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機沖擊下長三角地區電子信息產業集群韌性特征及其影響因素

　　摘要：當前經濟環境復雜多變，產業集群面臨的沖擊越來越多，一些集群有可能實現路徑突破，而一些集群可能會落入發展的低端陷阱而難以自拔。因此，研究產業集群在危機沖擊下的韌性特征、影響因素以及如何走上復蘇道路是擺在研究者面前的重要問題。利用中國工企數據庫對長三角地區電子信息產業集群進行識別，判斷其所遭受的主要沖擊，從抵抗力和恢復力兩個維度測度集群韌性，構建數學模型分析韌性影響因素。結果表明：① 集群面臨兩次沖擊的抵抗力均較弱;② 集群在遭遇兩次沖擊后的恢復力較好，均強于抵抗力，但各個集群的恢復力差異明顯，出口比例高的集群更容易受到經濟危機的沖擊;③ 外生型集群韌性主要體現為“低抵抗力-高恢復力”型和“高抵抗力-低恢復力”型，內生型集群韌性主要體現為“低抵抗力-高恢復力”型;④ 區域產業非相關多樣性僅對兩次沖擊中的集群恢復力具有促進作用，對抵抗力的影響不明顯。區域產業相關多樣化對兩次沖擊的抵抗力和恢復力均無顯著影響。企業知識異質性對集群抵抗力和恢復力發揮正向促進作用，而集群的對外開放程度在總體上發揮了抑制作用。龍頭企業對在兩次沖擊下集群抵抗力的作用方向不同。所有制異質性和年輕企業占比對集群韌性的影響作用不明顯。

　　關鍵詞：產業集群韌性;電子信息產業集群;韌性因素;長三角地區

　　朱華友; 李娜; 莊遠紅; 蔣自然 地理研究 2021-12-08

　　1 引言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后，韌性 (resilience) 的概念越來越流行，在城市與區域經濟學及經濟地理學中尤其明顯。顯然，不同地區成功緩解或應對經濟危機的能力各不相同，這里關鍵問題是為什么有這樣的差異?是什么因素解釋了高水平的區域“韌性”?這些因素是否與在相對穩定時期推動區域增長的因素不同?產業集群作為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組織形式或工具，由于獨特的知識和資源資產的結合而形成區域性的相關優勢，這一觀點一直是經濟地理學、工業經濟學和戰略管理中集群概念和模型的基礎[1] 。在經濟全球化和地方化交互作用的今天，區域競爭在很大程度上表現為產業集群的競爭，區域經濟韌性則體現在產業集群韌性 (industrial cluster resilience) 上。如意大利中部和東北部的艾米利亞-羅馬涅大區、德國的巴登-符騰佛堡州及丹麥的日德蘭等中小企業集聚區，在危機沖擊下表現出良好的韌性和極強的內生創新能力。負面代表是美國底特律，它沒能像紐約、匹茲堡等城市那樣得以成功轉型的原因之一是汽車產業集群的衰退。

　　近年來中國加強世界級先進制造業集群的建設，將極大地提高全國的國際競爭力。值得注意的是，集群建設有可能受到國際敏感環境的沖擊，需要在對形勢準確判斷的基礎上，增強集群抵抗外來沖擊的韌性，加快邁上制造業強國的步伐。長三角地區作為全國著名的電子信息產業集聚帶，呈現出技術資本密集、創新活躍、高度全球化等特征。然而，高度外向型的發展模式使其深植全球價值鏈的同時也更容易遭受外部沖擊和風險。鑒于此，選取長三角地區的電子信息產業集群為研究對象，利用區位熵識別電子信息產業集群并判斷其所遭受的主要沖擊。在此基礎上，從集群抵抗力和恢復力兩個維度定量測度集群韌性并分析其特征。最后，提出集群韌性影響因素的理論假設，并對其影響機制進行探討。

　　2 文獻回顧 2.1“韌性”概念的提出和演化

　　韌性概念的提出是20世紀60—70年代的事。當時是材料學學者為衡量某些材料在外力作用下的恢復能力開展的研究。后來以Holling為代表的生態學者在研究生態系統時認為生態環境在受到外部沖擊后同樣存在恢復力即韌性特征的表現[2] 。然后其他學科如工程學甚至社會學也開始了對韌性的廣泛關注。學術界對“resilience”的譯法并不相同，有譯為恢復力，有譯為彈性，現在比較流行的是韌性[3] 。譯法的差異往往是因為學科領域的不同，如生態學、災害學和旅游學等多用恢復力[4,5] ，城市規劃學多用彈性[6,7] ，社會學和經濟學多用韌性來表達。從“resilience”譯法的演化來看，“韌性”概念將自然屬性中的恢復能力和社會屬性中的發展路徑轉型能力結合起來，因此其表達的內涵更豐富。目前學術界對韌性的研究主要有兩種視角，一是均衡論視角，主要包括工程韌性 (engineering resilience) [8] 和生態韌性 (ecological resilience) [2] ;二是演化論視角，以演進韌性(evolutionary resilience)[9] 為代表。

