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特色荒漠化防治道路的探索歷程與經驗啟示

　　[摘 要]荒漠化防治對于提升生態系統質量和穩定性、促進沙區經濟發展、助力鄉村振興意義重大。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今，高度重視防沙治沙工作，在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等生態文明新思想新理念的指導下，通過加強防沙治沙的頂層設計和政策創新、實施一系列重點生態工程、加大荒漠化防治領域科技創新、發揮多元主體力量協力治沙、推進荒漠化防治履約與國際合作等，使我國荒漠化防治取得顯著成效，成功探索出了一條生態保護修復與沙區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共贏的中國特色荒漠化防治道路。當前，我國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積大、影響廣，在治理理念、治理制度建設、治理機制創新、治理技術等方面還存在一些瓶頸制約，充分利用好中國特色荒漠化防治的成功經驗，對“十四五”時期高質量推進荒漠化治理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荒漠化防治; 防沙治沙; 生態保護修復; 生態工程

　　段娟 中國井岡山干部學院學報 2021-12-27

　　一、引言

　　《聯合國關于在發生嚴重干旱和( 或) 荒漠化的國家特別是在非洲防治荒漠化的公約》( 簡稱《聯合國防治荒漠化公約》) 指出，“荒漠化”是指包括氣候變異和人類活動在內的種種因素造成的干旱、半干旱和干燥半濕潤地區的土地退化。[1]P710 荒漠化是一種自然和人為雙重因素影響下發生的復合型災害，危害范圍廣、危害程度深。作為全球性的重大生態問題，荒漠化對世界糧食安全、生態安全等構成嚴峻挑戰。被稱為“地球癌癥”的荒漠化，威脅著全球三分之二的國家和地區、五分之一人口的生存和發展。在全世界，每天約 331 平方公里土地退化為沙漠或荒漠，導致 13 億美元經濟損失。[2]我國是世界上荒漠化最嚴重的國家之一，歷史上遺留下來的自然生態環境相當脆弱，旱澇災害、水土流失、土地退化等問題都十分突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防沙治沙工作，始終堅持依法防治、科學防治、綜合防治的方針，通過制度建設、政策支持、科學治理、多元主體參與以及一系列重點生態工程的規模帶動，我國荒漠化防治取得顯著成效，實現了從 “沙逼人退”到“綠進沙退”的歷史性轉變。據第五次全國荒漠化和沙化監測結果顯示，截至 2014 年，與 2009 年相比，5 年間荒漠化土地面積凈減少 12120 平方公里，年均減少 2424 平方公里; 沙化土地面積凈減少9902 平方公里，年均減少1980 平方公里。自 2004 年以來，我國荒漠化和沙化狀況連續 3 個監測期“雙縮減”，呈現整體遏制、持續縮減、功能增強、成效明顯的良好態勢。“十三五”時期，我國荒漠化防治進一步取得顯著成效，累計完成防沙治沙任務 1097. 8 萬公頃，毛烏素、渾善達克、科爾沁和呼倫貝爾四大沙地生態狀況整體改善。在荒漠化防治領域，我國已提前實現了聯合國提出的“到 2030 年土地退化零增長”的目標，土地凈恢復面積全球占比 18. 24% ，位居世界第一，為全球土地退化零增長作出了重要貢獻。

　　習近平同志指出，“荒漠化防治是人類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偉大事業。”[3]P146 開展科學有效的防沙治沙工作對于修復沙區生態系統、促進沙區經濟發展、助力鄉村振興意義重大。當前，我國雖然初步遏制了荒漠化的擴展趨勢，沙區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都取得顯著成效，但由于我國荒漠化地區生態系統脆弱問題仍然存在，防治荒漠化依然面臨艱巨挑戰。2021 年春，我國北方地區發生了近 10 年來影響范圍最廣、強度最大的一次沙塵暴天氣，受影響人口約 6417 萬人; 受影響土地面積約 132 萬平方公里，其中耕地約 748 萬公頃，林地約1286 萬公頃，草地約5926 萬公頃。此次沙塵暴天氣為防沙治沙工作再次敲響了警鐘，荒漠化防治仍然任重道遠。2021 年 3 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 2035 年遠景目標綱要》設專章對“提升生態系統質量和穩定性”作出具體部署和安排。在荒漠化防治方面，強調要通過“加強北方防沙帶建設”“科學推進水土流失和荒漠化、石漠化綜合治理”等完善生態安全屏障體系。2021 年 4 月，習近平同志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九次集體學習時強調，“要提升生態系統質量和穩定性，堅持系統觀念，從生態系統整體性出發，推進山水林田湖草沙一體化保護和修復。”[4]2021 年 8 月，《“十四五” 林業草原保護發展規劃綱要》中將“森林覆蓋率達到 24. 1% ，森林蓄積量達到 190 億立方米”作為 “十四五”林草事業發展的 2 項約束性指標; 將“沙化土地治理面積 1 億畝”作為 10 項預期性指標之一。同時，還提出了“科學推進防沙治沙，加強荒漠生態保護，推進荒漠化、巖溶地區石漠化綜合治理”“做優做強林草產業，鞏固生態脫貧成果，推動鄉村振興”等“十四五”林業草原保護發展的重點任務。“十四五”時期，完成防沙治沙一系列艱巨任務，需要從中國特色荒漠化防治道路的探索歷程的回顧中，深刻總結荒漠化防治的重要經驗，并立足荒漠化防治面臨的諸多困境，從理念構建、制度健全、機制創新、技術研發、國際合作等方面探討“十四五”時期高質量推進荒漠化防治的路徑。

　　二、中國特色荒漠化防治道路的探索歷程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全國森林覆蓋率很低，華北地區僅為 1. 1% ，西北廣大地區幾乎無林可言。[5]P1 許多地方水土流失、風沙危害極為嚴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黨中央、國務院十分重視沙化治理問題，逐步完善了荒漠化防治法律體系、政策體系，實施了荒漠化防治重點生態工程，探索出了一條生態保護修復與沙區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共贏的中國特色荒漠化防治道路。

