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我國環境稅改革呼之欲出，漸進式改革的思路毋庸置疑。以消費稅為載體，逐步向縱深探究，這應當是我國環境稅改革的基本思路。本文從消費稅的經濟效用出發，結合環境稅改革的特點，力圖說明我國環境稅改革應當以消費稅為切入點。
關鍵字：消費稅 環境稅 效用分析
    環境稅改革既要考慮理論上的合理性，更好考慮現實的可行性。漸進式改革是現階段環境稅選擇的重要方向，在現有的稅制中增加環境稅的涵蓋范圍，并在此基礎上增加環境稅的稅收比重，逐漸降低企業和居民對環境稅的排斥心里，弱化改革阻力。在現行稅種中，消費稅扭曲性較小，對經濟影響相對不強，可以作為環境稅漸進式改革的載體。
    一、消費稅效用分析
    消費稅又稱貨物稅，是指對一切消費品和消費行為進行征稅的稅種，消費稅在諸稅中具有明顯的選擇性。所謂選擇性是指消費稅與增值稅在范圍上不同，消費稅僅對部分商品征稅，而增值稅是對所有的商品征稅。政府可以利用消費稅的這一特點實現一定的社會經濟目標。在環境保護上，消費稅可以作為環境稅依附的載體。一方面，消費稅是對消費行為課稅，因此它不是對資本和勞動力征稅，稅收的扭曲效應較小，在經濟上有"效率" 。根據伯納德•薩拉尼的稅收等式，假設在完備的金融市場條件下，可以把一個生存時期為T、遺產繼承額為H 、遺產遺贈額為S 工薪消費者的跨期預算約束條件表式為：
    + = +H ,其中，C為消費，L為勞動，r為貼現率。這一等式表明，如果沒有遺產，那么消費稅就正好等于工薪稅，更為一般的說，對于消費和留下遺產所征的稅等于對工資和繼承遺產所征的稅，因此可以說，消費稅會對福利產生積極影響，尤其在資本過于短缺的經濟中。并且大部分定量研究通常的結論是：消費稅對福利確實具有正面影響，但是數字變化不定。另一方面，消費稅是選擇性稅種，征收和調控的對象主要是消費品和消費行為，通過合理設計消費稅，對生活必需品免稅，對奢侈品進行征稅，能起到兼顧"公平"和“效率”的效果，特別是效率，即通過引導市場導向，使資源流向彈性小的生活必須品。消費稅的"選擇性"使得環境稅在收入分配上的問題得到了一定程度解決。
    二、環境稅改革
    我國目前的稅制中，與環境資源有關的稅種包括對煤、石油、天然氣、鹽等征收的資源稅、對特定消費品征收的消費稅、對機動車、船征收的車船使用稅、專用于城市維護建設而征收的附加于流轉稅上的城建稅、針對成品油消耗征收的燃油稅等，同時還有排污費、綠化費征收等一些相關的環保法規。如果從消費稅的角度看環境稅改革，當前我國消費稅中可以視為環境稅的大體包括：高能耗及高檔消費品，如小轎車、摩托車等；不可再生和替代的石油類消費品，如汽油、柴油等；木制一次性筷子，實木地板等?，F以環境稅為載體，從幾個角度對環境稅進行分析。
    （一）、 "雙重紅利"與“總紅利”
    隨著環境問題的日益嚴峻，更多學者開始關注稅收對環境調整作用，環境稅的“雙重紅利”假說是環境稅改革的成果之一。Bovenber（1999）和Goulde（1995）很好地解釋了“雙重紅利”假說，認為開征環境稅可以實現“雙重”目標：一方面開征環境稅，可以將環境污染外部成本實現內部化，從而改善生態環境質量，實現環境狀況改善，有效地控制污染，即環境目標，也稱為“綠色紅利”。另一方面，開征環境稅之后，可以利用其收入來降低現行稅制對資本和勞動產生的扭曲，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持續增長、增加更多社會就業等。這有助于實現降低超額稅收負擔的目標，即非環境目標，亦稱為“效率紅利”。
    絕大多數學者認同環境稅的第一重紅利，對于第二重紅利的存在與否，學界意見不一。
    根據西方學者的理論，能否產生第二重紅利取決于環境稅的收入循環效應是否大于稅收的交互效應。從各國的實踐來看，90年代以來的環境稅綜合稅制改革一定程度的佐證了雙重紅利。Bosquet對30多個OECD國家的環境稅效應分析發現，環境稅改革以后，多數國家的環境質量有所改善，但其增加就業的效應并不明顯?？梢哉J為，環境稅改善環境的第一重紅利是存在的，是否存在第二重紅利并不絕對。因此，我國實行環境稅能否產生"雙重效益"還需要更加嚴謹的分析。一種可行的做法是，關注環境稅的“總紅利”，即第一重紅利和第二重紅利的相抵總和，提高第一重紅利的比重，使環境稅真正成為綠色稅收，從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角度出發，政府應優先考慮環境保護這層紅利，因此我國可適當加大消費稅中環境保護稅收的比重，達到環境保護的目的。但是在開征稅種前應對該稅種的環境保護功能做出較為充分的估計。另外，將環境稅收收入用于社會保障資金的籌資，或者降低企業為雇員社會保障的支出可能不失為一個好的稅收收入再利用途徑。
    （二）、稅收公平
    從經濟學角度講，收入公平分配是關于收入分配參與機會與分配結果的價值判斷。哲學家布萊曼尼茨對公平的定義是，一個勞動者在選擇自己的職業時，應該有與別人均等的機會，這種機會不應該因先天的不足而受到限制。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由市場決定的個人收入分配從公平的角度看存在局限性，這種局限性需要政府通過稅收來調節，這就是稅收公平。
    稅收公平的實質是要使納稅人所承受的負擔與其經濟負擔狀況相適應。根據拉姆齊關于幾個消費者的模型，  ，該方程左邊被稱為產品k的抑制指數，讓 取一個較小的值，于是在效用水平固定的情況下，對產品j征收稅額 ，就使得消費者i對產品k的消費量減少百分比的相反數。它也可以解釋為由于稅收所引起的對產品k的補償性需求的相對減少量。方程的右邊，依賴于 ，也就是依賴于消費者i的凈社會邊際收入效用與其在對產品k總消費中所占的比例之間的協方差。該模型表明，政府應當減少阻止對具有正的 的產品的消費，也就是稅收體制應當對普通商品減稅或免稅，對奢侈品或者高檔商品征稅，則能較好地兼顧稅收公平。因此，在消費稅尤其是對奢侈品的征稅中融入環保能有效保證稅收公平，而不至于帶來稅收累退這樣的負分配效應。如對大排量的汽車征稅，這不僅是對奢侈品征稅，也在一定意義上間接保護了環境，因此可以在對奢侈品征稅的基礎上再加上部分環境稅的稅負，但是這必須結合中國居民的收入結構，盡量使稅負不至于更多地落在中下層收入水平的居民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