　　2.2 從韌性到區域韌性

　　如前所述，韌性概念經歷了從自然學科到社會學科的演化。隨著學術界對區域經濟轉型發展研究的深入，“區域韌性”概念的出現成為必然。關于這方面的文獻以歐美為多。如Foster提出區域韌性是一種應對外部環境變化的能力及恢復能力[10] ，也有學者如 Christopherson 等將其認定為面對外部沖擊的適應能力和調整能力[11] 。具有代表性的影響最為廣泛的是經濟地理學者 Boschma 將區域韌性表述為區域受沖擊后生成新路徑的能力[12] 。從區域韌性的研究內容來看，國內外已有研究涵蓋多個維度，具體體現在經濟、社會、環境、制度等維度以及各維度間的關聯互動。其中，區域經濟韌性研究備受關注，是經濟韌性在區域經濟學領域的外延[13] 。結合Martin等成果[14,15] ，將區域經濟韌性定義為區域經濟系統在充分考慮地理條件和發展階段的前提下，受技術、市場、資源環境等外部沖擊后抵御沖擊、恢復、再組織和更新發展路徑并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動態調整能力。他們進一步將區域韌性分成 4 個維度：一是抵抗力，即區域面臨沖擊的敏感程度;二是恢復力，即區域在沖擊后恢復的能力;三是再定位力，即區域應對沖擊的適應程度;四是更新力，即區域在外部沖擊后路徑更新能力。賀燦飛等對此表示認同，并在此基礎上結合中國國情進行了深入研究[16] 。

　　2.3 從區域韌性到產業集群韌性

　　隨著區域韌性研究的深入，產業集群韌性越來越受到研究者的關注。但是相對于區域韌性，集群的韌性是一個非常初步的研究課題[17] 。直接針對產業集群韌性的研究不多，國外代表性的成果，如Suire等研究了技術集群生命周期和韌性背后的驅動力，并從生態隱喻的視角首次提出集群韌性概念，認為集群韌性是集群通過自身的內生適應能力來降低脆弱性，通過將自身重新定位到新的技術領域來抵御外部沖擊和壓力[18] ;Behrens 等對產業集群有沒有韌性提出質疑，他們通過分析紡織和服裝 (T&C) 行業在 2001— 2013年間面臨的一系列重大變化，提出幾乎沒有證據表明T&C集群內的工廠比集群外的工廠更有韌性[19] 。國內學者孟祥芳等基于彈性相關因素分析了集群的可持續發展[20] ;羅黎平從社會網絡、焦點企業、政府與行業協會的協同治理視角，提出通過建立合理的組織關系結構提升集群韌性[21] ;俞國軍等構建了技術、關系、市場三維分析框架，并以四川德陽石油鉆采設備產業集群為案例分析了產業集群韌性[22] 。

　　一些學者在研究集群演化、集群創新與集群生命周期時，涉及或隱含了集群韌性的研究。如Martin等以復雜適應系統模型研究集群演化周期，強調了集群內要素之間連通性，即貿易與非貿易依賴關系、與集群韌性的關系[23] 。Vanthillo等將集群生命周期概念與區域發展戰略聯系起來，考察歐洲最大的化工廠在安特衛普港 (比利時) 及其周邊地區的發展軌跡[24] 。Henry等基于戰略集群耦合的框架，進一步分析了集群重構關鍵時刻的集群演化和路徑發展機制[25] 。一些學者在研究區域韌性或者老工業基地韌性時，著眼于產業或產業集群的演化，對集群韌性進行了探索。如Todtling等提出老工業區的集群更新主要取決于區域創新體系、新的創新網絡和更間接的政策途徑三個方面[26] 。Mudambi 等研究了美國俄亥俄東北部阿克倫市的汽車輪胎產業集群受外界市場變化后向高分子材料產業集群轉變的演化過程，認為集群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隨著技術和競爭而演變的[27] 。

　　2.4 文獻述評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① 相對于區域韌性或城市韌性，直接研究產業集群韌性的文獻不多。產業集群韌性還是一個非常初步的話題，總體處于起步階段，在內涵挖掘、方法運用等方面有較大的研究空間。② 在間接研究產業集群韌性的文獻中，一些學者在研究集群演化、集群創新與集群生命周期時，涉及或隱含了集群韌性的研究;一些學者在分析區域韌性或者老工業基地韌性時，著眼于產業或產業集群的演化，對集群韌性進行了探索。③ 在直接研究集群韌性的文獻中，集群韌性的研究方法主要采用指標體系建構法，如Simmie等將位置決策外部性、技術生命周期和知識網絡的結構屬性作為關鍵參數對集群韌性進行分析[28] ，但沒有對指標進行測度，因此需要加強方法研究。④ 隨著對產業集群研究的深入，近年來一些中國學者開始了對產業集群韌性的重視，他們在借鑒國外理論和方法的基礎上，結合中國的案例，對金融危機后集群轉型、貿易摩擦等方面進行了較為深入的探索，具有較好的理論性和實際性，為豐富集群韌性的研究提供了有價值的借鑒。