　　( 一) 1949—1977 年: 防沙治沙工作的起步探索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冀西平漢沿線的曲陽、行唐、正定、定縣、新樂、無極、藁城等 7 縣，沙荒綿亙，沙害面積共達 50 余萬畝。風沙侵犯耕地、損害禾苗，大片的良田變成沙漠，農業生產受到極大威脅。1949 年 2 月，華北人民政府農業部在河北正定縣設立冀西沙荒造林局，會同當地政府，領導農民造林。1949 年 10 月，中央人民政府林墾部 成 立，冀西沙荒造林局劃歸該部領導。 1950 年 2 月，林墾部召開第一次全國林業業務會議。梁希部長指出，“冀西沙荒造林局正在和風沙頑強斗爭，并且取得了相當的效果。別的地方可以繼冀西進行沙荒造林，發動群眾，鼓勵鄉村合作造林。”[6]會議確定在冀西、豫東、陜北和東北西部等重點地區，進行防護林建設。同年 5 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發布《關于全國林業工作的指示》，明確提出“在風沙水旱災害嚴重的地區，只要有群眾基礎，并備種苗條件，應選擇重點，發動群眾，斟酌土壤氣候各種情形，有計劃地進 行 造 林。”[7] 1953 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發布《關于發動群眾開展造林、育林、護林工作的指示》，提出在水土沖刷嚴重、風沙水旱災害經常發生的地區，應積極營造水源林和防護林。1949—1953 年，冀西、豫東、陜北、東北西部等地營造了大范圍的防風固沙林。如在冀西地區，據統計，1949—1952 年，行唐、新樂、無極、正定、藁城 5 個沙荒較多的縣份，完成沙荒造林 10. 69 多畝，可固沙 13. 3 萬多畝，占 5 縣純沙荒面積 31 萬畝的 42% 。[8]

　　隨著在風沙災害嚴重地區營造大范圍防風固沙林工作的開展，這一時期，沙漠科學考察和沙漠科學研究也開始起步。1955 年，我國在地處騰格里沙漠東南緣的寧夏中衛縣境內建立了第一個沙漠科學研究站。科研人員、鐵路職工、固沙人員采用麥草方格治沙技術，有效阻止了沙漠擴張，保證了包蘭鐵路安全運營。同年，中國科學院成立了黃河中游水土保持綜合考察隊。1956—1957 年，陜北分隊和固沙分隊對榆林、綏德、三邊、寧夏、內蒙古等地區的沙漠化危害和水土流失問題進行了考察。1958 年，國務院成立了治沙領導小組。同年，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國務院第七辦公室和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在呼和浩特市聯合召開了中華人 民 共 和 國 成 立 后 的 第 一 次 治 沙 工 作 會議———內蒙古及西北六省( 區) 治沙規劃會議。會議制定了“全黨動手，全民動員，全面規劃，綜合治理，因地制宜，因害設防; 普遍治理與重點治理相結合，改造沙漠與利用沙漠相結合，生物措施與工程措施相結合，大量造林植草與保護鞏固現有植被相結合”的治沙方針。此次會議還決定由中國科學院組建一支治沙科技隊伍，開展沙漠基本情況的考察以及有關治理措施的試驗研究。1961 年，中國科學院治沙隊通過長達 3 年的沙漠綜合考察，基本摸清了我國沙漠的面積、類型、分布、成因、自然條件、社會經濟條件等，繪制出了中國沙漠分布圖，并提出了不同類型沙漠治理的舉措，為以后荒漠化研究與治理奠定了基礎。

　　20 世紀 60 年代中期至 70 年代中期，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以糧為綱”以及“牧民不吃虧心糧” 等觀念的影響下，毀林墾荒、亂砍濫采、破壞植被等不合理的開發利用行為加劇了水土流失和草原沙化問題。如在內蒙古伊克昭盟地區，20 世紀 70 年代末期，全盟境內中度至強度沙漠化土地面積達到 45463 平 方 公 里，加上輕度沙漠化面積達 75347 平方公里，占全盟總面積的 86. 0% 。其中已失去生產能力的強度沙漠化土地達 27666 平方公里，占全盟總面積的 31. 64% 。[9]P818 這一時期，雖然治沙工作受到嚴重沖擊，但依然開展了包蘭及蘭新等鐵路沙害的防治工作以及沙通等鐵路選線和沙害防治措施的定位試驗研究。如在包蘭鐵路沙坡頭一帶，于 1968 年利用臨近黃河的優越條件，引 水 上 山，平 沙 造 林，栽 植 喬 灌 木 約 30 萬株。[10]P283 此外，這一時期，我國還開展了青新公路沙漠筑路與工程防沙研究、沙漠水庫防沙研究、風沙運動和防沙工程的風洞模擬實驗研究等。

　　( 二) 1978—2000 年: 防沙治沙工作有計劃、有步驟初步推進

　　20 世紀 80 年代前我國三北( 東北、華北、西北) 地區曾出現的 3 次大規模開荒，導致了森林覆蓋率的下降。據統計，1977 年，三北地區森林覆蓋率僅 為 5. 05% ，還不到全國當時森林覆蓋率 12. 7% 的一半。我國四大沙漠和八大沙地全部分布在三北地區，毀林開荒還進一步加劇了該地區的荒漠化問題。據 20 世紀 50 年代與 70 年代末航空相片對比分析，20 世紀 70 年代末，三北地區沙漠化土地增加了 390 萬公頃，平均每年擴大 15. 6 萬公頃。約有 1300 多萬公頃農田遭受風沙危害，l 億公頃草場沙化、鹽漬化，有 800 多公里鐵路和數千公里公路受到風沙侵襲，直接受沙害的人口約 5000 萬左右。[11]P42 針對上述問題，1978 年 11 月，國務院批轉國家林業總局《關于在“三北”風沙危害和水土流失重點地區建設大型防護林的規劃》，明確指出: 我國西北、華北及東北西部，風沙危害和水土流失十分嚴重，木料、燃料、肥料、飼料俱缺，農業生產低而不穩。大力造林種草，特別是有計劃地營造帶、片、網相結合的防護林體系，是改變這一地區農牧業生產條件的一項重大戰略措施[12]P170 。自此，三北防護林工程正式啟動。1979 年，在寧夏銀川成立了國家林業總局西北華北東北防護林建設局。同年，國務院批準成立三北防護林建 設 領 導 小 組，協調工程建設重大問題。 1988 年，林業部組織完成《三北防護林體系建設總體規劃》。按照規劃，三北防護林工程建設范圍涵蓋我國北方 13 個省( 自治區、直轄市) 的 551 個縣 ( 旗、市、區) ; 工程建設總面積 406. 9 萬平方千米，占我國國土面積的 42. 4% ; 工程建設期限從 1978 年開始到 2050 年結束，歷時 73 年，分三個階段八期工程進行。1978—2000 年，三北防護林工程從啟動到實施已完成三期工程。這一階段三北地區累計 完 成 造 林 2203. 72 萬 公 頃，占 規 劃 任 務 的 122. 3% ，其中人工造林 1538. 60 萬公頃，飛播造林 88. 17 萬公頃，封山封沙育林 576. 95 萬公頃，區域內森林總蓄積凈增加 2. 35 億立方米，占同期全國森林蓄積凈增量的 50% 。

