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哲學思想研究領域的歷史虛無主義批判

　　[摘 要]《實踐論》《矛盾論》是毛澤東對中國革命歷史經驗的總結,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的哲學著作,在毛澤東哲學思想中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和理論意義。 歷史虛無主義者以顯性的可見文本直接比對的方式,蔑稱《實踐論》《矛盾論》為國內外哲學著作的抄襲與翻版,進而否定毛澤東及其思想的歷史價值和意義,此操作方式集中呈現于對《實踐論》《矛盾論》的非科學、非歷史地解讀。 我們需要從根本上揭穿歷史虛無主義觀點的虛假性、材料使用上的不正當性和解讀模式的非科學性,并在此基礎之上深度透視認知毛澤東哲學思想的重要理論價值及現實意義。

　　本文源自王曉峰， 東岳論叢 發表時間：2021-07-14

　　[關鍵詞]毛澤東哲學;癥候閱讀;歷史虛無主義

　　《實踐論》和《矛盾論》(以下簡稱“兩論”)不僅是毛澤東哲學思想的結晶,也是毛澤東總結和闡發中國革命的歷史經驗,推動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的重要理論著作。 “兩論” 的提出,標志著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國共產黨領導集體實現了從農民包圍城市的革命實踐到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為核心的理論實踐的辯證過程。 然而正是由于“兩論”在毛澤東哲學思想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兩論寫作背景復雜性、概念術語的模糊性和不同版本之間的差異性等特點,學界關于兩論歷史地位的評價再次出現了爭議①。 “兩論”抄襲說、雷同說甚囂塵上,成為歷史虛無主義者定位和評判“兩論”的核心關鍵詞。 從根本上來說,歷史虛無主義是教條主義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變體。 歷史虛無主義者關于“兩論”的評判,同時也是教條主義主導下的簡單對照式閱讀方式對于“兩論”文本解釋的越界和對于文本自身歷史性、價值性維度的遮蔽。 因此,必須要明確閱讀和學習“兩論”的方法論和閱讀模式的重要性,借助于癥候閱讀及其與文本直讀辯證結合的方式,實現文本自身和文本閱讀過程中的歷史和邏輯、理論和實踐的具體的歷史的統一,進而重新審視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哲學思想所具有的現實意義與理論價值,旗幟鮮明地反對歷史虛無主義。

　　一、歷史虛無主義的基本觀點與態度

　　歷史虛無主義的本質是教條主義,具體表現為以“兩論”為核心的簡單對照式閱讀模式以及關于毛澤東本人歷史評價的否定性研究模式。 這種以“去政治化”為目的而展開的關于兩論的學術研究通常帶有一定的、潛藏著的政治立場與價值評判,并在關于部分爭議文本的解讀過程中采用一種顯性的、簡單的、粗糙的文本直接對比閱讀模式,其目的是將毛澤東的核心哲學文本定義為對他人作品的抄襲與翻版,進而否定毛澤東本人的人格及其思想的歷史價值和意義,作出兩論“抄襲改寫論”和“雷同翻版論” 的否定性論斷。

　　(一)歷史虛無主義的否定對象:《實踐論》與《矛盾論》的真實性

　　《實踐論》《矛盾論》的產生具有時代性和歷史必然性,是毛澤東關于中國革命道路與具體實踐的哲學思考和深刻總結。 直接地來看,“兩論”又是與中國革命的豐富實踐經驗緊密聯系在一起的①。 第一, 從實踐上來看,20 世紀20 年代到30 年代,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特殊性決定了中國既無法像西歐一樣依靠工業化大生產去培養以生產力為基礎的工業無產階級,也無法像俄國革命一樣以工業相對集中的大城市為基礎進行武裝暴動去奪取全國政權。 第二,從理論上來看,馬恩的經典論斷以及俄國革命的經驗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之間事實上存在著較大的差距。 罔顧中國實際,教條地應用馬恩經典已經造成了黨內思想的混亂,并使得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遭受了一系列重大挫折與損失。 歷史和現實的雙重任務要求毛澤東從哲學的高度、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對革命態勢加以深入考察和深度透視。 因此,“兩論”的產生具有劃時代的歷史意義與實踐價值。

