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文學界出現非虛構作品的寫作，這在當下無疑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因為許多文學作品不管其情節如何離奇，相比現實世界的光怪陸離，都難以望塵。即使是這樣，語言表現范圍的現實世界，也僅僅是人類主觀世界的一種外化和延伸，它無法企及人類主體在思想、想象、幻想的描述中所達到的高度，也無法覆蓋人類主體的抒情與理想。文學和其他藝術應該越來越與人類本質的自尊、自證有關，與人類主觀世界之外的紛亂現象卻越來越遠。這種軌跡在文學已有歷史中是逐漸清晰起來的。

文學既包含虛構的成分也包含非虛構的成分，但是一個成功的文學作品，無疑是以虛構為主的，所以古代是以詩歌為文學的主要文體，近現代則以詩歌與小說等文體共同標志文學的主要構架。詩歌的想象、抒情與小說的故事、細節離開了虛構的性質，就不可能發生。文學表現之所以能夠極盡輝煌，與其虛構寫法的系統運用有極大關系。虛構可以使文學的表述或敘述達到可能的極限，可以未經歷全部而表現全部，但是非虛構的寫實卻不是這樣，摹寫中的現實無論多么復雜，寫實只能就事論事，它的表現只能是某一個側面、某一個角度或某一個部分，不可能是整體與全部，更不可能像虛構那樣達到描寫的極致從而指向無限。因此就文學所達到的高度來說，非虛構只能停留在審美或欣賞的此岸世界，而要通向審美與欣賞的彼岸世界，必須要有虛構的參加。可能審美中最為現實的情況是，既要立足此岸世界，又要走向彼岸世界，后者是文學的理想狀態。

傳統文學以虛構的表現為其主要屬性，而以非虛構為傾向的文學形式可能專指“報告文學”。

“報告文學”的產生與革命（包括巴黎革命、俄蘇十月革命等）有極大的關系，就其文本的單一屬性來看，它沒有詩歌、小說在審美方面那樣純粹，它有極強的功利性，為鼓舞革命的斗志，它可以在事件的基礎上有導向地夸張、抒情甚至推理和想象，與鼓動有關，但在真實與欣賞方面都損失太大。準確地說，既有失紀實的準確，又影響文學的審美。從這個名詞誕生起，這個名詞本身就包含了悖論。革命勝利以后，社會需要穩定，人們在對待社會事件的反映中需要法律意義上的客觀真實，也需要文學作品具有純粹的美感價值，而“報告文學”顯然變成了文體中的一個病癥，因而人們對“報告文學”作為一種文體的存在開始了越來越多的質疑。就在這種質疑的浪潮中，有理論家干脆將“報告文學”名稱偷換為“非虛構文學”，并宣稱“虛構文學”已經過時，而“非虛構文學”應該有所作為，大有以“非虛構文學”代替“虛構文學”的趨勢。根據我的觀察“，報告文學”在內容上一般喜歡追逐重大事件，而“非虛構文學”根據其倡導來看偏重于個人或群體的日常生活，都是試圖紀實，但非虛構的標榜者又在暗中依然像“報告文學”的踐行者那樣使用文學中虛構的手法，所以這兩個詞依然類同；其次在英文虛構（fiction）、非虛構（non-fiction）二詞的使用中，這兩個詞只是指文學的兩種寫作屬性而已，準確地說應為虛構性與非虛構性，基本上不離開方法論的范疇，但在現代漢語中，這種原本是翻譯而來的詞其含義卻悄悄發生了變異，由寫作的屬性擴大到獨立文體的存在，有了“虛構文學”和“非虛構文學”的創造。

虛構文學是存在的，但是純粹的非虛構文學卻是很難存在的。非虛構依然只能以方法論的狀態存在于語言的表現之中。

事實上，在現實的文學發展史中，我們也根本難以找到一個純粹的“非虛構文學”文本。

任何一首詩歌或一篇小說，只能說他們的寫作傾向以虛構為主，其中非虛構的寫作屬性最終只能以虛構的形式表現出來，包括在文學表現中作者內心感受的真誠與抒情的真實。比如荷馬的著名史詩《伊里亞特》與《奧德賽》，它們既具有廣闊的想象，又具有雄偉的歷史紀實，這兩種東西總是交織著，讓閱讀者已經很難辨別，也不需要辨別，虛實交織混淆的狀態成就了荷馬史詩絕頂的高峰。在廣闊想象基礎上的真實已經超越了現實與寫實，也遠遠超越了非虛構。如果再要返回去，直接從作品中探究哪些是現實的或非虛構的，那已不是欣賞者的事情，而應該屬于歷史學家的工作。

另外，在純粹理性判斷的角度，就根本不存在一個靠純粹紀實來創作的文學作品，凡文學作品都離不開細節的鋪敘、想象，這就遠遠超越了單純的紀實；另外，僅靠照相復制式的紀實手法所寫出的作品也沒有文學欣賞的價值，因此就沒有必要非要生拉硬扯將其背靠在文學這棵大樹上。如果說還有一種非虛構類作品存在的話，它更應該是歷史學著述或社會學考察報告之類。對這樣的文本，學者們最為忌諱的反而就是文學的虛構性。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作者就曾反對在歷史著述中使用虛構的寫法。歷史學要求歷史學著述必須是“非虛構的”、求真的，而對于文學欣賞者來說，審美的可信與事實上的求真可能是兩種真實。我國紀傳體史書《史記》就是一部讓歷史尷尬的作品，但是從文學的角度，作為人類古代史上已經留存下來的偉大作品，我們只能從不同的角度表示激賞。它歷史記述方面的偉大，根本遮掩不住它文學描寫的光輝。司馬遷激憤之中的抒情與想象在這部書中表現得出人意料地充足。比如他筆下的漢武帝以及漢武帝的大將衛青、霍去病之流，完全不是時下有關漢武大帝簡陋傳記和電視劇所表現的那種情形，在其文字的深層，這些人事實上都是同性戀者，而在那個時代，同性戀是違背天理人倫的。

與統治集團所背離的降將李陵以及匈奴大單于，卻是那樣富有同情心而仁義率真。

著述者并沒有親歷，要描寫這類事件都需要細節和想象。這樣的描寫就有虛構的性質，這種虛構可能是歷史著述的遺憾，但對于文學欣賞來說，則是一次偉大的盛宴。

因此作為文學，虛構不僅不低于非虛構，而且比非虛構遠遠重要。但是對于社會紀實或歷史著述，必須要斷然反對虛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