　　3 研究方法與數據來源 3.1 研究方法

　　選取長三角地區為研究區域，在對長三角地區電子信息產業集群進行識別的基礎上，分析集群韌性特征及影響因素。 3.1.1 集群識別 與很多從省域或地級市層面識別產業集群不同，本文在縣 (市)、區尺度上識別電子信息產業集群。鑒于數據的可得性，采用就業和產值的區位熵來判斷長三角地區是否存在電子信息產業集群。就業與產值區位熵的公式如下： LQEi = æ è ç ö ø ÷ eij ei æ è ç ö ø ÷ Ej E (1)LQPi = æ è ç ö ø ÷ pij pi æ è ç ö ø ÷ Pj P (2)式中： LQEi 和 LQPi 分別為區域 i 的就業和產值區位熵; eij 和 pij 分別為 i 區域 j 產業的從業人員數和工業產值; ei 和 pi 分別為 i 區域的從業人員總數和工業總產值; Ej 和 Pj 分別為全國 j 產業的從業人員總數、工業總產值;E、P分別為全國的從業總人數與工業總產值。若 LQPi (LQPi) >1，表明該地區電子信息產業的空間集聚水平高于全國平均水平;若 LQPi (LQPi)=1，表明該地區電子信息產業的空間集聚水平與全國平均水平持平;若 LQPi (LQPi) <1，表明該地區電子信息產業的空間集聚水平低于全國平均水平。

　　3.1.2 集群韌性測度 結合已有文獻，從經濟地理的視角，從韌性脈絡演化出發，將產業集群韌性定義為產業集群在遭遇外部沖擊后所擁有的抵御和適應沖擊的能力，以及恢復正常運轉并實現更新發展的能力。具體從集群的抵抗力和恢復力兩個維度來研究。借鑒學術界接受度較高的 Martin 等的方法[15] ，檢驗集群在應對危機沖擊時呈現出的韌性情況，公式為： (?r ) t + k i 預期 =∑ j rt ij ?gt + k N (3)式中： (?r ) t + k i 預期表示按照全國電子信息產業平均增長速度的預期工業產值增長率變化量; rt ij 是指區域 j 的 i 集群在起始年份 t 的增長率; gt + k N 是從起始年份 t 到 t + k 年的全國電子信息產業產出的收縮率或擴張率。集群抵抗力與恢復力的計算公式表達如下： Resisc = (?r ) 收縮 c - (?r ) 收縮 c 預期 | | | | | |(?r ) 收縮 c 預期 (4) Recovc = (?r ) 擴張 c - (?r ) 擴張 c 預期 | | | | | |(?r ) 擴張 c 預期 (5)式中：(?r 收縮 c )和(?r 擴張 c )表示集群c在收縮期和擴張期中的工業產值增長率的下降或增長量;(?r 收縮 c )預期 和(?r 擴張 c )預期 表示按照全國預期增長速度的電子信息產業工業產值增長率下降或增長量; Resisc 和 Recovc 分別為集群的抵抗力和恢復力。若抵抗力 (Resisc)大于0，則表明該集群具有高抵抗力，遭受沖擊的影響較小;反之，抵抗力小于0表明該集群抵抗力較低，受到沖擊的影響大。若恢復力(Recovc)大于0，表明該集群具有高恢復力;反之，恢復力小于0表明該集群在沖擊后的恢復力較弱。將抵抗力和恢復力結合來看，高抵抗力、高恢復力的集群，韌性較高;低抵抗力、低恢復力的集群，韌性較低。

　　3.2 數據來源

　　基于《國民經濟行業分類》(GB/T4754-2002) 的產業類型劃分，電子信息產業包括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數據來源于兩大部分：一是來源于國家統計局頒布的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選取2003—2013年長三角地區各縣 (市)、區電子信息產業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全部從業人員年平均人數、工業總產值測度區位熵。以兩次短期沖擊為樣本考察期，分別提取、匯總計算出兩次沖擊抵御期 (2000—2001年、2007— 2009年)、恢復調整期 (2001—2003年、2009—2012年) 的長三角地區19個縣區的規模以上電子信息企業的相關數據及均值，用于測度集群的抵抗力和恢復力，量化所研究的電子信息產業集群的集群行為主體和知識的異質性、集群對外開放度、龍頭企業的作用和年輕企業的占比。二是來源于相關年份的《城市統計年鑒》及各市統計年鑒。從中提取長三角地區19個縣區的工業部門各行業的工業總產值，用于測度區域相關多樣化和非相關多樣化指數，選取人均生產總值、財政支出構建控制變量。控制變量因指標數據過大，故進行對數化處理。部分缺失的數據用前后兩年的平均值表示。