　　“兩論”是理論與實踐相互統一的杰出作品,更是毛澤東關于自身理論與實踐的一次深刻總結與提升。 豐富的閱讀量和閱讀史是毛澤東得以進行理論創新的基礎。 埃德加·斯諾曾說:“他博覽群書,對哲學和歷史有深入的研究。”②毛澤東的閱讀并不僅限于馬克思主義的著作,他曾謙稱自己“也讀過一些古希臘哲學家、斯賓諾莎、康德、歌德、黑格爾、盧梭等人的著作”③。 因此,“兩論”在中國政治史、哲學史上都具有重要的現實和理論價值,尤其是備受國內外無以計數學者關注的《矛盾論》,幾乎是公認的“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展的新形式的里程碑”和“關鍵的轉折點”④。

　　正是因為“兩論”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中具有重要地位,國外學者也嘗試從“兩論”中去尋找和探源毛澤東哲學思想形成的理論地基。 然而,因為國外學者隱含的政治立場以及對于“兩論”文本的不熟悉,部分國外學者比如阿瑟·科恩就曾提出,“兩論”是解放后著作的命題。 另一方面,部分國外學者更是從簡單的對照式閱讀方式出發,認為“兩論”的原始版本是對蘇聯教科書和李達《社會學大綱》等文本的抄襲。 因此,關于毛澤東哲學研究領域的歷史虛無主義批判,必須重視“抄襲改寫論”和“雷同翻版論”這兩個重要觀點。

　　(二)“兩論”與蘇聯作品的關系問題之誤判:歷史虛無觀之“抄襲改寫論”

　　歷史虛無主義關注的第一層次是“兩論”與蘇聯教科書之間的理論聯系。 “抄襲改寫論”認為,毛澤東的《實踐論》與《矛盾論》大篇幅地抄襲和改寫了蘇聯 30 年代的哲學教科書,而沒有增添新的理論要素。 因此,“兩論”根本不是毛澤東哲學的理論創新,而是一種意識形態的作品。 從這個維度出發,他們既否定了“兩論”的真實性,也進一步否定了毛澤東哲學的合法性。 從文本依據來看,歷史虛無主義者認為,毛澤東在撰寫“兩論”之時主要是參考并抄襲了《辯證法唯物論教程》《新哲學大綱》和《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等哲學教科書,進而從形式與內容雙重維度挪用了教科書中的核心要素和理論體系建構方式⑤。

　　“抄襲改寫論”的問題在于文本考據的失真與還原主義邏輯。 必須指出,蘇聯教科書構成了毛澤東思考哲學問題的重要理論場域之一,但是其并不構成毛澤東進行理論創作的唯一邊界。 根據尼克·奈特的考證,在延安時期,毛澤東不僅閱讀過《辯證法唯物論教程》《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等著作,更閱讀了相當多的馬恩原著,其中包括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列寧的《談談辯證法問題》《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等著作,并為此做了大量的筆記和批注,僅在研讀《辯證法唯物論教程》之時就“有將近一萬兩千字的批注”①。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許全興教授指出:“在 1936 至 1937 年 7 月間,毛澤東系統地發憤讀書(尤其是哲學),總結經驗,在理論上了一個很大的臺階”②。

　　單純地從文本考據出發,并不能還原毛澤東寫作“兩論”的原初語境。 與此相反,單純的文本考據卻往往會采用一種超歷史的還原主義邏輯并得出關于作品和作者本人“去歷史化”的否定性結論。 美國學者、著名毛澤東研究專家斯圖爾特·施拉姆(Stuart R. Schram)就曾直言不諱地指出:“毛關于辯證唯物主義的講演……相當大的部分,尤其是開始講的那幾章,幾乎是不加掩飾地抄襲蘇聯的材料。”③除此之外,波蘭學者萊塞克·科拉科夫斯基也在他的《馬克思主義的主要流派以及它們各種起源、發展和瓦解》一書中指出:“毛的兩篇哲學論文———《實踐論》和《矛盾論》是一種對他所讀過的列寧和斯大林著作的大眾化與簡單化的解說。”④很明顯,施拉姆和科拉科夫斯基在關于“兩論”的歷史性定位的問題上出現了還原主義的錯誤。 準確來說,他們通過文本的考據注意到了毛澤東著作中的理論線索,但是在還原主義的邏輯下卻忽視了著作背后的歷史性場域。

