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雜志基礎信息：

《教育雜志（TheEducationMagazine）》由商務印書館創刊于1909年，止于1948年，計出刊33卷382期，歷任編輯計有陸費逵、朱元善、李石岑、唐鉞、周予同、何炳松、黃覺民、趙廷為、李季開等。本志在39年的刊載歷史中共因故停刊兩次，第一次為一二八事變，此后雜志暫時休刊至1934年9月復刊，復刊后主編為何炳松。第二次休刊為1941年12月日軍攻占香港，商務印書館印刷設備被劫，此次休刊影響巨大，后至1943年雜志無以為繼，編輯部解散。后1947年7月方恢復建制，此時主編為趙廷為、李季開二人聯名。本志起始為三十二開，后改為十六開。

二十世紀初，我國現代教育學尚處于起步階段，其時有《教育世界》、《直隸教育官報》等雜志譯介海外教育理論，國內辦新學的風氣也一時大盛。在這個時候，創辦一份體現國人思想的教育雜志乃是迫切需求。于是，《教育雜志》便在1909年2月15日在上海應運而生了。

《教育雜志》的第一任主編是因為《楚報》而遁來滬上避風頭的陸費逵。路費先生是一個熱心于學制改革的主編；于是在他任上，除去將這份雜志的辦刊方針就固定在“研究教育，改良學務”之外，他還赤膊上陣撰寫一批文章以壯聲勢，如《普通教育當采用俗體字》（創刊號）、《縮短在學年限》（同前）。

教育雜志欄目設置：

與商務館同時期的雜志結構類似，《教育雜志》設有言論、實驗、圖畫、學術、教授管理、教授資料、史傳、教育人物、教育法令、章程、文牘、文藝、談話、雜纂、質疑問答、介紹批評、名家著述、調查等欄目，初期以西方教育思想與各國教育制度為雜志部分主干內容，其教育理論除譯介日本教育學心理學等成果外亦就國內教育問題予以分析。

《教育雜志》按年分卷，每卷12期，發行共達40年，至1948年12月停刊。

除介紹教育內容外，本雜志也刊登文學作品，包天笑所譯《馨兒就學記》（從日譯《愛的教育》改寫）為其中極著名者，此文曾有節選內容入選商務館小學語文課本。

教育雜志發展歷程：

1912年，路費先生離開商務館另立門戶，《教育雜志》交與朱元善主持；與前任主編有所不同，朱先生為一名老派出版家，在雜志形制上與陸費先生主編時基本相近。不同之處僅在于后者善于從別國雜志中吸取精要。于是朱元善執掌《教育雜志》后，雜志上乃多辟“天民”一筆名，這是雜志社內共用的一個公共筆名。這些具名為“天民”的稿件多數是由朱元善選編并交樊炳清等編譯所同人編譯。對于這個時期的《教育雜志》，曾在商務館任職的茅盾如是說；“……它及時介紹歐美新的教育學說，教育改革情況。”由此，其讀者“中學或師范學校的老師為多”。

1918年9月后，商務印書館遭《新青年》批評；其中羅家倫的《今日中國之雜志界》為《教育雜志》加上“市儈式”雜志的標簽。商務亦自覺此為變革契機，于是1922年時主編改為李石岑。

1920年2月，美國柏克赫斯特女士創試這種教學制度于馬薩諸塞州道中學，具有極大的影響。本月，該教學在我國一些大城市的中學內開始試行。

1922年6月，《教育雜志》刊登鮑德征《道爾頓實驗室計劃》一文，向國內介紹道爾頓教學法。其后一些教育期刊大量刊登譯著及試驗報告，道爾頓制迅即在國內傳播。

道爾頓制是教學的一種組織形式和方法。其目的是廢除年級和班級教學，學生在老師指導下，各自主動地在實驗室內按計劃學習，發展其個性。

李石岑在管理《教育雜志》時，提倡學術獨立，并利用自己的學術優勢，將柏格森、尼采哲學引了進來。但他手頭除去《教育雜志》外，還有《民鐸》和《學燈》，于是半年之后，主編便換成了協助他編輯雜志的周予同。

9月，《教育雜志》特刊發表黃公覺的《最近教育思潮的趨勢》。黃公覺在他的文章中提出:"一切思潮的起源，多因為環境發生變化。舊時的方法與制度不能適應新的環境的緣故;教育思潮，就一方面說來，是對于舊教育或目前的教育表示不滿意的運動;就另一方面說來，就是教育家對于新環境中之教育方面圖適應的思想作用"。

黃公覺還在文中指出，現在教育家的思想趨勢，正朝著工業主義、實驗主義、社會與個人調和主義、平民主義這四種主義的軌道走去。

1923年初商務館為擴大知名度，擬讓編譯所哲學教育部主任，著名心理學家唐鉞擔任主編，但唐鉞先生在編譯所內事務繁忙，結末是勉強編完一期雜志后，1923年15卷第1期《教育雜志》上就刊出一則啟事：

“……因唐擘黃先生事務繁忙，本刊主編仍為李石岑先生……”從此開始直至1932年，教育雜志的主編依舊是李、周二人。在他們主編期間，商務館的幾大雜志基本上都被五四后的進步學人所掌握了。葉圣陶的《倪煥之》等一批進步文學作品也發表在了這上面。

1928年1月20日，長篇小說《倪煥之》在《教育雜志》第20卷第1號《教育文藝》欄目連載，至第12號載完。作者葉圣陶。1929年8月，該小說由開明書店出單行本，書前有茅盾的《讀〈倪煥之〉》，書后有《作者自記》。茅盾則為完成了'扛鼎'的工作"。

《死水》是聞一多自編詩集，由新月書店出版。該詩集收集了作者1925年以來的詩作28首，自創一格，自成一休，處處洋房著詩人火一般的愛國激情和對于新格律詩形式的執著追求。

1929年，地質學家趙亞曾在云南遇難后，《教育雜志》也率先發起了追悼。

一·二八事變徹底改變了商務館和《教育雜志》的命運。這份雜志直到1934年才恢復發行。復刊后《教育雜志》的第一任主編由何炳松先生擔任。何先生是1923年進入商務館的，他1927年僅編譯所后負責過一段《教育雜志》的相關事宜，深感編輯工作對做治學影響頗大。因此一二八后他便舉家遁走，專心治學。這次復出，乃是商務館高層三顧茅廬的結果。

何炳松先生擔任主編后，即提出要達到四個目標：打倒文盲（即消除文盲）、建設農村、提倡生產教育、提高文化程度。在他擔任主編期間，雜志得到最大限度恢復。他深感自己基本達成任務，便辭職去暨南大學。主編交給與黃覺民。

黃覺民先生擔任本刊主編一年之后抗戰爆發，隨之而來的是商務館等一批文化單位在1937年夏季就開始一路向南轉移，最后安頓在香港。

香港陷落后，《東方雜志》社長兼總編鄭允恭叛國投敵，充當偽亞洲文協主席。鄭唆使日人誘逼黃覺民出任偽東亞文協教育處處長。黃覺民自然拒絕接受，于是化裝成商人，連夜逃往澳門，而后輾轉到重慶，繼任《教育雜志》主編。兩年后，因經費拮據，《教育雜志》編輯部被裁撤，他改任成都商務印書館經理兼編審員。

抗戰勝利后，《教育雜志》于1947年復刊，復刊后主編為趙廷為與李季開。該刊于1949年休刊。

教育雜志訂閱方式：

ISSN：1673-2413，CN：14-1331/G4，郵發代號：80-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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