　　隨著三北防護林工程的啟動實施，進入 20 世紀 90 年代后，黨和政府對防沙治沙工作日益重視，成立了專門的組織協調機構，召開了全國治沙工作會議，制定了荒漠化防治工作方針，出臺了防沙治沙財政和稅收等優惠政策，啟動了荒漠化監測工作并開始參與全球荒漠化治理，防沙治沙工作進入有計劃、有步驟發展的新階段。1991 年 7 月，國務院辦公廳批準成立全國治沙工作協調小組。同月，國務院在蘭州召開全國治沙工作會議。江澤民、李鵬致信會議，指出，“大力開展治沙工作，向沙漠進軍，是我國人民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一項長期的艱巨的任務。”[13]P31 8 月，國務院辦公廳轉發全國綠化委員會、林業部《關于治沙工作若干政策措施意見》。10 月，國務院批復了全國綠化委員會、林業部《1991—2000 年全國治沙規劃要點》。批復中指出，“要把治沙作為一項重要工程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沙區各級政府要把治沙工作列入重要議事日程”。[14]為進一步推動沙漠治理，合理開發利用沙區資源，12 月，國家稅務局出臺《關于對治沙和合理開發利用沙漠資源給予稅收優惠的通知》，指出，凡治沙地區為治沙而舉辦的企業生產的產品，可給予定期的減征或免征產品稅或增值稅的照顧。1992 年，中國農業銀行、中國人民銀行、林業部、財政部聯合下發《關于發放治沙貼息貸款有關問題的聯合通知》，決定從 1992 年起，至 1995 年止，中國人民銀行每年安排 1 億元治沙貼息貸款專項計劃和不低于 70% 的資金，由農業銀行組織發放，財政給予貸款使用者部分貼息。[15]P349 防沙治沙工作的有序開展還需要準確、及時、全面地掌握沙漠化土地變化信息，進行科學決策。科學治沙也是防沙治沙工作中的一項重要任務。1994 年 5 月，全國沙漠化普查與監測工作會議在銀川召開。為了持續了解全國荒漠化和沙化土地現狀與動態變化情況，此后每隔 5 年，我國都組織開展一次全國荒漠化普查與監測工作。防沙治沙還需要加強國際交流。 20 世紀 90 年代中期，我國開始正式參與荒漠化全球治理。1994 年，聯合國大會通過了《聯合國防治荒漠化公約》( 以下簡稱公約) 。同年 10 月，我國政府在法國巴黎簽署了公約。1996 年，全國第八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準了公約，我國正式成為公約締約國。1997 年，我國代表在公約第一次締約方大會上介紹了中國防治荒漠化成果，并呼吁發達國家承擔更大的責任和義務，積極幫助發展中國家履行公約。同時強調發展中國家要充分發掘潛力，依靠自我力量增強履約能力，在公約框架下，積極開展南南合作。[16]P309 此后，1998— 2000 年，我國代表團每年參加一次公約締約方大會，積極參與荒漠化治理國際合作與交流。

　　這一時期，我國還發生了 1998 年長江流域及松花江、嫩江流域的特大洪災以及 2000 年春北方地區沙塵暴天氣等自然災害，退耕還林工程和京津風沙源治理工程由此啟動。1998 年，國務院發出《關于保護森林資源制止毀林開墾和亂占林地的通知》，提出要立即停止一切毀林開墾行為、對已經發生的毀林開墾行為進行全面清查以及做好退耕還林工作。1999 年，四川、陜西、甘肅三省率先開展了退耕還林試點。2000 年 3 月，經國務院批準，退耕還林試點在中西部地區 17 個省( 區、市) 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 188 個縣( 市、區、旗) 正式展開。同年春，我國北方地區連續 12 次發生較大范圍的浮塵、揚沙和沙塵暴天氣，其頻率之高、范圍之廣、強度之大，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50 年來所罕見，黨中央、國務院對此高度重視。同年 4 月，國務院召開專門會議研究防沙治沙工作。 6 月，國務院再次召開專門會議研究環北京地區防沙治沙 工 作，并決定緊急啟動京津風沙源治理工程。

　　( 三) 2001—2012 年: 防沙治沙工作快速健康穩步推進

　　隨著防沙治沙工程的啟動實施，在三北防護林、長江防護林等生態工程作用明顯、建設力度大的地區，荒漠化、沙化均呈減少趨勢。但整體來看，荒漠化擴展趨勢仍然沒有根本改變。據統計， 1995—1999 年，5 年凈增荒漠化土地 5. 20 萬平方公里，年均增加 1. 04 萬平方公里; 5 年沙化土地凈增 17180 平方公里，年均增加 3436 平方公里。為進一步加強防沙治沙工作，進入 21 世紀，我國逐步完善了防沙治沙的法律體系、規劃體系、考核體系等，防沙治沙制度政策體系不斷健全。2001 年 8 月，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三次會議審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防沙治沙法》[17]，自 200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該法是我國為預防土地沙化，治理沙化土地，維護生態安全，促進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而制定的第一部關于土地沙化治理的專門性法律。為進一步加強林業治沙貸款財政貼息資金管理，更好地引導信貸資金參與林業生態環境建設，2002 年，財政部印發了《林業治沙貸款財政貼息資金管理規定》。2005 年，《全國防沙治沙規劃( 2005—2010 年) 》印發。為進一步加強防沙治沙工作，推動沙區社會走上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同年，國務院下發《關于進一步加強防沙治沙工作的決定》，提出了防沙治沙的一系列扶持政策。同年 6 月，財政部、國家林業局出臺《林業貸款中央財政貼息資金管理規定》，原《林業治沙貸款財政貼息資金管理規定》同時廢止。2009 年，國務院辦公廳轉發了國家林業局等有關部門制訂的《省級政府防沙治沙目標責任考核辦法》，提出要堅持客觀公平、科學合理、系統綜合、求真務實的原則，對省級政府防沙治沙目標責任履行情況進行考核。