　　4 長三角地區電子信息產業集群韌性的特征 4.1 長三角地區電子信息產業的主要沖擊分析

　　20世紀90年代以來，長三角地區電子信息產業受到較為明顯的短期沖擊有3次，分別為2001年全球經濟衰退及惡性市場競爭、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和2018年中美貿易摩擦。這些外部沖擊直接導致電子信息產業的主要經濟指標呈現出明顯的波峰與波谷的變化狀態(圖1、圖2)。第一次沖擊為2001年全球經濟衰退及惡性市場競爭。長三角地區電子信息產業的工業總產值同比增速從2000年的36.54%下降至2001年的18.19%，全國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率從32.13%下降至20.86%。究其原因，一是2001年美國新經濟危機爆發和日本陷入經濟衰退。以信息產業為新經濟的美國先后遭遇科技股災和“9 · 11”事件，經濟遭受打擊并陷入衰退，同時日本經濟持續惡化。兩國經濟的振蕩共同帶動世界性經濟衰退，全球 IT業陷入低迷。中國受此影響最大的地區主要是出口密集的沿海地區，長三角地區一大批生產集成電路等元器件的企業面臨著出口和內銷的雙重困難。二是全國消費類電子產品價格戰持續爆發。其中，家用彩電和影碟機的市場競爭尤為激烈，以彩電行業為例， 2001年的價格大戰導致彩電價格整體下降了20%~30%，到2001年10月份，彩電行業凈利率僅有 2~3%①。2001 年后，全球經濟逐步回暖，中國正式加入 WTO (世界貿易組織)，加之2003年SARS疫情所產生的刺激作用，電子商務迅速崛起，全國電子信息產業發展加速。

　　第二次沖擊為2008年金融危機。相較于2000—2001年所遭遇的沖擊，金融危機對長三角電子信息的影響更為深遠。就業降幅約達20%，其中全國電子信息產業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就業人數增長率由2007年的15.20%降至-2.02%，長三角地區電子信息產業的就業人數由2008年的19.09%下降至2009年的-3.80%，工業產值由12.84%降至-0.4%，兩者均出現1998年來首次負向增長。第三次沖擊為2018年中美貿易摩擦。2018—2019年，受中美貿易摩擦影響，全國電子信息產業遭受新一輪沖擊——加征關稅和技術封鎖。根據加征關稅的中國產品清單，美國對華實行的技術封鎖多集中于電子信息業，尤其是電子、計算機、通訊設施設備等領域。根據工信部公布的數據顯示，自中美貿易摩擦以來，電子信息制造業利潤總額和營業收入的增速呈現出雙雙下降的趨勢。與2017年相比，電子信息制造業收入增速從 13.2%下降至2018年的9.0%，2019年又持續下降至4.5%，增速整體回落8.7個百分點。利潤增速由2017年的22.9%降至2018年的-3.1%，增速共回落26個百分點，直到2019年 9 月利潤增速 (3.6%) 回升，逐步擺脫自 2018 年 11 月份 (-0.4%) 以來的持續負增長趨勢。

　　4.2 長三角電子信息產業集群識別及韌性特征

　　基于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 (1998—2013年)，運用集群識別方法，在長三角地區識別出19個電子信息產業集群，具體包括上海市的浦東新區、徐匯區、閔行區、嘉定區和松江區，江蘇省的南京市區、無錫市區、常州市區、蘇州市區、昆山市、吳江市②，浙江省的杭州市區、寧波市區、樂清市、嘉善縣、嵊州市和東陽市，安徽省的合肥市區和天長市。根據長三角電子信息產業所遭受的短期外部沖擊，劃分沖擊抵御期 (2000—2001 年、2007—2009年)、恢復調整期(2001—2003年、2009—2012年)。需要說明的是，由于表征集群韌性的數據來自于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無法直接獲取2018—2019年電子信息制造業企業的相關數據，導致不能對中美貿易摩擦沖擊下所呈現的集群韌性特征進行分析。因此，選取2001年全球經濟衰退及惡性市場競爭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這兩次沖擊作為研究對象，以地方電子信息產業集群的工業總產值增長率作為研究變量。計算得到前兩次短期沖擊中的電子信息產業集群的抵抗力(RES)和恢復力(REC)(表1)。

