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國傳統法學的淵源、背景及其歷史性檢驗分析

沒有現代化的法學理論指導，也就不可能有現代化的法律實踐、發揮以法治國的極大功能。這一命題還未得到法學界的普遍肯定，但已為近年來大量法律實踐的事實所證明。實踐中存在的以言代法、以文代法，有法不依等現象，以及法律的人民主權遠未樹立，“以法治國”未能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改革開放”一樣立為國策等，其思想認識根源在于未能實現法學理論觀念的現代轉變與更新。其中關鍵又在于把我國傳統法學(指五十年代從蘇聯照搬進來的維辛斯基法學)當作馬克思主義法學，苦苦堅持，以致在法律教科書上寫的、“普法”課上講的、書店里賣的、法學報刊上發表的、法學殿堂里傳授的，基本上仍是五十年代從蘇聯搬進來的那套理論觀念:即法起源于階級斗爭的不可訓和‘起源論)，法是統治階級的國家意志(本質論)，法是階級斗爭或階級統治的工具(功能論)，法與階級共存亡(發展論)，法是階級社會的特有現象(特征論)等五條大綱。至于原始社會沒有法、共產主義社會沒有法、以及惠新宋同志提出的共產主義社會即使有環保法、森林法等社會規范也“不是法”等，則是這五條綱領性理論的必然推理。這一理論體系是我國傳統法學的淵源，它原原本本地載在維辛斯基著的《國家與法的理論》(法律出版社，1955年版)一書之中。

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這套理論的產生是有它的時代背景的。它適應于蘇聯當時高度集權的產品型經濟，意志型經濟，在政治上推行階級斗爭擴大化，在科學上批判恩格斯《家庭、私有制與國家的起源》等巨著，它是這一社會歷史背景的產物，而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法學。它的很多東西是附加給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在很大程度上是獨特體現單一“統治階級意志”，實行所謂“階級統治，的人治型理論。遠非馬克思主義法學的本義。

在蘇聯這套法學理論與“政治就是階級斗爭”的政治理論相互配合，作為階級斗爭擴大化的理論指導，統治蘇聯政法界以至社會達半個多世紀，至現在問題才充分暴露出來。在我國這一理論對讓會主義建設的嚴重危害也已為三十多年來的歷史實踐所證明:

(一)在“政治就是階級斗爭”、“法律就是統治階級意志”、“階級斗爭工具”相互配合的理論指導下，50年代末法律、法學本身幾乎也受到否定。法學刊物停出，法律學校停辦，法學研究機構波撤銷，公開不要“法治”而施行人治，法學與社會的發展遭到極大的挫折。在這一過程中，法學理論對社會建設實際上是起了幫倒忙的破壞作用。

這是解放后這種法學理論經受社會實踐的第一次嚴峻檢驗。

(二)60年代初雖然開始重視法律，在方法上也作了一些糾正，但仍未提高到政治法律的根本理論上來認識，于是在同樣的政法理論指導下，發展至“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動亂，使國家主席和一大批黨和國家的元勛橫遭迫害，大批冤假錯案禍及不知多少人民群眾，國家經濟建設瀕臨破產邊緣。這是傳統法學理論解放以來經受社會實踐的第二次嚴峻檢驗。

(三)粉碎“四人幫”以后，人心思法，人心思治。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政治上拋棄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經濟上批判了高度集權的“意志型”、“產品型”經濟模式，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前提下實行開放、改革，使經濟建設獲得空前的繁榮，法制建設也取得了很大發展，但是，法學理論觀念基本上仍是五十年代的。于是理論及實踐嚴重沖突，憲法上明文規定人民民主專政，法學理論卻要堅持“階級統治”。當前，法制建設日趨完備，而法治狀況卻遠不能令人滿意，與這種理論觀念未能轉變有極大關系。’己束縛了人們的民主思想意識，阻礙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我們國家能否走上法治的軌道，我們的法學能否科學化、現代化起來，應該說，我國法學當前又面臨著社會實踐的第三次檢驗。

二、對堅持維辛斯基法學的種種“理由”的批駁

維辛斯基法學的核心是階級論，即唯統治階級的國家意志和階級統治(工具)論。

堅持維辛斯基法學的同志以種種“理由”為這種理論辯護，阻礙法學理論的創新與現代化。這些理由，從新近發表的論著來看，主要的有:

(一)馬克思早期言論的未“成熟”論。我在《論法學現代化與法的本質概念的科學表述》(《政法論壇》1985年第3期)等文中，引用馬克思1842年投入社會實踐以后說的法律“應是人的社會行為必備規律”、“應是人民意志的表現”、維護剝削階級特殊利益的法律是統治的剝削階級意志的表現等，指出馬克思關于法的本質的觀點是系統論的，而不是統治階級意志單一因素的質點論的。它具有多層次的系統結構，深層次是客觀規律性、科學性，其次是社會性、人民性，再次則是階級性(包括革命的階級性和反動的階級性)，法律的階級性隨著社會發展至階級社會而產生，也將隨著階級的消亡而消失。但它的科學住、規律性、人民性、社會性不但不會消滅，而且將隨著社會的高度發展而更加完善。相對于不同的歷史條件和對不同論戰對象的需要，馬克忍、恩格斯等有時強調法的本質的某一方面，這是必要的也是科學的。但是，在學習他們關于法的本質的論述時，務必系統地、全面地掌握，而不可固執于某一方面倉例如統治階級意志性)，甚至將之僵化起來，并將之運用于任何條件下的社會實踐。

有的同志不同意以上分析，認為馬克思早期說法的客觀規律性、社會性、人民性等話時還未“成熟”，應以《共產黨宣言》上說的“統治階級意志”性為“依據，而不應是馬克思早期關于法的那些言論”為準，否則就是以早期的馬克思的言論來否定經已成熟了的馬克思主義(詳見孫國華《也談法學的現代化與法的概念的科學表述—與吳世宦同志商榷》、《政法論壇》1985年第6期)。筆者認為，這種成熟不成熟論、早期與晚期機械割裂論是完全站不住腳的。《共產黨宣言》(1847年)發表以后的第三年(1849年)馬克思還說，法律“是社會共同的，由一定物質生產方式所產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現”，(《馬恩選集》第6卷第229頁)而不只限于“統治階級意志”的單一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