　　這一時期，除了完善防沙治沙一系列制度政策體系外，我國還穩步推進防沙治沙重點生態工程建設。以京津風沙源治理工程和退耕還林工程為例。在京津風沙源治理工程建設方面，2002 年 3 月，國務院批準《京津風沙源治理工程規劃》。工程建設范圍涉及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及內蒙古等 5 省 ( 區、市) 的 75 個 縣 ( 旗) 。據 統 計， 1999—2009 年，工程涉及的 5 個省區市沙化土地總面積減少 116. 3 萬公頃; 2001—2010 年，工程區土壤風蝕總量由 11. 91 億噸下降到 8. 46 億噸，降低了 29% ; 工程區森林覆蓋率達到 15. 01% ，工程區初步建成錫林郭勒盟渾善達克沙地南緣、烏蘭察布市陰山北麓、冀蒙邊界、毛烏素沙地東緣四條生態防護林帶。為進一步減少京津地區沙塵危害，構建我國北方綠色生態屏障，2012 年 9 月，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并通過《京津風沙源治理二期工程規劃( 2013—2022 年) 》。在退耕還林工程建設方面，2001 年，國家將退耕還林試點擴大至中西部地區 20 個省( 區、市) 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 224 個縣( 市、區、旗) 。2002 年 1 月，國務院西部開發辦公室召開退耕還林工作電視電話會議，確定全面啟動退耕還林工程。同年 4 月，國務院發出《關于進一步完善退耕還林政策措施的若干意見》。退耕還林工程在 25 個省( 區、市) 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全面實施。2002 年12 月，國務院第66 次常務會議通過《退耕還林條例》，退耕還林從此步入法制化管理軌道。據統計，自 1999 年實施退耕還林工程以來，到 2009 年底，我國已累計完成退耕還林任務4. 15 億畝，其中退耕地造林1. 39 億畝，荒山荒地造林和封山育林 2. 76 億畝。10 年來，工程區森林覆蓋率平均提高 3 個多百分點。

　　這一時期，在推進荒漠化防治履約與國際合作方面，我國積極推動成立《聯合國防治荒漠化公約》履約審查委員會、設立區域履約協調機構、建立區域履約協調機制等，還參與制定了公約《十年戰略》、參加了公約履約評價影響指標體系示范工作、推動設立全球履約目標等。這一時期，我國防沙治沙工作還受到了公約秘書處的高度評價。 2010 年，公約秘書處執行秘書考察我國防沙治沙工作，稱贊“世界履約看中國”。

　　( 四) 2012 年至今: 全面推進新時代防沙治沙工作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立足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戰略高度，將生態文明建設納入“五位一體”總體布局，提出了“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良好生態環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體”“用最嚴格制度最嚴密法治保護生態環境” “共謀全球生態文明建設”等生態文明新思想新理念，推進我國生態文明建設取得新進展。我國防治荒漠化工作也進入全面推進階段。各項荒漠化防治制度政策體系更加完善; 在三北防護林建設、新一輪退耕還林還草、京津風沙源治理、沙化土地封禁保護區試點等防沙治沙工程建設方面取得良好進展和成效; 荒漠化防治履約工作和國際合作也取得新進展。

　　在荒漠化防治的頂層設計方面，2013 年 3 月，經國務院批準的《全國防沙治沙規劃( 2011—2020 年) 》正式發布，其中提出，我國防沙治沙的目標任務是，劃定沙化土地封禁保護區，加大防沙治沙重點工程建設力度，全面保護和增加林草植被，積極預防土地沙化，綜合治理沙化土地。到 2020 年，使全國一半以上可治理的沙化土地得到治理，沙區生態狀況進一步改善。2015 年 5 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關于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意見》中提出，到 2020 年，森林覆蓋率達到 23% 以上，草原綜合植被覆蓋度達到 56% ，50% 以上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等具體目標。2016 年，《林業發展“十三五”規劃》確定了“一圈三區五帶”的林業發展格局，其中北方防沙帶為“五帶”之一，還提出“十三五”時期要完成沙化土地治理 1000 萬公頃、實施一批防沙治沙工程等目標任務。

　　在防沙治沙重點工程的推進方面，在一系列重點生態工程的規模帶動下，我國荒漠化防治取得顯著成效。在三北工程建設方面，1978—2018 年，工程累計完成造林面積 4614 萬公頃，占同期規劃造林任務的 118% ; 三北工程區森林面積凈增加 2156 萬 公 頃，森 林 覆 蓋 率 由 5. 05% 提 高 到 13. 57% ; 三北工程在水土流失治理方面成效顯著，三北工程區內水土流失面積相對減少 67% ，其中，防護林貢獻率達 61% ; 在風沙荒漠區，三北防護林建設對沙化土地減少的貢獻率約為 15% 。在退耕還林還草工程建設方面，雖然首輪工程取得良好成效，但由于一些生態環境脆弱、生存條件惡劣地區仍然在耕種陡坡地和沙化地，由此造成嚴重的水土流失和風沙危害。2014 年，我國批準實施《新一輪退耕還林還草總體方案》。兩輪工程實施以來取得明顯成效。1999—2019 年，工程完成造林面積占同期全國林業重點生態工程造林總面積的 40. 5% ，森林覆蓋率平均提高 4 個多百分點; 全國 25 個工程省區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退耕還林每年涵養水源 385. 23 億立方米、固土 6. 34 億噸、防風固沙 7. 12 億噸; 內蒙古、陜西、寧夏等北方地區嚴重沙化耕地得到有效治理。在京津風沙源治理工程建設方面，2013 年 3 月，京津風沙源治理二期工程正式啟動，將于 2022 年結束。據統計，2000—2020 年，工程已累計完成營造林 902. 9 萬公頃，工程固沙 5. 1 萬公頃，草地治理 979. 7 萬公 頃，工程區森林覆蓋率由 10. 59% 提 高 到 18. 67% ，綜合植被蓋度由 39. 8% 提高到 45. 5% ，區域沙化土地面積年均減少 432 平方公里。除了實施重點生態修復工程外，這一時期，我國還啟動了沙化土地封禁保護區試點、國家沙漠公園以及防沙治沙綜合示范區等工程建設。據統計，截至 2018 年底，我國已在內蒙古、西藏、陜西等 7 個試點省( 區) 的 96 個國家沙化土地封禁保護區開展試點建設，封禁保護面積達 166. 38 萬公頃; 已累計批復 103 個國家沙漠( 石漠) 公園，覆蓋河北、山西、內蒙古等 13 個省( 區) 及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總面積達 41 萬公頃; 在全國范圍內已先后批準建立 53 個防沙治沙綜合示范區。