　　(三)“兩論”與國內作品的關系問題之誤讀:歷史虛無觀之“雷同翻版論”

　　歷史虛無主義關注的第二層次是“兩論”與其同時代相關作品的理論聯系。 “雷同翻版論”認為,毛澤東的“兩論”是毛澤東關于國內三本重要哲學著作———《社會學大綱》 《大眾哲學》和《社會科學方法論》⑤的整合而不是毛澤東自身的理論創新。 除此之外,他們也試圖從毛澤東的秘書陳伯達的著作入手,論證在“兩論”的寫作過程中陳伯達的理論立場對于毛澤東理解哲學問題的潛在性影響。

　　“雷同翻版論”的問題在于缺乏支撐性的文本依據并存在大量抽象的、平面化的理論預設。 《社會學大綱》《大眾哲學》和《社會科學方法論》集中體現了 20 世紀 30 年代中國哲學界的理論水平,但是并沒有任何文本依據可以證實毛澤東抄襲抑或請陳伯達代筆。 從現在可以公開的文獻資料來看,毛澤東撰寫“兩論”的過程比較復雜,其中既有蘇聯教科書的影響,也有中國傳統文化、西方近代思想以及毛澤東與同時代的思想家理論之間相互碰撞所構成的合力。 我們從《毛澤東書信集》的研究中發現,毛澤東之所以能夠成為集政治家、革命家、哲學家、文學家和詩人于一身的歷史巨人,與他善于和同時代的眾多思想家進行交流與對話分不開⑥。

　　“雷同翻版論”試圖去預設一個抽象的、平面化理解的毛澤東形象。 在這樣的命題結構之中,毛澤東似乎只能以一個純粹政治家的身份出現。 從這個角度出發,必然會得出毛澤東既沒有能力也沒有時間去進行哲學寫作的錯誤結論。 然而問題在于,抽象化的理論預設明確地與歷史發展的真正進程不符。毛澤東不僅是一個偉大的政治家,更是一個有著自身獨特理論創新的哲學家。 長征結束之后,毛澤東不僅有時間、更有能力從理論和實踐兩方面去總結和提升中國革命的歷史經驗。 也正是在兼具政治家和哲學家雙重身份的前提之下,毛澤東才有能力在實踐的基礎之上與國內外的思想家進行理論上的雙向互動。

　　綜合透視以上兩方面的“抄襲說”,其討論的核心實際上并不在于“抄襲”的內容,關鍵在于讀者在閱讀文本的過程中采用的方法論。 歷史虛無主義的方法論基礎即在于認為毛澤東哲學思想是他人思想的翻版、改寫或模仿,持此論者所看到的更多是形式層面上的某種“雷同”,而對于隱藏在白紙黑字背后的豐富思想及其存在的價值維度卻無力加以進一步的深入思考和闡明。 因此,深入把握“兩論”的內在理論邏輯結構,盡可能地窮盡文本的真實意蘊,就必須超越表層的話語形式,從單純的“文本直讀”轉向 “文本直讀”與“癥候閱讀”相結合的科學閱讀模式。

　　二、“兩論”爭議的實質———閱讀模式的沖突

　　一定的閱讀模式決定了一定時期文本展開的深度和廣度,更決定著文本背后歷史性維度的敞開。直接地來看,單純性的“文本直讀”僅能確證表面上的文字信息,而只有積極引入“癥候閱讀”方法,才能透過文字與符號的表層敘述邏輯切入其背后的深層問題式,從而避免作出諸如“抄襲說”“翻版論”等簡單論斷。