　　4.2.1 2001年全球經濟衰退及惡性市場競爭中的集群韌性 在沖擊抵御期 (2000—2001 年) 抵抗力大于零的集群共有8個，占比達42.11%。其中，上海浦東新區和松江、江蘇省昆山和吳江等集群在面對沖擊時的抵抗力較強。然而，超半數電子信息產業集群的抵抗力為負值，其中樂清電子集群的抵抗力為-4.260，受沖擊的影響最大。在恢復調整期(2001—2003年)，集群恢復力大于零的集群高達15個，僅有4個集群的恢復力均低于全國水平，其中上海松江和閔行、江蘇蘇州等集群的恢復能力較強。可能的原因：一是上海、江蘇等省市電子信息制造業的產業基礎扎實、外向度高。隨著全球經濟逐步回暖，長三角地區電子信息產品出口增速明顯，旺盛的出口需求促進了產業復蘇。2003年，江蘇省電子信息產品出口同比增長100.2%，上海市同比增長99.41%，兩省市出口額占比全國出口總額達31.8%。二是受非典疫情刺激效應的影響。電子信息制造業在市場拉動下實現快速增長，計算機類產品與通信類電子產品需求旺盛。以上海松江為例，2003年電子信息制造業實現產值同比增長3.9倍。而華南地區作為非典疫情重災區，珠三角地區電子信息企業遭受了較大的短期沖擊，部分訂單轉向長三角地區，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長三角地區企業的生產。

　　從集群韌性的分布來看，應對此次沖擊，高抵抗力的集群大多集中于長三角東北部地區，以上海為中心形成小集聚區(圖3a)。從集群恢復力的分布情況來看，以“南京無錫-蘇州-上海-嘉興-杭州-寧波”為重要節點的電子信息產業帶的集群恢復力普遍較高，在空間上呈現“Z”字型分布(圖3b)。

　　4.2.2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中的集群韌性 在沖擊抵御期(2007—2009年)，各集群應對此次經濟危機的抵抗力普遍偏低，抵抗力小于零的集群有12個，占全部集群的63.16%，僅有上海浦東新區、徐匯區和閔行區、浙江杭州、江蘇蘇州和昆山、安徽合肥等7個地方集群的韌性表現好于全國平均水平。在恢復調整期 (2009—2012年)，近半數集群的恢復力低于全國平均水平，整體恢復性較差，可見金融危機對長三角電子信息產業集群造成的影響之深。這主要是由于長三角地區的電子信息產業長期依賴于出口，出口比例越高的地區更容易受到經濟危機的影響，僅出口交貨值增速由2007年的28.39%下降至 2009年的-5.32%。其次是當時長三角地區的電子信息產業多數企業以產品組裝為主，市場競爭力弱，在遭受外部沖擊時難以通過創新升級實現快速恢復或整合資源轉向發展。從集群韌性的空間分布來看，應對金融危機，高抵抗力的集群集中于長三角中部地區 (圖4a)，大多數集群的抵抗力低于全國平均水平。高恢復力的集群分布則較為分散，在空間上未呈現出明顯的地理聚集特征(圖4b)。

　　4.2.3 兩次危機沖擊中的集群韌性對比 圖5分析了兩次沖擊中的長三角電子信息產業集群韌性。比較集群的抵抗力發現，兩次沖擊中均有超過半數的集群抵抗力數值為負，其中，不少集群在兩次沖擊中均呈現負值，如上海嘉定、浙江寧波等地，這反映出長三角地區電子信息產業集群在面對外部沖擊時的抵抗能力較弱。對比集群的恢復力發現，各集群在兩次沖擊中的恢復力呈現明顯的差異性。一是長三角地區各電子信息產業集群的恢復力在2001年全球經濟衰退中的整體表現要強于金融危機時的表現，這反映出金融危機所造成的負面影響更為深遠。二是在金融危機中，各集群的恢復力呈現出較大差異性。如上海嘉定、江蘇南京、浙江杭州和寧波等產業集群都表現出較強的恢復性，而上海松江、江蘇蘇州和昆山等地區則表現不佳，這可能與這些地區內電子信息產業出口依賴度過高有關。浙江省嵊州和東陽的恢復力同樣較差，這可能與該地區電子信息產業集群的產品結構層次較低及龍頭企業不夠強的影響有關。

　　4.2.4 集群異質性與集群韌性 結合集群成因，選取外資企業占比和開放度(集群企業出口交貨值與其工業銷售總產值的比值) 出口兩個指標對長三角電子產業集群進行分類。外資企業占比和開放度兩個指標均超過50%的歸為外生型集群，均低于50%的歸為內生型產業集群。研究表明(表2)：以上海、江蘇兩省(市)為主的地方電子信息產業集群屬于典型的外生型集群，其形成過程是當地政府推動的結果。以浙江、安徽兩省為主的地方集群屬于內生型集群，其形成過程主要是依靠當地資源和專業市場。