　　在荒漠化防治履約工作和國際合作方面， 2016 年，《“一帶一路”防治荒漠化共同行動倡議》在世界防治荒漠化與干旱日全球紀念大會上發布。2017 年，我國政府首次承辦了《聯合國防治荒漠化公約》第十三次締約方大會。習近平同志在致大會的賀信中強調，防治荒漠化是人類面臨的共同挑戰，需要國際社會攜手應對。我們要弘揚尊重自然、保護自然的理念，堅持生態優先、預防為主，堅定信心，面向未來，制定廣泛合作、目標明確的公約新戰略框架，共同推進全球荒漠生態系統治理，讓荒漠造福人類。[3]P146 大會通過了《防治荒漠化公約 2018—2030 年戰略框架》，各締約國提出了本國實現土地退化零增長的國家自愿目標和行動計劃; 發布了《鄂爾多斯宣言》和《全球防治荒漠化青年倡議》; “一帶一路”沿線荒漠化嚴重的國家共同協商了“一帶一路”荒漠化防治合作機制以及加強信息共享交流等問題。2019 年，我國在《聯合國防治荒漠化公約》第十四次締約方大會上，積極呼吁各國在防治沙漠化與土地退化方面要攜手努力，加強合作。我國外交部、生態環境部等部門還參加了大會期間舉辦的“一帶一路”自然資源監測邊會。2020 年 6 月，中華人民共和國聯合國防治荒漠化公約履約辦公室正式掛牌。

　　三、探索中國特色荒漠化防治道路的經驗與啟示

　　荒漠化防治是關系人類永續發展的偉大事業。黨和政府歷來高度重視荒漠化防治工作，在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統籌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統治理等生態文明新思想新理念的指導下，我國探索出的一條生態保護修復與沙區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共贏的荒漠化防治道路，為國際社會治理生態環境提供了中國經驗。防沙治沙的成功經驗也對“十四五”時期高質量推進荒漠化治理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 一) 荒漠化防治必須始終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態文明理念

　　在工業化進程中，人類毀林開荒、亂砍濫伐、過度放牧、開山挖礦等行為，曾致使草場退化、沙化加劇，生態環境遭到嚴重破壞。馬克思指出，不以偉大的自然規律為依據的人類計劃，只會帶來災難。[18]P251 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生態環境沒有替代品，用之不覺，失之難存。[19]P360 人類對自然的傷害最終會傷及人類自身。2019 年，習近平同志在中國北京世界園藝博覽會開幕式上強調， “工業化進程創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質財富，也產生了難以彌補的生態創傷。殺雞取卵、竭澤而漁的發展方式走到了盡頭，順應自然、保護生態的綠色發展昭示著未來。”“我們應該追求人與自然和諧。”“無序開發、粗暴掠奪，人類定會遭到大自然的無情報復; 合理利用、友好保護，人類必將獲得大自然的慷慨回報。”[20]20 世紀 80 年代以前，我國北方地區幾次大規模的毀林開荒，曾對生態環境造成嚴重破壞。自此，我國開始實施一系列重大生態修復工程，取得了良好的生態效益以及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治理荒漠化，推進沙區經濟發展和改善人民生活，必須始終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態文明理念。

　　當前，我國荒漠化防治已取得顯著成效，但繼續高質量推進仍面臨諸多困難和挑戰，主要體現在: 我國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積大、影響廣，荒漠化土地和沙化土地面積分別占國土面積的四分之一和五分之一。同時，我國沙區生態環境極其脆弱，荒漠植被蓋度小于 20% 的沙化土地有近 89 萬平方公里，占全部沙化土地的一半以上。“十四五”時期，我國進入新發展階段，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2021 年 4 月，習近平同志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九次集體學習時強調，“要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保持戰略定力，站在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高度來謀劃經濟社會發展。”“我國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具有許多重要特征，其中之一就是我國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注重同步推進物質文明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4]2021 年 7 月，習近平同志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 100 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強調，“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協同推進人民富裕、國家強盛、中國美麗。”[21]P14 科學治理荒漠化是提升生態系統質量和穩定性、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的實踐路徑之一。“十四五” 時期，荒漠化地區要正確處理生產生活和生態環境保護的關系，把經濟活動限定在資源環境可承受范圍內，著力減少過度放牧、過度開發利用資源、過度旅游等人為活動對生態系統的影響和破壞。要堅持生態優先、綠色發展，加強原生荒漠生態系統和沙區現有林草植被的全面保護，加大對干旱綠洲區、重要沙塵源區、嚴重沙化草原區、嚴重水土流失區沙化土地的治理力度，努力從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的戰略高度高質量推動荒漠化防治工作。

