安格斯之歌》等作品中，他寫到了本布爾本山、斯利什森林、羅西斯角、吉爾湖、克瑙克納瑞、庫勒莊園、壯姆克利夫等斯來溝附近熟悉的風景名勝，涉及到大海、沙灘、森林、草地、山脊、幽谷、小溪、瀑布、湖泊、沼澤等荒野和自然景色，大量使用玫瑰、蘆葦、榛樹、槲寄生、天鵝、獵鷹、鮭魚、雄鹿等動植物的自然意象，體現了愛爾蘭人與自然和諧無間的相處方式。

寧靜簡樸的大自然是西部愛爾蘭人和葉芝的精神家園。作為“最后的浪漫主義者”，葉芝的創作體現了他對自然之美的細膩把握，對原始自然的真摯愛戀。葉芝開始創作是以這里的人們作為假想的讀者群。最后選擇安息之地時，他在遺囑性的詩篇《本布爾本山》中這樣說：“寸草不生的本布爾本山下／壯姆克利福的教會墓地里葉芝長眠。”葉芝的創作很少描寫工業化程度較高、商業氣息較濃的都柏林、貝爾法斯特、基爾代爾等愛爾蘭東北部的城市生活，因為他們大多完全英國化了，人與自然的關系已經嚴重疏離。

在葉芝眼中愛爾蘭的農耕文明是原始、高貴、淳樸和和諧的，它哺育了生活在愛爾蘭的各個階層的人物。但葉芝宣稱：“有三類人創造了所有美好的物事：貴族創造了美好的儀容，因為他們位高，所以居于生活的恐懼之上；村夫創造了美好的故事和信仰，因為他們沒有什么可失去的，所以不會患得患失；藝術家創造了所有的美，因為上帝使他們無憂無慮。”［３］

葉芝認為貴族具有良好的血統，純真的禮儀，富有教養、溫文爾雅，代表著文明、謙遜、自制和優雅，“象征著思想的延續、行為的準則和文化的歷史”［４］。只有貴族才能真正欣賞美的事物，創造、贊助和保護藝術品，只有在他們中間才能產生統治者和廉潔的政府。《紀念羅伯特•格雷戈里少校》、《一位愛爾蘭飛行員預見自己的死》、《綿羊牧人與山羊牧人》、《紀念伊娃•郭爾－布斯和康•馬爾凱維奇》等詩歌中，葉芝對貴族作了熱烈的贊頌。

葉芝在一生中常常提醒自己是藝術家的兒子。“詩和雕塑的存在是為了保持我們的激情不死。”［５］他曾致信格雷戈里夫人：“我在愛爾蘭的使命是為趣味，而不是為任何特定的宣傳服務。”［５］在《天青石雕》中，葉芝認為藝術世界永恒而純粹，政治卻轉瞬即逝，主張用藝術來陶冶民眾，恢復古老的文明。在《王宮門口》中，主人公認為詩歌和詩人在國民生活中具有著崇高地位的傳統要延續下去，為此不惜獻出自己的生命。葉芝深知，偉大的藝術家和他們的作品可以創造民族性格，心靈只有從偉大的藝術品中才能真正認識自己的價值。

愛爾蘭西部是愛爾蘭最富民族特色的地區，也是苦難深重和經濟極度貧困的地區。在葉芝的筆下，愛爾蘭西部的民眾是“善良古老的族群”，“擁有烈火生出的情感”［６］，有著想象的天賦和浪漫的氣質；他們喜歡講故事，大多能言善辯，口若懸河；他們天性純樸樂觀，音樂和舞蹈牢牢扎根于其日常生活之中；他們心靈單純，到處浪游，見多識廣……葉芝的作品中涉及到很多底層人物，如乞丐、傻瓜、隱士、小丑、浪人、農夫、漁人、瘋子等，“這些貧困的鄉間男女的信仰和情感比我這些有學問的人更接近古老的希臘世界。”［６］他們在自然狀態下按自然法則生活，身心健康、樸實自然、天性順暢、熱愛自由、人格獨立、生活在自然的懷抱中，是盧梭《愛彌兒》中所說的未經文明玷污的“自然人”。他們是愛爾蘭國民性格的體現者，代表了愛爾蘭社會的無字傳統。葉芝常用他們來做自己的“面具”，希望自己和愛爾蘭人從這些人物身上繼承和發展這一優良的文化傳統。

在葉芝的創作中，貴族、藝術家和普通民眾這三類人在愛爾蘭有著悠久的歷史，他們的生活不以生計為意，不是達到什么目的的手段，純粹是為了追求創造的快樂。他們物質生活非常簡單，接近自然，不破壞生態平衡，在平凡、簡樸、單純、寧靜的生活中創造了豐富多彩的精神財富。在英國人的頭腦中，無形的等級制度被有形的地理方位空間化了，愛爾蘭的景色是蠻荒的、無意義的，愛爾蘭人是低人一等的。但葉芝卻通過愛爾蘭的自然景物、貴族人士、底層民眾和藝術家證明了父親經常向他灌輸的觀念：“較諸英格蘭，愛爾蘭品格之優越不僅在于風景和氣候，而且在于言談舉止、藝術家氣質和紳士風度。”［５］葉芝筆下的三類人不再是處于蠻荒之地需要教化的人類，其筆下的自然風光和底層人物體現了他對詩意的生存方式和理想人格的看法。所以葉芝對田園牧歌式的鄉間倫理的禮贊和“對現代城市描寫的規避恰恰反映了他對現代社會的失望和逃避。”［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