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文化”是一個寬泛的概念,可以涉及愛情、婚姻等各個方面,可以說每時每刻它都在發生變化,要全面更新、涅磐、異變必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五四的大沖擊是令人震撼的,那是一個懷疑一切又顛覆一切的時代,是一個暴躁凌厲的時代,但激情過盡終歸平靜,吶喊之后必是彷徨,承傳也好,異變也罷,這兩種存在是誰也離不開誰,相依相伴的,沒有了“愛恨交織”,沒有了“兩難選擇”,后果又能有什么意義,一切精彩盡在過程之中,盡在傳統與現代的矛盾存在之中,因此,我們不可以任加褒貶,只能寫出當時的事實存在,警醒讀者去領悟、思辨、認知。

一、自由戀愛的婚姻觀與夫唱婦隨的倫理觀的“愛恨交織”

五四是一個鼓吹自由、民主、博愛的時代,一個青春與個性張揚的時代,五四新文化的矛頭是直指傳統舊文化、舊道德的,其中尤為突出的一點便是提倡婦女解放與婚姻自主。這一旋律在整個現代文學中緩緩進行,這一主題也為眾多作家所青睞。

胡適先生的劇本《終身大事》較早提出了婚姻自主的命題,主人公田亞梅是時代的新女性,她爭取戀愛自由、婚姻自主的勇氣頗佳,雖然這個劇本多少有點理想化,但并未影響作者摯直單純的思想表達,我們也不能因此否認開拓者的篳路藍縷之功。丁西林的《一只馬蜂》中吉先生和余小姐處于新舊交替的環境中,但他們已流露出對于婚姻的自由追求的思想。吉先生希望通過自己的行動找到所愛,余小姐也喜歡上了吉先生,雖然他們不敢把自己的想法直接表達出來,但是這一切都是符合彼情彼景的。馮沅君的《旅行》中寫到:“我很想拉他的手,但是我不敢,我只敢在間或車上的電燈被震動而失去它的光的時候,因為我害怕那些搭客們的注意。可是我們又自己覺得很驕傲的,我們不客氣的以全車中最尊貴的人自命。”[1]

這篇作品描寫了兩位熱戀的青年外出旅行夢一般的十天甜蜜生活,最成功之處在于旅行中愛的矛盾心理的刻畫與表達,從而反映了“五四”青年反對封建家庭的包辦婚姻,大膽追求戀愛自由與婚姻自主。小說以簡潔清雋的文筆,細膩動人地展現了他們“將毅然和傳統戰斗,而又怕毅然和傳統戰斗,”遂不得不復活其“纏綿悱惻之情”的矛盾心理。這一主題不僅僅表現在小知識分子身上,在革命作家與農民作家的筆下也有表現。左翼革命文學青年柔石在他的小說《二月》中寫到:“你知道密司脫錢很想娶我底妹妹,當初母親大有滿意的樣子。我因為妹妹終身的事情,任妹妹自己做主,我不加入意見。”[2]

言語中流露出作者的婚姻自主的思想。解放區農民作家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表明婚姻自主的思想也滲到了農民的觀念之中,在古老的中國大地上生根發芽,傳統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為“自由戀愛、婚姻自主”代替,雖不是全部,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小說講述了解放區新一代青年男女自由戀愛的故事,小芹與小二黑在傳統勢力的斗爭中完成了自由戀愛,實現了婚姻自主。

在整個現代文學史的長河中貫穿了自由戀愛的婚姻觀,但是結婚之后的青年們怎樣看待夫妻關系,如何處理夫妻矛盾又成為一些不可回避的現實問題,作家們也不惜筆墨反映了這些問題。