　　( 二) 荒漠化防治必須以系統思維統籌推進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統治理

　　2013 年，習近平同志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上作《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時首次提出“山水林田湖”生命共同體理念。2017 年，習近平同志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三十七次會議上進一步提出“堅持山水林田湖草是一個生命共同體”，將“草” 納入山水林田湖同一個生命共同體，使生命共同體的內涵更為廣泛和完整。2018 年，習近平同志在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大會上的講話中對“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體”理念作了深入闡述。他指出，“生態是統一的自然系統，是相互依存、緊密聯系的有機鏈條。人的命脈在田，田的命脈在水，水的命脈在山，山的命脈在土，土的命脈在林和草，這個生命共同體是人類生存發展的物質基礎。一定要算大賬、算長遠賬、算整體賬、算綜合賬，如果因小失大、顧此失彼，最終必然對生態環境造成系統性、長期性破壞。”[19]P363 2020 年 8 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習近平同志提出要貫徹新發展理念，遵循自然規律和客觀規律，統籌推進山水林田湖草沙綜合治 理、系 統 治 理、源 頭 治 理。 2021 年 3 月，習近平同志在參加十三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內蒙古代表團審議時強調，要保護好內蒙古生態環境，筑牢祖國北方生態安全屏障。要統籌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統治理，實施好生態保護修復工程，加大生態系統保護力度，提升生態系統穩定性和可持續性。

　　從“山水林田湖”到“山水林田湖草”，再到 “山水林田湖草沙”，為防沙治沙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和任務。“十四五”時期，需要以系統思維推動形成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統保護和修復的新格局，提高生態系統的修復能力和穩定性，積極推進山水林田湖草沙一體化保護和修復工程建設。在理念上，要打破條塊分割的傳統管理模式，建立跨部門和跨區域的協同推進機制，對山水林田湖草沙進行一體化修復和保護。在工程建設方面，要完善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統治理的投融資政策，鼓勵社會力量參與生態環境治理，形成多元化協同治理新格局。在監測評價體系和科技支撐體系建設方面，要培育一批高水平生態修復保護專業化隊伍，用現代化裝備、專業化技術和信息化管理手段，高質量推進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統治理; 要推動新一代信息技術與生態治理融合發展，開展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體脆弱性、適宜性、承載能力等評價，構建山水林田湖草沙生態系統發展變化的預測模型。

　　( 三) 加強荒漠化防治的頂層設計是有效開展防沙治沙工作的重要保障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在荒漠化防治方面，我國不斷完善頂層設計，推動了防沙治沙工作的有序開展，成功遏制了荒漠化擴展的態勢。在協調機構建設方面，防治荒漠化協調小組的成立，協同研究解決了防治荒漠化工作中的重大問題。在法制建設方面，我國為荒漠化防治專門立法，出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防沙治沙法》。同時我國還在多部相關法律中對防沙治沙的相關內容加以規定，推進荒漠化防治工作步入法制化軌道。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森林法》規定，荒漠化和水土流失嚴重地區的防風固沙林基干林帶屬于公益林，國家對公益林實施嚴格保護; 《中華人民共和國草原法》規定，對水土流失嚴重、有沙化趨勢、需要改善生態環境的已墾草原，應當有計劃、有步驟地退耕還草; 禁止在荒漠、半荒漠和嚴重退化、沙化、鹽堿化、石漠化、水土流失的草原從事破壞草原植被的其他活動; 《中華人民共和國水土保持法》規定，在風力侵蝕地區，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及其有關部門應當組織單位和個人，因地制宜地采取輪封輪牧、植樹種草、設置人工沙障和網格林帶等措施，建立防風固沙防護體系。在規劃體系建設方面，我國將荒漠化防治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出臺了全國防沙治沙規劃，指導了各時期防沙治沙工作的開展。我國還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防沙治沙法》等有關法律法規和全國防沙治沙規劃，出臺了防沙治沙目標責任考核制度、沙區生態損害責任追究制度、國家沙化土地封禁保護區管理辦法等，強化了地方政府的責任意識，規范了國家沙化土地封禁保護區建設和管理，推動荒漠化防治走上科學化、規范化發展的軌道。

　　保護生態環境必須 依靠制度、依 靠 法治。[19]P363 我國生態環境保護中存在的突出問題大多同體制不健全、制度不嚴格、法治不嚴密等有關。我國防沙治沙工作雖然已取得顯著成效，但防沙治沙總體規劃建設、防沙治沙法律體系建設以及防沙治沙制度建設等還有待完善，加強荒漠化防治的頂層設計是有效開展防沙治沙工作的重要保障。“十四五”時期，要通過出臺荒漠化防治 “十四五”規劃和《全國防沙治沙規劃( 2021—2035 年) 》，統籌謀劃“十四五”以及面向 2035 的全國防沙治沙總體規劃目標、任務布局與舉措。建議在規劃制定過程中，要對全國沙化土地進行分區劃片，規定沙區主體功能; 依照沙化程度，對條件相對較好和治理相對容易的沙化土地、治理地區條件較差和難度大的區域，還有一些重點區域、特殊類型和關鍵地帶等不同類型地區的荒漠化防治目標任務和措施的制定，進行統籌規劃、分類施策。在荒漠化防治法律法規的完善過程中，要貫徹新時代防沙治沙新理念，充分考慮如何實現荒漠化防治和沙區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的共贏、如何協調好經濟活動的開展與生態環境保護的關系、如何健全新型產業化治沙主體的準入機制、如何鼓勵社會和民間資本進入防沙治沙領域等內容。同時要根據相關法律法規的規定，建立地方政府防沙治沙責任清單、完善防沙治沙目標責任考核獎懲制度、推動林長制的實施; 繼續嚴格執行沙化土地封禁保護修復制度，堅決制止砍伐、樵采、開墾、放牧、采藥、狩獵、勘探等一切破壞植被的活動，使適宜封禁保護的沙化土地得到有效保護。

　　( 四) 重點生態工程的規模帶動是有效治理荒漠化、實現沙區生態保護修復與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共贏的重要途徑

　　綠水青山既是自然財富、生態財富，又是社會財富、經濟財富。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自然價值和增值自然資本，就是保護經濟社會發展潛力和后勁，使綠水青山持續發揮生態效益和經濟社會效益。[19]P361 在探索沙區生態保護修復與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共贏的荒漠化防治道路的進程中，我國通過實施三北防護林工程建設、退耕還林還草工程建設以及京津風沙源治理工程，不僅取得了巨大的生態效益，而且還帶來了顯著的經濟和社會效益。如通過三北防護林工程建設，不僅持續改善了三北地區的生態環境，而且促進了區域經濟社會綜合發展。