　　(一)“證據陷阱”與“碎片化邏輯”———“文本直讀”歷史性維度的遮蔽

　　文本直讀的基礎和前提是關于文本自身歷史性維度的懸置與主體的介入。 “證據陷阱”和“碎片化邏輯”出現在主體閱讀過程中關于文本自身內容的切割和轉換。 因此,這種以私人的閱讀背景和心理經驗推動下的文本直讀必然會出現關于同一文本材料相互矛盾的論斷。 相關學者認為,“證據陷阱”即 “在看似客觀存在的、代表中立性與客觀性的‘證據’ (即經驗對象)面前,由于主體‘審視證據方法’的差異,面對同一‘證據’往往會達至截然不同的結論”,這就意味著從“證據審視”層面可以找到問題的根源,也即兩種“證據審視”———依據顯性的文字編碼證據與穿透直觀證據深入其本質———會帶來“截然不同的理論圖景”①。 從歸根結底意義上說,“直讀”模式中的“證據陷阱”的產生不是因為文本解讀者偏離文本太遠,而是恰恰相反,文本解讀者與文本之間的距離太近,甚至在這種解讀模式中,主體的過分介入已全然陷入到文本的文字與符號堆中無法抽身出來,導致他們對文本賴以產生的社會歷史背景、文本對現實實踐的指導意義以及文本對未來社會發展的啟發等多個維度視而不見。

　　“證據陷阱”的背后隱藏的是關于一定時期歷史性維度的“碎片化邏輯”。 這種“碎片化邏輯”的問題在于其孤立、靜止、零碎地思考文本與文字本身,忽視了深藏于其中的思想理論的完整、系統、延續的圖景,特別是忽視了文本所特有的問題意識和內容層次的重要性等級。 在《矛盾論》中,單就“矛盾同一法則”而言,毛澤東的“矛盾論”顯然意味著“對立統一規律”在重要性上明顯高于“否定之否定”以及 “質量互變”規律,而在蘇聯教科書中就沒有這樣的認識②。 實際上,毛澤東甚至曾斷言不存在所謂的 “否定之否定”。 這就意味著“矛盾論”的存在并非如蘇聯教科書以及相關譯文那樣停留在理論文本表層邏輯,而是呈現出了毛澤東自身思想的強大創造力和生命力。

　　文本直讀中歷史性維度的缺失是其本質性的缺陷。 “兩論”本身就是歷史的產物,不從寬廣的歷史性維度出發去透視 20 世紀初國內外的歷史環境及觀念的變遷與發展狀況,就根本無法對文本加以正確解讀和認知。 因此,在不深入了解這段歷史的情況下武斷地對“兩論”加以解讀和詮釋,便很難把握住其中的精髓,更難以將其中最有價值的內容呈現出來。 實際上,在中蘇建交初期,受中蘇友好關系的影響,蘇聯學界對“兩論”給予了極大關注并作出了高度評價,認為《實踐論》的“作者全面地考察了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并論證和發展了每一個原理”①,《矛盾論》是“杰出的、深刻的、有重要價值的著作,是對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理論的卓越貢獻”②。 與之形成對比的是,上世紀 60 年代,蘇聯從政治意識形態出發,對“兩論”作出歷史虛無主義化的否定。 因此,僅僅抓住這種前后不一致乃至前后矛盾的解讀與評價,忽略和漠視其中的歷史性線索,去單純地否定“兩論”,是一種非歷史、非科學的解讀模式。

　　非反思性地對“兩論”進行文本直讀,是歷史虛無主義“抄襲改寫論”和“雷同翻版論”命題產生的根源。 總體來看,歷史虛無主義既忽視了文本的深層次內容結構,也忽視了文本內在思想價值的延展性, 更忽視了人類社會歷史的變遷和延續以及與之相伴隨的人們的思想與認識的深刻變化,從而不可避免地成為了一種形式直讀與對于文本非法性地過度解讀。 因此,重新審視和回顧“兩論”的目的,就在于將其核心價值及思想原創性從形式化、平面化的文本直讀中進行解蔽與探源。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筆者認為,我們在解讀“兩論”之時應當積極借鑒法國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學者阿爾都塞所提出的一種深入認知思想家作品的閱讀方法———“癥候閱讀”。