　　分析結果表明，在應對兩次沖擊過程中，外生型集群韌性主要表現為“低抵抗力-高恢復力”型和“高抵抗力-低恢復力”型。外生型集群韌性之所以呈現這種差異，關鍵原因可能在于集群內核心企業所發揮的作用不同。在集群動態發展中，核心企業一般扮演著增長極的作用，但它們的根植程度是不一樣的。一類是以昆山為典型的集群。昆山電子集群在兩次沖擊中均表現出高抵抗力，恢復力前高后低。從經濟根植的角度來看，其高抵抗力的表現與集群內核心企業 (臺資企業) 控制當地整個供應鏈有關。供應鏈整體游走型的發展模式使得該類集群根植性較弱，在遭受沖擊時受當地關聯企業的制約較小，因而風險關聯度也小。其次，臺資企業本身規模大，加之供應鏈整體移動，有利于快速實現規模經濟效益，增強集群的維穩能力。另一類以南京、蘇州為代表的集群，在沖擊中主要表現為“低抵抗力-高恢復力”型。此類集群的核心企業間不存在明顯的上下游關系，因此核心企業需要與當地配套企業形成合作關系。抵抗力不足主要是由于早期遷移到當地的電子信息產業結構較為低端，配套企業過于依賴龍頭企業，在經濟發生波動時，容易造成風險連鎖效應。而高恢復力則更多源于集群創新能力，龍頭企業在與中小企業生產協作、技術合作中增進溝通交流，逐步建立起創新網絡，有利于集群在沖擊后得到恢復。

　　內生型集群韌性主要表現為“低抵抗力-高恢復力”型。此類電子信息產業集群以中小型民營企業為主，群內企業同質化競爭較為嚴重，產品結構層次較低。以樂清電子元器件集群為例，改革開放后由虹橋鎮早期創業者帶動，個體戶抱團發展而逐步壯大。集群在面對沖擊時抵抗力偏低，一方面可能是由于集群規模較小，部分企業沒有足夠的資源和能力渡過危機。另一方面是企業面臨激烈的同質化競爭，惡性價格競爭容易使集群陷入低端鎖定。而集群高恢復力主要是源于中小企業柔性化的生產模式，對市場變化具備更強的感知力以及“船小好掉頭”的靈活性。結合上述兩方面的分析，一是從集群韌性的強弱來看，長三角地區電子信息產業集群在抵御兩次沖擊中的抵抗力均較弱，但集群在2001年全球經濟衰退中的恢復力普遍強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中的恢復力。其次，各集群應對危機時的恢復力差異明顯。尤其是在金融危機中，出口比例越高的地區更容易受到經濟危機的影響，如上海松江、江蘇蘇州和昆山等產業集群，浙江省內以杭州、寧波為主的地方產業集群恢復力較好。二是從產業集群模式來看，外生型集群韌性主要體現為“低抵抗力-高恢復力”型和“高抵抗力-低恢復力”型，內生型集群韌性主要體現為“低抵抗力-高恢復力”型。

　　5 長三角地區電子信息產業集群韌性的影響因素 5.1 理論分析

　　由于集群韌性問題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集群韌性影響因素的研究也在探索之中，本文在綜述韌性文獻的基礎上，借鑒相關文獻[20,29] ，從區域產業和集群結構特性兩個層面分析產業集群韌性的影響因素。其中，區域產業層面主要選取產業相關多樣化和非相關多樣化，集群結構特性主要分析集群行為主體和知識的異質性、集群對外開放度、龍頭企業的作用、年輕企業占比等五方面。此外，考慮到產業集群的韌性存在地域差異，納入兩個控制變量，人均生產總值 (GDPper) 控制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區域財政支出(CZ)控制政府支持力度。具體指標見表3。

　　一是產業結構多樣性對集群韌性的影響。學術界主流觀點認為產業結構多樣化能分散風險并存在知識外溢，因此能增強城市或區域應對沖擊的能力。Dawley等認為多樣化發揮“沖擊吸收器”(shock absorber) 的功能，能夠將風險分散到不同的產業中去，從而鈍化危機沖擊[30] 。從認知與地理鄰近性的角度來看，技術關聯性是影響知識溢出的重要因素，可以根據技術關聯的強弱劃分為“相關多樣化”與“非相關多樣化”[31] 。一方面，相關多樣化有利于集群的外部創新。由于同一區域產業 (集群) 之間存在較好的經濟技術聯系，受具有技術相關性、相似資源的產業的影響，通過人才流動或接受集群外部知識的溢出加速集群企業間的學習。另一方面，非相關多樣化能夠分散風險。因為非相關多樣化形成的產業結構使產業或企業之間在知識和技術上的聯系相對松散，集群過度專業化所帶來的風險也會大大降低。

　　二是行為主體和知識的異質性對集群韌性的影響。集群內行為主體和知識的異質性有助于地方產業集群避免陷入鎖定。Grabher等認為意大利產業區內由于具有國際知名的服裝設計公司、私營中小企業、家庭作坊等各類行為主體的多樣化組織形式，因此能夠輕松地適應外部環境的變化[32] 。相反，缺乏異質性和多樣性的集群則難以維持長期增長，德國魯爾區煤炭和鋼鐵業、曼徹斯特的紡織業和底特律的汽車業都曾受到結構單一化的影響而走向衰退。總的來說，保持集群系統內部的組織多樣性和異質性，是集群系統創新性發展和具備適應能力的必要條件。