　　雖然重點生態工程的實施取得階段性成效，但工程區生態環境脆弱問題依然沒有得到完全解決。“十四五”時期，各級地方政府要積極踐行“兩山”理論，牢固樹立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生態文明理念，繼續推進三北防護林建設、退耕還林還草、京津風沙源治理等重大生態工程的實施。各地在修復方式的選擇上要因地制宜，宜草則草、宜林則林、宜荒則荒，根據不同的沙化類型，采取不同的治理技術和恢復模式。要加大重要沙源地的生態保護修復，使重點區域可治理沙化土地都能得到有效治理。要加快先進適用技術和新科技成果的推廣應用，為荒漠化防治提供更優質的產品和服務。要在生態承載力可持續利用的范圍內，合理開發利用沙區資源，適度開展綠色農牧業建設，適度發展生態資源產業，在有效治理生態環境的同時促進當地農牧民增收致富。要在不同類型地區探索具有地域特色的治沙富民新模式。荒漠區要以固土防沙、涵養水源、恢復植被為目標，引進和推廣特色經濟作物; 綠洲邊緣要大力發展灌木產業和能源林; 農牧交錯帶要以鞏固退耕還林還草成果為目標，積極發展生態林業。

　　( 五) 科技創新是高質量推進荒漠化防治的動力源泉

　　在荒漠化防治道路的探索進程中，我國堅持科學治沙，防沙治沙技術在我國荒漠化防治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首先，探索了通過封育、營造植物來防沙止漠的生物治沙模式、采用各種機械工程手段防止風沙危害的工程治沙模式、利用化學材料和工藝來改善沙害環境和提高沙地生產力的化學固沙模式等，促進了沙區生態環境治理。同時還根據各地沙區自然條件的差異，探索出多項科學適用的治沙技術和綜合治理模式，如封沙育林 ( 草) 模式、農田防護林網建設模式、機械沙障保護下的灌木造林治沙模式、防護林體系建設模式、以路治沙模式以及治沙護路模式等。在荒漠化防治的實踐中，我國還采取微創植樹法和無人機植樹技術提高了樹苗的成活率。其次，發揮科研院所的力量，開展防沙治沙技術研發。如中國科學院沙坡頭沙漠研究試驗站科研人員提出了“水量平衡、以水定植”的固沙植被建設理論體系和沙區生態重建和恢復理論，為我國北方沙區生態屏障建設和防沙治沙做出了貢獻。再次，我國不斷創新荒漠化監測技術，通過地理信息技術和遙感技術的應用，研發了集信息采集、定位、遙感影像應用一體化的地面信息采集系統，提高了監測效率，保證了調查數據和圖片的可靠性。

　　“十四五”時期，完成防沙治沙的一系列艱巨任務，高質量推進荒漠化防治更需要創新防沙治沙技術。第一，建議設立國家防沙治沙專家委員會、防沙治沙國家重點實驗室等，集中優勢科研團隊對荒漠化防治技術進行聯合攻關。第二，要加強荒漠區水文、植被、地質計量監測基礎數據庫和參數模型庫建設; 推進依托于大數據技術和復雜巨系統理論的荒漠化預警體系建設，加強對荒漠化災害形成機理和演變規律、災變的早期預警技術以及災害風險評估等問題的研究。第三，加強產學研結合，推進國家荒漠化防治產業科技創新中心等防沙治沙企業技術研發中心建設，促進自主創新，加速成果轉化; 依靠財政支持設立荒漠化治理科技創新專項資金，針對荒漠生態系統的重要前沿科學問題，持續開展防沙治沙技術研究; 鼓勵吸納社會資源創立各類治沙科技創新專項資金，建立多元化防沙治沙科技投入體系。第四，在不同類型地區建立野外科學觀測研究站，完善荒漠化監測網絡，加快建設涵蓋多種景觀類型的荒漠生態系統監測、共享和服務平臺; 充分利用具有更高的空間分辨率、時間分辨率和光譜分辨率的遙感技術，對各時間段和各地區的荒漠化監測數據進行準確檢測，拓展野外觀測站的研究尺度，提升野外觀測技術。