　　(二)“癥候閱讀”:探源“兩論”的深層問題式

　　“癥候閱讀”是由法國著名哲學家阿爾都塞提出的獨特閱讀模式,其目的是透過文字的表象去探源文本內部的深層問題式。 在阿爾都塞看來,所謂的歷史真實以及文本的全部意蘊“不可能從它的公開的語言中閱讀出來,因為歷史的文字并不是一種聲音(Le Logos)在說話,而是諸結構中某種結構的作用的聽不出來、閱讀不出來的自我表達。”③因此,就需要一種能夠超越文本字面意義束縛的閱讀方法——— “癥候閱讀”方法。 阿爾都塞說:“所謂癥候讀法就是在同一運動中,把所讀的文章本身中被掩蓋的東西揭示出來并且使之與另一篇文章發生聯系,而這另一篇文章作為必然的不出現存在于前一篇文章中。”④以此為基礎,阿爾都塞非常強調閱讀模式自覺的重要性:“逐一的進行‘癥候’閱讀,即系統地不斷地生產出總問題對它的對象的反思,這些對象只有通過這種反思才能夠被看得見。” ⑤也就是說,非反思性地進行文本直讀,很大程度上有可能是關于文本自身深層問題式的曲解,文本的深層信息只有借助 “癥候閱讀”的方法才能逐一呈現。

　　文本內部的深層問題式是以歷史性維度為基礎,指向文本所未直接表述、語言文字未直接呈現的邏輯結構和價值取向。 國外學者之所以在理論上難以進入“兩論”所關涉的內在時空場域,不僅僅是他們采用了一種抽象的、平面的文本直讀,更在于他們缺乏一種歷史性的維度即只是將“兩論”當作是單純的文本而不是毛澤東在文本背后所指向的實踐智慧與辯證法問題。 這就像國內學者所指出的,抄襲論的最大問題就在“將思想的建構過程及其本質內涵簡單化,……將思想視為由概念、詞句等因子簡單堆積的產物,是上述因子量的積累和形式上的簡單編排,而忽視了概念、詞句背后所深含的理論架構與本質邏輯”⑥。 盡管在毛澤東與蘇聯教科書中存在著許多相似的文字表達內容,然而蘇聯教科書的語境中存在的意義并不存在于中國現實環境下的《矛盾論》中,其意在表達的東西也并不完全等同于毛澤東的《矛盾論》。

　　因此,對《矛盾論》的科學解讀,既要重視蘇聯教科書和國內作品中處于顯性狀態的表層文字邏輯, 又要深刻地意識到潛藏在表層文字邏輯背后的深層問題式。 只有如此,《矛盾論》中毛澤東原創性要素才能夠積極呈現且受到重視與認同。 實際上,強調“兩論”的原創性以及對中國革命實踐的指導意義的聲音并不是國內學者孤立地發出的,而是由國內外眾多學者在獲得基本認同和認定之后得出的研究結果。 杰姆遜指出:“在 19 世紀 50、60 年代的法國,毛澤東的《矛盾論》對馬克思主義者的影響是很大的,是結構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之一”①,其中的原創性與對推動現實革命實踐的重要性非傳統蘇聯教科書所能比擬。 諾曼·萊文在認真考察這一著作時也曾指出:“毛澤東沒有簡單抄襲斯大林教科書體系的基本觀點,真正影響毛澤東的不是斯大林的教科書體系,也不是列寧的《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 ,而是列寧的《哲學筆記》 。”②高度肯定毛澤東的《矛盾論》這一代表作的阿爾都塞更是指出其復雜性與原創性就在于指出了“矛盾與矛盾之間、各矛盾方面之間存在的支配關系” ,“這種支配關系是矛盾的基本關系”③。 因此在這個意義上來說,抄襲論并沒有深入到毛澤東在“兩論”中指稱的深層問題式,而只是停留在文本的表象。

　　(三)科學文本閱讀模式:“文本直讀”與“癥候閱讀”的辯證結合

　　“文本直讀”與“癥候閱讀”是學習和研究“兩論”的科學閱讀模式。 實際上,“直讀”恰恰奠定了“癥候閱讀”的基礎,而“癥候閱讀”則是在“文本直讀”基礎之上進一步重構對作品的表層邏輯結構的認識。國內學者就以“文本直讀”的方式對比過“ 《辯證法唯物論》 (講授提綱) ” 、《矛盾論》以及蘇聯教科書《辯證法唯物論教程》④。 《矛盾論》中有相當一部分內容確實是受到蘇聯教科書的影響,甚至也有部分錯誤看法的繼承。 譬如,看待“否定之否定法則”部分時的一些思考在新中國成立后得到毛澤東本人的修正與刪除。 總體來看,版本之間的刪節與增補體現出了毛澤東在不同時期關于同一問題的思考和認知模式的變動。 重視“文本直讀”就是在堅持文本序列系統性的基礎之上,為“癥候閱讀”建立扎實的文本考據功夫。