　　三是集群對外開放程度對集群韌性的影響。首先產業集群是一個開放的系統，在開放中不斷地與外界進行物質、信息和能量的交換，一方面獲取外界的信息和知識，另一方面也避免了過度本地結網產生的僵化。Bathelt等提出，地方產業保持活力和競爭性的關鍵是本地創新氛圍的存在和全球通道中的生產聯系和知識交換[33] 。網絡開放在促進集群企業吸收、轉移外部知識的同時，提升技術能力[34] 。

　　四是龍頭企業的作用對集群韌性的影響。龍頭企業的帶動作用具體體現在：一是龍頭企業具有較強的知識擴散效應，二是龍頭企業具備較強的創新效應[35] ，三是龍頭企業具備較強的品牌效應。另外，龍頭企業的生存狀態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地區經濟發展和就業問題，因此是地方政府關注和扶持的重要對象。

　　五是年輕企業占比對集群韌性的影響。集群發展本身是一個動態演化的過程，評判集群發展的標準不僅在于產值、企業數量、就業人數等經濟指標，更在于集群內不斷有新企業進入。尤其在集群應對外部沖擊時，集群內年輕企業的占比越高，意味著集群的活躍度越高，有助于增強集群在面對突發事件時的應變能力，避免走向衰落。另外，年輕企業更富有創造力和靈活性，當遭遇外部危機時，富有挑戰精神的青年企業家會想方設法通過自主創新升級或調整市場營銷策略或轉向相關領域等各種途徑以謀求企業的新發展，以此來抵消危機的負面影響。

　　5.2 模型構建

　　將集群韌性設為因變量，分別為抵抗力和恢復力，采用OLS回歸分析方法來驗證理論假設構建如下模型： RESij = β0 + β1RVi + β2UVi + β3KDi + β4ODi + β5FFi + β6YEi + β7OPENi + β8 ln GDPperi + β9 ln CZi + εi (6) RECij = β0 + β1RVi + β2UVi + β3KDi + β4ODi + β5FFi + β6YEi + β7OPENi + β8 ln GDPperi + β9 ln CZi + εi (7)式中：下標 i 表示各個集群所在區域， i =1、2、3……19;下標j表示各集群韌性分別應對兩次沖擊，即2001年全球經濟衰退及惡性市場競爭沖擊、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沖擊， j=1、2;被解釋變量 RESij 和 RECij 分別表示為產業集群在危機沖擊下的抵抗力和危機沖擊后的恢復力;解釋變量RV和UV分別表示相關多樣化和非相關多樣化;KD和OD分別表示知識異質性和所有制異質性;FF表示龍頭企業的作用;YE表示年輕企業的占比; OPEN表示集群對外開放度; εi 為誤差項;集群所在區域的人均生產總值 (GDPper) 和區域財政支出(CZ)為控制變量。各解釋變量的描述與量化見表3。

　　5.3 模型估計結果

　　采用OLS回歸分析方法，對長三角地區的電子信息產業集群韌性的影響因素進行回歸分析，模型結果如表4所示。本文涉及到的解釋變量的容差均大于0.1，且方差膨脹因子VIF小于10，因此不存在共線性的問題。

　　5.4 實證結果分析

　　第一，區域產業非相關多樣性 (UV) 僅對兩次沖擊中的集群恢復力具有促進作用，對抵抗力無顯著影響。這表明區域產業的非相關多樣性能夠顯著提升長三角地區電子信息產業集群的韌性(恢復力)，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分擔沖擊帶來的風險。而區域產業相關多樣化(RV)對兩次沖擊的抵抗力和恢復力均無顯著影響。第二，知識異質性(KD)對集群抵抗力和恢復力都具有促進作用。這表明知識異質性正向影響集群從危機中恢復過來，其中，知識異質性在應對2008年金融危機中發揮了更大的促進作用。第三，龍頭企業(FF)對兩次沖擊中的集群抵抗力發揮相反的作用，即在應對2001年全球經濟衰退和家電行業惡性競爭的沖擊中，龍頭企業發揮著顯著的促進作用，而在 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的沖擊中，龍頭企業的作用為負。第四，集群對外開放程度 (OPEN) 對兩次沖擊中的集群抵抗力發揮抑制性作用。這表明長三角地區電子信息產業的產品出口比例越高，則越容易受到國際市場環境波動的干擾，進而表現出較差的韌性。第五，所有制異質性 (OD) 和年輕企業占比 (YE) 對集群韌性的影響作用并不明顯。從所有制異質性來看，這可能與部分地區的企業所有制結構較為單一有關。從年輕企業占比來看，其發揮的作用并不穩定，可能由于企業成立時間較短，還未形成較強的資源整合能力與市場競爭力。

