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這個學術生產越來越“短平快”的時代,一本足足耗了七年時間完成的著作———《“民族”想象與國家統制———1928~1948年南京政府文藝政策及文學運動》(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至少首先表明了倪偉的認真與用心。僅從書后列出的長長“參考文獻”,特別是那些在文學史中罕被提及的民國報刊雜志中,即可看出作者在基本史料和文獻占有方面所下的一番功夫。僅此一點,大概已經能夠回應關于現代文學研究“學術品格”的諸多非議了。可是,在我看來,更值得關注的,還在于此書對于現代文學研究既有范式的挑戰和突破。倪偉通過這本專著,展現了在新的視野和方法下,重新觀照、理解和講述“中國”、“現代”、“文學”的可能性。也正是這種日漸顯露出來的嶄新面向和豐富可能,讓人感到興奮,并對現代文學研究的活力保持著不懈的期待。

誠如倪偉在“引言”中所言,“在20世紀中國文學和文化史上,1949年前國民黨政府統治大陸時期所制定、推行的文藝政策以及組織、策劃的屢次文學活動,一直被輕易地忽略了。”(第1頁,下文引用該書,均直接在引文后標明頁碼)這種“忽略”,當然與國民黨在大陸的政治失敗是分不開的。共產黨取得政權以后,毛澤東“新民主主義文化”的論述成為意識形態領域的權威聲音。1950年代以后幾部在大陸影響較大的新文學史稿,無論是“現代”觀念的內涵、分期,還是敘述線索、結構、作家作品的具體評價,都是內在于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的解釋框架中的。五四以來的文學、文化,被講述為圍繞著“反帝反封建”主線,由“現代”進化到“當代”的發展過程。紛繁曲折的文學現象,經過這樣組織、編排和裁剪、刪削,變得脈絡清晰、規律明顯。“進步”與“反動”,各安其位。那些不能納入革命敘事的部分,一并被打入“另冊”。作為失敗者的“南京政府”,其文藝政策與文學運動,不可能得到完整的敘述。

1980年代中期以后,隨著“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提出與“重寫文學史”的展開,一種新的文學史范式逐漸成形。“回到五四(文學傳統/思想文化)”的歷史沖動,以及知識分子敘述歷史的主體自覺,促使學人反省以往意識形態化的文學史模式。一大批過去被忽略、被壓抑的作家作品、文學現象“浮出歷史地表”,進入了研究視野。文學的藝術性和“去歷史化”的“美學標準”也成為了文學史研究最重要的評價尺度。在這種“純文學”視野中,左翼文學黯淡下去,不復有原先的光彩。“沈從文熱”、“周作人熱”、“張愛玲熱”、“鴛蝴派”、“新月派”、“中國新詩派”、“小品文”等,取而代之,備受關注。有意思的是,盡管現代文學版圖發生了變化,但國民黨一邊的文學活動仍然因為與政治糾纏不清,“文學價值”可疑,再一次被忽視了。

由于過分執著于“文學”與“政治”之間的截然對立,而對二者的復雜關系缺少更深刻的思辨,大部分“重寫文學史”“作業”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種簡單翻轉。不過是用啟蒙話語替代革命話語,然后做一系列的“減法”和“加法”而已。

文學史敘述的基本結構,其實沒有發生根本的變化。對于文學與社會歷史、意識形態的交互作用,也沒能提供更有反思性、啟發性的認識。

以致于到了20世紀90年代,“這種研究范式漸呈疲憊、枯竭之態”(第7頁)。開放鎖閉的空間,引入新的理論視角,于是顯得迫在眉睫。

在倪偉看來,“文學史研究首先應是歷史的研究”,要能夠體現某種“歷史觀”,“提供對于包括文學在內的整個社會歷史運動的某種洞見”(第8頁)。與其在單純的作家、作品的“文學”視野中討論“文學”,不如把重心轉移到“作為社會的象征表意系統的文學”(第8頁)中來。既探討在特定的社會歷史語境里,“文學的生產和再生產”的形成與演變;同時,又注意到“文學”與其他社會子系統之間的關系,以及對于社會整體歷史的回饋作用。具體到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應當“緊扣住中國現代性”,“探討中國特殊的現代性是如何在文學的創作、生產以及演變過程中呈現出來的”,包括“文學的現代觀念是如何形成的?現代‘文學’的生產與流通方式發生了何種變化?文學生產與中國社會的現代化進程是怎樣結合起來的?”(第9頁)而倪偉最關心的問題,則是文學與現代民族國家建設之間的關系。“文學是如何被整合進民族國家建設的方案之中的?它在民族認同或是民族意識的形成中發揮了什么樣的作用?”(第9頁)因而,他選擇20年代末至40年代末的南京政府的文藝政策與文學組織活動作為研究課題,追蹤20年間“民族主義文學”的軌跡,探詢文學之于“民族”想象與國家統制的意義,就不僅是出于填補文學史空白的考慮,更意味著在文學史研究范式轉換上的一種嘗試。

作為現代性中的核心問題,民族國家與民族主義在反省現代性的研究中已經得到格外的關注,一批關于民族主義的研究專著陸續問世,如杜贊奇(PrasenjitDuara)就清理了中國近現代歷史中民族主義敘事和線性歷史觀關于“民族國家”的種種先入之見。①而文學與民族國家的關系,近年來也討論頗多。安德森(BenedictAnderson)提出“民族”本質上是一種現代的想象建構,18世紀初興起的兩種想象形式———小說與報紙,“為‘重現’民族這種想象共同體提供了技術手段”。②柄谷行人從起源上提示了日本現代文學實際是現代國家建制的一部分。③劉禾更直接地指明,中國現代文學以及體制化的文學批評,“一方面不能不是民族國家的產物,另一方面又不能不是替民族國家生產主導意識形態的重要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