冰心的《兩個家庭》開頭與結尾有李博士的關于“家庭的幸福與苦痛,與男子建設事業能力的影響”[3]的講話。那么冰心理想中的幸福與不幸家庭的定位是怎樣的呢?三哥與亞茜的家庭應該是理想的。冰心在小說中是這樣描寫這個家庭的:我道:“三哥為何這樣忙?”三哥說:“何嘗是忙,不過我同亞茜翻譯了一本書,已經快完了,今天閑著,又拿出來消遣。”我低頭一看,桌子對面有兩本書,一本是原文,一本是三哥口述亞茜筆記的,字跡很草率,也有一兩處改抹的痕跡,在桌子的那一邊,還壘著幾本也都是亞茜的字跡,是已經翻譯完了的。我說:“正合了梁任公先生的一句詩‘紅袖添香對譯書’。”[3]這是一個夫唱婦隨的家庭,有著更多的傳統家庭的因襲與承繼,亞茜會教育孩子,會輔助丈夫,是一個賢內助,這便是冰心幸福的家庭的界定,像孟光和梁鴻一樣舉案齊眉,相敬如賓。再來看陳先生的家庭:陳先生冷笑道:“好容易回到家里,又看見那零亂無章的家政,兒啼女哭的聲音,真是加上我百倍的不痛快。我內人是個宦家小姐,一切的家庭管理法都不知道,天天只出去應酬宴會,孩子們也沒有教育,下人們更是無所不至。我屢次勸她,她總是不聽,并且說我不尊重女權,不平等,不放任種種誤會的話。”[3]無奈陳先生最后酗酒得肺病死掉了,他的才華與膽識因家庭的不和諧隨風而去。從這兩個家庭的鮮明對比中,我們可以看出冰心女士是這樣看待家庭中的夫妻關系的:她尊重女性,但不是女權者,她認為女性應永遠像大地之母一樣緊緊地將男性拴在大地之上,如若不然只能家破人亡,如陳先生那個不幸的家庭一樣。在這里,我看到更多的是傳統家庭倫理觀的因子,仿佛眼前有這樣一幅素描:一個古裝的女子站在自己的丈夫身旁給他裁紙研墨,那丈夫在宣紙上用毛筆臨著字,好一幅人間至愛之景!夫妻間的關系如此,夫妻間矛盾的調和也便可知一二,做妻子的必須對丈夫服服帖帖,這是不爭得天理,即使二人并不和諧,離婚這個字眼是萬萬說不得的。老舍在《離婚》中寫道:“張大哥一生所要完成的神圣使命:作媒人和反對離婚。在他眼中,凡為姑娘者必有個相當的丈夫,凡為小伙子者必有個合適的夫人。”[4]他還寫道:“至于自由結婚,哼,和離婚是一件事情的兩端———根本沒有上過天平。這類的喜事,連張大嫂也不去致賀,只派人去送一對喜聯———雖然寫的與挽聯不同,也差不很多。”[4]老舍幽默詼諧的筆調傳達出的是對舊中國兒女傳統心態的批判,但也真實地表達出國人的傳統心態不是朝夕之間即可改變的事。自由結婚和離婚在青年們眼中并不新奇,但在老式市民心目中卻好比雷池,老舍寫道:“離婚?”吳太太似乎沒想到過,“你是什么話呀,李先生?這還不夠丟人的,再鬧離婚?”[4]青年女子喪夫后的改嫁也是為人所不齒的,從一而終的貞節牌坊還是深入人心的。柔石在《二月》中寫道:他卻向房內走了一圈,忍止不住地說出:“轉嫁!我勸你轉嫁。”婦人卻突然跳起來,似乎她從來沒有聽到過婦人是可以有這樣一個念頭的。她遲疑地似無聲的問:“轉嫁?”[2]連個念頭都沒有,實在可怕,可是有了念頭又能怎樣,也只不過讓念頭僅是一個念頭而已。施蟄存的《春陽》中的嬋阿姨有這種心理、這種念頭,但是只能是徒增一些心靈的焦躁、內心的掙扎,害怕最后像《饑餓的郭素娥》中的郭素娥一樣被火鏟活活烙死也是有可能的,至少應逃脫被人指罵的命運吧?一場五四新文化風暴沖刷走了國人許多舊思想,一些青年開始大膽追求自主的愛情婚姻,渴慕幸福的家庭。中國傳統“家文化”中的夫妻兩性關系出現了不同于傳統的變異。但這只是萬事之開端,國人心目中更多的是傳統因子的一些承傳,或有婚姻自主的想法而無那勇氣,或遭受非議而中途失敗。更為可怕的是對于傳統夫妻關系太為看重,承傳了太多的舊因子,因此使得夫妻兩性間的關系太為凝重,出現了新與舊的“愛恨交織”。一邊是“我是我自己的,他們誰也沒有干涉我的權利”[2]的高聲吶喊,一邊是“彩線慵拈伴伊坐”[5]的傳統情懷。一邊是青年們婚姻自主的強烈追求,一邊是傳統民眾對傳統文化的極端保守。即使新的戰勝了舊的,在整個的大文化環境中也還是難逃宿命,像魯迅筆下的呂緯甫轉了一個圈又回到了原地。但是這些苗頭的出現已是可喜,我們不再奢望星星之火,因為難能,所以可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