　　“癥候閱讀”法,超越了對文本的簡單解讀與思考,而是將其表述放置于特定的理論空間及時代背景之中,這就需要借助更多的理論作品與時代作品以拓寬理論視閾,進行全方位、多角度的認知與審視。就理論積淀與創作背景而言,從《毛澤東哲學批注集》就能夠看到,毛澤東的哲學思想明顯具有深厚的中國古代哲學思想的根基,特別是在對樸素辯證法的認知與把握上,結合了中國歷史的經驗發展規律, 能夠更加深入淺出地闡釋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概念與理論,而這些則是蘇聯教科書和其他很多理論著作所不具備的。 除此之外,就時空背景而言,中國近代發展史與特殊性極其顯著的革命史,以及毛澤東本人經歷的革命成功與失敗的現實體驗與深刻總結,也都包含在毛澤東對相關問題的深度思考與認識之中,這就擺脫了黨的其他領導人所犯的教條主義、本本主義和命令主義等錯誤,更加科學而有效地認知并改造現實。 正如許全興教授所言:“任何一個沒有偏見的人,只要把《實踐論》 《矛盾論》與上述三本蘇聯哲學教科書有關部分相比較就不難看出,無論在體系上還是在內容上,毛澤東同志都依據中國革命的實踐進行了理論上的創造”⑤。 毫無疑問,沒有這種基于現實考量的理論創造性,就不可能有如此驚人的理論效應和對現實實踐的強大作用力。

　　綜上所述,正如阿爾都塞在《讀〈資本論〉 》一書中所提出的那樣:“要把毛澤東于 1937 年寫的《矛盾論》看作政治實踐中的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結構的反思描述” ,而非“單純的‘概念化’ ”⑥。 從經典文本的閱讀方法與觀察視角的轉換之中,我們可以看出以“抄襲論”為代表的歷史虛無主義觀點是一種以還原主義邏輯為核心的簡單對照式閱讀模式。 一方面,歷史虛無主義對文本的解讀過分地依賴文本本身,忽略了文本背后深刻的歷史背景與理論淵源;另一方面,他們更忽視了歷史性維度對于中國現實的解釋力與改造力。 因此,科學地閱讀“兩論”必須將“文本直讀”與“癥候閱讀”辯證地統一起來,才能理解“兩論”文本與現實實踐之間歷史的具體的統一。

　　三、以“兩論”為代表的毛澤東哲學思想的意義與價值

　　以“兩論”為代表的毛澤東哲學思想具有復雜的整體結構,其中既包括蘇聯教科書及國內譯者的影響,也有毛澤東自身關于中國傳統文化、西方近代哲學以及馬克思主義的理解與思考。 因此單一地以文字和用詞結構的相似性去指認“兩論”關于蘇聯教科書的抄襲,在本質上是一種對于文本思想背后深層問題式的遮蔽。 毛澤東一向拒斥用機械主義的方式理解馬克思主義,這不僅是國內眾多學者所公認的, 亦是為包括尼克·奈特在內的不少海外學者所注意到了的①。 因此我們需要從根本上揭穿歷史虛無主義觀點的虛假性、材料使用上的不正當性和解讀模式的非科學性,并在此基礎之上深度認知毛澤東哲學思想的重要理論價值及現實意義。

　　(一)歷史虛無主義的誤判:對毛澤東哲學思想創造性與系統性的忽略

　　歷史虛無主義者對毛澤東哲學思想最大的誤讀與誤判就在于他們忽略了毛澤東哲學思想的創造性與系統性。 我們在重新解讀和思考毛澤東哲學思想時,要正本清源,辨清毛澤東本人的哲學思想與其他思想的諸多細微差別乃至本質差異。