　　6 結論與建議 6.1 結論

　　本文以長三角地區電子信息產業集群為研究對象，通過測度和分析各集群應對2001 年全球經濟衰退及惡性市場競爭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沖擊的抵抗力和恢復力，探討影響電子信息產業集群韌性的因素。需要說明的是，由于產業集群層面的數據難以獲得，考慮到這些縣市區表現出的大規模電子信息產業集聚的區域集群化現象，也借鑒相關研究，本文在處理有關變量時用城市單位的數據來替代。本文的主要貢獻在于從定量角度研究了產業集群韌性問題，彌補了產業集群韌性定量研究的不足。在豐富產業集群韌性文獻、推動產業集群韌性研究的同時，試圖豐富產業集群理論。主要結論如下：

　　(1) 在不同的危機沖擊下，產業集群顯示出來的韌性不同，主要表現在一是各集群在抵御兩次沖擊中的抵抗力均較弱，二是各集群在遭遇沖擊后的恢復力差異明顯。尤其是在金融危機中，出口比例越高的地區更容易受到經濟危機的影響，如上海松江、江蘇蘇州和昆山等產業集群。(2) 集群類型特征不同，表現出來的韌性也不同。外生型集群韌性主要體現為“低抵抗力-高恢復力”型和“高抵抗力-低恢復力”型，內生型集群韌性主要體現為“低抵抗力-高恢復力”型。(3) 在不同的危機沖擊下，影響集群韌性的因素存在差異。區域產業非相關多樣性僅對兩次沖擊中的集群恢復力具有促進作用，對抵抗力影響不明顯。區域產業相關多樣化對兩次沖擊的抵抗力和恢復力均無顯著影響。集群內部企業異質性中僅有知識異質性對集群抵抗力和恢復力發揮正向促進作用，而集群對外開放程度則在總體上發揮了抑制作用。龍頭企業對在兩次沖擊下的集群抵抗力的作用力方向不同。所有制異質性和年輕企業占比對集群韌性的影響作用不明顯。

　　6.2 政策建議

　　長三角作為全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先進示范區，對產業發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電子信息作為長三角地區大力發展的主導產業，其產業集群韌性的增強，不僅能夠成功抵御外部環境變化帶來的沖擊和擾動，助力區域經濟平穩運行，而且能夠催生較大的創新重組潛力，帶動整體區域轉型升級。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議：

　　一是培育多樣化產業結構。地方政府應重視地區多樣化產業結構的培育。科學謀劃所轄區域內產業 (集群) 發展的多樣化規劃，既要重視集群企業間的技術聯系，更要保證集群之間在知識、勞動力技能上的松散關聯度，從而使地方產業集群應對外部沖擊時具有足夠的韌性。在引導和培育產業集群、提高產業專業化集聚水平的同時，更要注重提高產業集聚的質量。如在推進集群建設過程中，要充分考慮集群間以及群內企業間的競爭強度、技術相似度、供應鏈網絡等。

　　二是注重集群企業的知識異質性。根據研究結論，集群知識異質性對集群韌性具有較強的正向影響。當集群企業主體在面臨復雜的外部經濟環境時，異質性知識的吸收及空間擴散有利于決策者調整和把握企業發展方向，從而做出正確有效的決策。因此，政府在引進企業時要注重集群企業間知識的層次性，保持知識層次的差異性，避免集群內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呈現高度的相似性。其二要充分發揮核心企業的知識優勢。通過設立專項產業發展基金，適當傾斜創新補貼資源，加大研發經費的投入，形成核心企業的知識存量和知識創造優勢，進而利用知識勢能輻射中小企業。其三應充分鼓勵集群內企業主體間的合作交流。地方政府要積極組織舉辦行業交流會、項目討論會等，鼓勵各企業組建研發共同體，對企業間合作項目給予一定的政策優惠。同時要充分支持企業知識產權創造與保護，推動企業自主創新與漸進式創新，從而提升集群的危機應對能力。

　　三是持續做強龍頭企業。在西方發達國家“再工業化”戰略的推動下，制造業回流趨勢明顯，國際市場競爭日益激烈。與此同時大量貿易保護、技術壟斷和地緣政治等外來沖擊將持續存在，這就要求各產業集群尤其是龍頭企業應不斷通過自我創新、聯合創新、技術轉型等途徑不斷提升自身競爭力。一方面要鼓勵龍頭企業積極進行自我創新，組建研發團隊攻堅克難，努力搶占新產品的研發高地，實現彎道超車;另一方面要依托龍頭企業，率先在龍頭企業試點探索產學研深度合作新模式，打造創新產業聯盟，攻克關鍵技術，實現技術突破，繼而培育衍生新興產業，帶動產業良性發展。

　　四是保持集群開放和增強風險意識。在全球化背景下，地方政府要重新審視集群的全球化與地方化的關系。一方面要增強集群的開放性，加強與外界的交流。通過引進大量高素質人才和先進技術、參與國際行業交流會、建立海外孵化器等多種途徑獲取外部知識和信息，為地方集群建立全球性創新網絡體系提供發展動力。另一方面要增強集群的風險防范意識。充分利用好地方政府、行業協會和企業等多方力量，加強對各類風險源及風險特征的調查研究，做好風險預警和動態監測工作，增強集群的可持續發展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