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它既不是革命的策源地，也不是革命的功成之所。但是江西蘇維埃運動是革命承轉的最重要一環。早期江西的革命活動，在人員構成、經費和組織紀律性方面與革命的需要也相距甚遠。但是，這些并不意味著早期江西社會缺乏革命因子。歷史事實表明，轉入贛南、閩西的革命活動，不但保存了革命的火種，而且中國蘇維埃運動得以轟轟烈烈的開展。通過對中共早期江西革命組織生態的分析，可以再現中共黨人在革命動員中不屈不撓的頑強意志和腳踏實地的實干精神。

一、鄉村未動:中央蘇區早期的革命情形

早在建黨之初，長江中游的贛鄱大地就顯示出不是革命的首選之地。中共意識到“南昌青年團麻木不仁的居多，我們現在除了設法使他們漸漸地發生覺悟和感覺到社會的缺陷引他到改造的途上外，別的什么重大的責任都不希望他們現在去擔負。”［1］(P14)但是，一旦涉及到自己的切身利益之時，青年學生的斗爭激情也是很明顯的。如1925年成立的江西高校畢業考試委員會，當年未見實行，到1926年春，主管部門則通令各校，凡當年各校之舉行畢業者，須受該會嚴格之試驗，試題由該會代出，各校須將一年內所受之課程先行報去，試驗有一科不及格者，不得畢業。這一舉措與贛地團員學生的切身利益息息相關，各地學生紛紛起來表示不滿，正所謂“南地學生素向沉寂，各種政治社會運動，都很難引起其加入，惟關于此種切身利益的考試問題，則甚為注意。”［1］(P415)總之，“江西是小農經濟社會，在北伐軍未入贛以前，黨的組織不過是一研究式的團體，純以感情結合，多系知識分子。”［2］(P158)但也不是說，完全沒有革命的積極性。

1926年10月17日，中共在上海召開江浙區各地代表會議，討論暴動計劃，陳獨秀致訓令于各省于1927年黨的五大之前增加黨員數計劃，最高的是兩廣10000人，其次為江浙和湖南為7000人，江西是2000人，而福建與安徽是500人，僅多于云貴(200人)［3］(P78－79)。由此可以看出，江西并不是革命的首選之地。有關江西的革命情形，1959年陳毅在接受江西省中共黨史研究人員的采訪時說:“當時紅軍人生地不熟，常常找不到向導，真是有些寂寞之感。……當時一般群眾不太愿意給我們帶路，我們也不敢隨便找人當向導。”［4］(P52)毛澤東在1929年3月20日寫給中央的報告中也提到:“沿途都是無黨無群眾的地方，追兵5團緊躡其后，反動民團助長聲威，是為我軍最困苦的時候。

對于農民運動也是遲遲不能走向正軌。革命分子趙醒儂在九江游廬山，附帶調查腳夫工會情形，旨在發動當地百姓起來革命，結果并不是所想的那樣，在報告中不得不說:“廬山腳夫大半是附近農夫，夏天抬轎和挑擔，其余的時間都是回家種田去了，并且生活費甚低，每日進款夏秋間很豐，他們并不想團結，勉強去組織他們是徒勞無益。”［1］(P16)農民的生活狀況與革命積極性可想而知。而對農民的散漫、很難組織起來的情形，時任吉安特支書記的郭化非則說:“(農民)住居散漫，工作時間太多，日間差不多沒有一時休息，夜間又睡眠得早，因之，宣傳與訓練很難接受。我們到他們的作業場中(菜園)去演說，聆者很少，每次至多不過10余人”［1］(P272)。

九江地處長江口岸多腳夫、搬運，被中共認為是搞工運的理想城市，但同樣是讓革命黨人一籌莫展。中共黨人道，“這次日清碼頭工人大罷工，辦理算是有點秩序，結果仍歸失敗，其中的缺點，不外乎沒有相當的訓練。九江這個碼頭，××稱通商的口岸。其實學界與商界，都頑固得很，你就叫破了喉嚨，想他們出來援助，也是不行的。他們抱定了宗旨，不問外面的是和非。”［1］(P100－101)這主要是因為在江西的很多地區，民眾的生活水平還是可以的。如在江西修水，中共所依靠的農村工人諸如“手工業工人如縫工、鐵匠、木匠，隋性特別比他處不同(如工作時間每天不過八小時，每人做衣一件還做不成，須要工錢五角吃主人的飯……)職工運動，殊毫無效。”［6］(P89)面對中共黨人的革命主張，市民們也只說:“他們的主張固然好，但是如何得成功。”［7］(P204)

江西這種“落后”的革命情形在黨的相關文件中也多次提到。1927年11月30日，在《江西省委致中央信》中提到:“中央負責同志大都認為目前江西革命是沒有多大辦法與希望的，因為江西民眾非常沉悶，這是在中央最近的通訊及其他決議中可以看得出來的，料想與中央對于江西工作亦未必重視。”［8］(P44)在1929年12月12日的《江西省委報告》中再次說到“江西過去為一般人所輕視，認為在革命戰線上是永久落伍的省份。”［8］(P56)特別是在“文化落后的贛南，一般人的政治意識都是異常淺薄，同時黨的工作，又只剛復開始，故黨的政治宣傳，不但未能深入群眾，簡直可以說是沒有，因此，我們要使贛南民眾有很明確的政治意識，很堅決的要求，非特別加緊目前的政治宣傳與煽動不可。”［8］(P32)贛南革命形勢的落后，也正因為如此，中共中央早期在江西革命的線路一再強調是“應注重從吉安經南昌至九江一線”［9］(P461)的北上線路。而且對朱毛紅軍“擅自”向贛南方向活動的行為一再提出嚴厲的批評。如在1928年10月2日的《中央致江西省信》和1928年11月6日的《中央巡視員賀昌給龔楚兄轉玉階潤之及四軍軍委信》中都先后重申:“關于四軍的活動范圍，中央歷次決定須在贛西和湘南，往贛南實為死路”［10］(P3)、“向贛南去的戰略，中央堅決反對，因為贛南群眾與黨的基礎都非常薄弱。”［10］(P394)

二、組織乏力:中央蘇區的早期革命生態

1．革命同志的數量、社會構成與活動情形

中共革命初期的經驗讓革命者認為，想求革命的信念能為多數農民所了解，除了在學生中努力制造宣傳人才外，沒有更好的方法。這首先是因為在革命群體中，學生、知識分子占了絕對的優勢。如1923年南昌地方團員共21人，其中“學生團員12人:王立生、冰冰、丁潛、劉五郎、汪群、陳之琦、王朝瑾、汪偉、曾弘毅、何楨、方志敏、崔豪;小學教師2人:劉修竹、劉拜農;商伙5人:陳日光、周一塵、易虛、趙醒農、趙履和;工人1人:郭炳生;女子1人:許若蘭。”［1］(P6)這種知識分子團員的成分是越來越加大了，到1925年8月更是占了絕對優勢，南昌地委團員總數是52人(女3人)，其中“工一，學四(十)九，店員二。”［1］(P184)到1925年11月，總數55人，其中“工人一人，農人一人，婦女五人，店員一人，學生四十六人，教員一人。”［1］(P243)在近3個月的時間里，團員數增加了3人，但仍然是學生占了絕大部分。在1926年7月的中共中央擴大會議上，統計全國黨員是11257人左右，而江西只有區區105人［11］(P84)。到本年度底，直屬中央黨部的江西黨員人數也是在500人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