　　第一,毛澤東哲學思想是建立在豐富的實踐基礎之上的理論創造性轉化。 毛澤東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概念,深入地研究和探索了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問題。 在“矛盾的特殊性”問題上,毛澤東不僅深刻地指出了矛盾特殊性對于理解矛盾結構的重要性,更將對立統一規律定義為理解辯證法問題的核心和基礎,超越和批判了教條主義孤立、靜止、片面的形而上學傾向。 在改造世界的方面,毛澤東更是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推進了一大步。 毛澤東將這一命題豐富和拓展為改造客觀世界與改造主觀世界兩個重要的維度,而且在實踐層面對主觀世界的改造給予了極大重視。 由此可見,忽視“兩論”文字背后承載的歷史價值即引導革命方向與成功實踐的經驗事實,不僅與文本的事實不符,更與現實歷史發展的進程相違背。

　　第二,毛澤東哲學思想是基于“多元”理論資源的把握、吸收與改造基礎上的理論系統性轉化。 毛澤東哲學思想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相互融合的理論結晶。 毛澤東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與方法,批判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封建主義因素,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合理內核用馬克思主義的術語清晰地表達出來,賦予了中國傳統文化新的活力與生命力。 正如臺灣學者劉季輪所言:“毛澤東是在他自己的一套符號系統中,來重新運用這些詞句的。 語句依然,但它們的位置、它們的作用、它們的意涵,都必須重新加以考釋。”②因此,“兩論”文字的背后并不是一個平面化的語義系統,而是一個復雜的系統結構。 毛澤東在行文過程中引用的各種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成語、典故、事例的內涵與外延都已經發生了重大的轉變。 因此,不從系統化的視角審視“兩論”的文本,就無法讀出毛澤東文本的內在意蘊與深層問題式。

　　第三,毛澤東哲學思想是建立在豐富歷史資源之上的與現實革命運動緊密相連的理論的要點性轉化。 要點性轉化是指擺脫文本具體內容的束縛與制約,既是對于前人思想精髓與重點的精準把握,又是對時代主題與歷史任務的準確定位。 無論從理論文本中加以考察,抑或是從其實踐層面加以透視,都不難發現毛澤東本人對于形式主義、本本主義和教條主義持有極為強烈的批判與否定的態度。 然而,歷史虛無主義者卻認為毛澤東的“兩論”是一種教條主義式的抄襲與翻版。 準確來說,對于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作品、蘇聯的教科書以及《社會學大綱》等書目,毛澤東都帶著強烈的現實關懷與問題意識去加以精心閱讀。 這同時也就意味著他本人對于他性文本中所提出的具體結論與原則并沒有立刻形成剛性的理論定式,而是將更多的精力聚焦于對內容形式背后的理論要點和內容核心的把握和借鑒,將這些最能夠與中國現實相契合的“動力論”要素、方法論精髓進行思考與要點化,從而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審視問題的世界觀與方法論。

　　(二)重釋毛澤東哲學思想的歷史價值與理論貢獻

　　以“兩論”為核心的毛澤東哲學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與價值,是關于 20 世紀 20 年代到 30 年代中國革命實踐的重大理論總結。 理論是實踐的前導,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成功就在于毛澤東思想的正確指引。 毛澤東本人在《新民主主義論》中也談到過:“形式主義地吸收外國的東西,在中國過去是吃過大虧的”①。 盡管施拉姆對于“兩論”文本的考據存在誤判,但還是對毛澤東的理論貢獻給予了最高的評價:“毛澤東關于矛盾問題所作出的杰出貢獻、是他一生中絕無僅有的”②。 這就意味著,對毛澤東哲學思想的解讀與評價,必須重視其理論貢獻、實踐貢獻以及理論貢獻的后續效應。

　　第一,毛澤東哲學思想堅持了實事求是的核心理念。 無論是《實踐論》還是《矛盾論》,其背后反映的第一個價值理念就是實事求是。 毛澤東將實事求是這個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經典命題在更宏觀的理論視閾中賦予了全新的內涵,在哲學的高度上“徹底地打破了對辯證法的教條主義的理解”③。 很明顯,毛澤東的核心關懷、閱讀旨趣以及理想信念都在于運用科學的思想尤其是借助暗含于其中的方法論精髓去認知中國的國情,把握社會歷史潮流涌動的方向,以深刻認識和改造中國的現實,服務于現實的革命實踐。 因此,實事求是的理念與精神,在毛澤東那里,無論從理論的吸收與創造維度,還是從對實現實踐的分析、駕馭與指導維度都體現得淋漓盡致。