　　( 六) 多方力量協力治沙是實現治沙與富民有機結合的重要方式

　　在我國開展防沙治沙工作的歷史進程中，政府、企業、沙區民眾、民間組織等多方力量積極投身治沙事業，在土地荒漠化面前彰顯出無堅不摧的“中國力量”。為了同步推進沙區生態環境改善、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政府在財政投入、稅費減免、信貸支持等方面積極完善防沙治沙優惠政策，如貼息貸款政策、生態公益林財政補貼、集體林權制度改革等政策的實施，調動了多元主體參與防沙治沙工作的積極性。除了政府出臺優惠政策支持治沙工作外，企業也探索了治沙產業生態化和生態產業化結合的新模式，實現了綠富同興。在庫布其沙漠治理中，億利集團堅守庫布其治沙 30 多年，形成了“1 + 6”立體循環生態產業體系，實現了綠化一處沙漠，培育生態修復、生態農牧業、生態健康、生態旅游、生態光伏、生態工業六大產業[22]P44 。產業化治沙新模式帶動庫布其及周邊群眾 10 多萬人脫貧致富。在地處毛烏素沙漠邊緣的山西右玉縣，多年來也始終堅持將防沙治沙與產業結構調整相結合。多家沙棘加工企業相繼落戶，同步實現了林業增效、企業增產和農民增收。沙區民眾也是推動防沙治沙取得成效的重要力量。如河北塞罕壩林場的建設者們聽從黨的召喚，在“黃沙遮天日，飛鳥無棲樹”的荒漠沙地上艱苦奮斗、甘于奉獻，創造了荒原變林海的人間奇跡，用實際行動詮釋了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鑄就了牢記使命、艱苦創業、綠色發展的塞罕壩精神。[23]P397 當前，塞罕壩林場的森林覆蓋率已達到 82% ，林場林木總蓄積達 1036 萬立方米。 2021 年 8 月，習近平同志在塞罕壩機械林場考察時再次對塞罕壩精神給予了充分肯定。他強調指出，塞罕壩精神是中國共產黨精神譜系的組成部分。全黨全國人民要發揚這種精神，把綠色經在我國開展防沙治沙工作的歷史進程中，政府、企業、沙區民眾、民間組織等多方力量積極投身治沙事業，在土地荒漠化面前彰顯出無堅不摧的“中國力量”。為了同步推進沙區生態環境改善、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政府在財政投入、稅費減免、信貸支持等方面積極完善防沙治沙優惠政策，如貼息貸款政策、生態公益林財政補貼、集體林權制度改革等政策的實施，調動了多元主體參與防沙治沙工作的積極性。除了政府出臺優惠政策支持治沙工作外，企業也探索了治沙產業生態化和生態產業化結合的新模式，實現了綠富同興。在庫布其沙漠治理中，億利集團堅守庫布其治沙 30 多年，形成了“1 + 6”立體循環生態產業體系，實現了綠化一處沙漠，培育生態修復、生態農牧業、生態健康、生態旅游、生態光伏、生態工業六大產業[22]P44 。產業化治沙新模式帶動庫布其及周邊群眾 10 多萬人脫貧致富。在地處毛烏素沙漠邊緣的山西右玉縣，多年來也始終堅持將防沙治沙與產業結構調整相結合。多家沙棘加工企業相繼落戶，同步實現了林業增效、企業增產和農民增收。沙區民眾也是推動防沙治沙取得成效的重要力量。如河北塞罕壩林場的建設者們聽從黨的召喚，在“黃沙遮天日，飛鳥無棲樹”的荒漠沙地上艱苦奮斗、甘于奉獻，創造了荒原變林海的人間奇跡，用實際行動詮釋了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鑄就了牢記使命、艱苦創業、綠色發展的塞罕壩精神。[23]P397 當前，塞罕壩林場的森林覆蓋率已達到 82% ，林場林木總蓄積達 1036 萬立方米。 2021 年 8 月，習近平同志在塞罕壩機械林場考察時再次對塞罕壩精神給予了充分肯定。他強調指出，塞罕壩精神是中國共產黨精神譜系的組成部分。全黨全國人民要發揚這種精神，把綠色經

　　“十四五”時期，高質量推進防沙治沙工作，需要采取“政府扶持、多方參與、市場運作”的模式，加強政策創新，進一步發揮多元主體參與荒漠化治理和沙產業發展的積極性。要加快推進集體林權制度改革，明確沙漠使用權和林木所有權，調動農牧民開展生態修復和發展沙產業的積極性; 通過擴大減免稅費、補貼范圍和提高補貼標準，制定向沙產業傾斜的優惠政策; 中央政府應該對社會資本參與荒漠化治理適當給予財政補償; 鼓勵占用耕地和林地進行商業開發的沿海地區向北方荒漠化地區支付補償資金用于生態修復; 鼓勵金融機構積極開展林權抵押貸款業務，簡化貸款手續，延長貸款期限，放寬貸款條件，為沙產業發展提供便捷的金融服務; 在金融機構的企業治理、內部考核等方面，要加大綠色金融服務的比重。通過綠色信貸、綠色債券、綠色發展基金、綠色保險、碳金融等金融工具和相關政策，支持金融機構更廣泛深入地參與沙漠生態旅游產品的開發、沙漠文化的挖掘、光伏治沙減排和生態綠化增匯產業模式的推廣等，在改善沙區生態環境的同時，為鄉村振興和我國“雙碳”目標的達成等做出積極貢獻。

　　( 七) 荒漠化防治需要積極履約和多渠道深化國際合作交流

　　面對生態環境挑戰，人類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命運共同體，沒有哪個國家能獨善其身。[19]世界各國唯有攜手合作才能有效應對全球性環境問題。自 1996 年加入《聯合國防治荒漠化公約》以來，我國積極履約，主動參與國際規則制定，堅持治理技術共鑒、治理成果共享，積極開展國際合作。2017—2019 年，我國擔任公約主席國期間，應邀派員赴印度、圭亞那、蒙古等國開展交流與參會工作，與發展中國家交流荒漠化治理模式和技術。我國還為發展中國家培訓荒漠化防治骨干，開展了荒漠化防治援外培訓。2017—2021 年，我國共舉辦三次庫布其國際沙漠論壇。聯合國防治荒漠化公約秘書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高級別代表，就荒漠化治理問題達成了多項合作共識。 2019 年，習近平同志在致第七屆庫布其國際沙漠論壇的賀信中強調，中國高度重視生態文明建設，荒漠化防治取得顯著成效。庫布其沙漠治理為國際社會治理環境生態、落實 2030 年議程提供了中國經驗。[24]我國在長期的荒漠化治理中探索的治沙模式和治沙經驗，得到國際社會的高度評價。如三北防護林工程被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確立為全球沙漠“生態經濟示范區”; 塞罕壩機械林場榮獲聯合國防治荒漠化領域最高榮譽———土地生命獎。

　　“十四五”時期，我國需要繼續履行好荒漠化公約締約國的相關責任，彰顯負責任大國形象; 進一步深化國際合作交流，學習借鑒其他國家防沙治沙經驗，并積極參與構建全球荒漠化防治體系，為全球荒漠化治理作出貢獻。第一，建議我國政府與“一帶一路”沿線荒漠化嚴重的國家和地區開展多種形式的交流與合作。如可以與“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和地區在荒漠化防治政策與法規、可持續發展目標方面等進行協調對接; 通過建立“一帶一路”沙漠綠色經濟創新中心，支持“一帶一路”地區技術轉移和服務，推動沙漠治理和生態修復科技研發; 通過建立荒漠化防治聯盟，集中“一帶一路”地區荒漠化研究力量，對如何開展信息共享、技術示范、能力建設等問題，開展聯合攻關、技術分享和科技人才培養。第二，要充分利用庫布其國際沙漠論壇、中非合作論壇、中阿合作論壇等平臺，與相關國家交流防沙治沙技術; 通過建立開放性全球防沙治沙信息平臺，推動專家資源、經驗、技術等信息的共享。第三，要重視加強與蒙古國、韓國等周邊國家的區域聯動，推動東北亞地區沙塵暴監測網絡建設，實現沙塵暴監測信息共享，減少境外沙塵暴災害對我國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