　　第二,毛澤東哲學思想奠定了科學的唯物論基礎。 毛澤東指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認識論”是“以科學的社會實踐為特征的”④。 也即是說,要獲取對現實革命局勢的全面而深刻的認識,就必須在理論的高度上,既要徹底地批判機械唯物主義的“投降論”,也要徹底地批判唯心主義的“速勝論”,為中國革命奠定科學的唯物論基礎。 在《實踐論》中,毛澤東多次強調實踐的第一性原理,并用生動形象的實例去指出實踐關于理論、理論關于實踐的雙向互動聯系。 在毛澤東看來,實踐與認識的關系問題絕不是從實踐到認識的簡單對接過程,而是一種互動與互嵌的復雜關系。 如毛澤東自己所言,社會實踐“就是檢驗理論與發展理論的過程,是整個認識過程的繼續” ⑤。 因此從某種程度上講,實踐本身就是一種認識世界的方式,更是唯物主義立場在認識論領域的展開。

　　第三,毛澤東哲學思想發展了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矛盾觀。 矛盾是辯證法的核心,通過列寧的《哲學筆記》,毛澤東間接地讀到了黑格爾的矛盾理論。 除此之外,阿爾都塞和諾曼·萊文等國外學者更是試圖從不同的理論視角對毛澤東的矛盾理論與黑格爾哲學之間的關系問題加以詮釋學意義上的闡發。當然,對毛澤東的矛盾理論建構而言,更重要的是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對于黑格爾的批判性分析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全新理論分析模式。 我們能夠很明顯地看到,在《矛盾論》中對“對立統一規律”的創造化、系統化、要點化,較為充分地體現出毛澤東哲學抓住了“唯物辯證法的實質和核心”⑥,認識到中國革命的主要矛盾是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并區分出對抗性的和非對抗性的矛盾的重要性。

　　(三)再探毛澤東哲學思想的時代價值與意義

　　將毛澤東哲學思想放置于當代中國重新加以透視和詮釋,特別是將其放置于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關鍵節點和偉大歷史方位,不僅僅是簡單地將深藏于毛澤東的實踐與文本的思想觀點與方法論精髓加以挖掘和闡釋,而是要將其中的真正對當下社會發展有益的“動力論”要素加以提煉,并使之對當今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實踐提供某種非替代性的思想啟發和精神動力。

　　第一,堅持實事求是的精神,引領中國社會的現代化轉型實踐。 盡管毛澤東所處的時代乃是“前工業化”和“前現代化”的時代,但他的理論與實踐的諸多探索卻始終以工業化和現代化為最終目的。 他甚至試圖走出一條異質于西方資本主義所走過的道路以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為現代化提供中國方案。更重要的是,在實事求是精神的指引下,以毛澤東為代表的第一代中國共產黨人完成了讓中國人民“站起來”的歷史使命。 現代化是一個系統性的工程,必須堅定不移地堅持實事求是的實踐作風,認識到事物發展本身的過程性以及主體對客體的認識的歷史性,以全新的實踐改造原有的主觀認識,進而推動新的實踐,更要避免因實事求是精神的喪失而使實踐指導思想教條化和主觀化。

　　第二,堅持矛盾分析法,分析當代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矛盾。 毛澤東關于矛盾分析的方法是理解當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的重要工具。 改革開放以來,在科學地繼承了毛澤東矛盾分析方法的前提下,我們不僅抓住了發展生產力這一主要矛盾,更積極地發揚了自力更生與對外開放相結合的理念與策略,強化了社會發展過程中的自主性與能動性。 應當指出,經濟全球化、文化多元化不可避免地會帶來各種社會問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必然會面臨各種風險挑戰。 因此,各級黨委和政府更需要遵循辯證法的基本規律,正確處理不同類別,不同性質的矛盾問題,分清主次矛盾和矛盾主次方面,以便于將其加以正確處置,維護好社會的安定、有序與和諧。 在這個意義上來說,毛澤東的哲學思想仍然保持著旺盛的生機與活力,仍需要繼續堅持和發揚毛澤東哲學思想,推動其在新時代持續不斷地出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