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思恩格斯對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重大貢獻

　　摘 要: 恩格斯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本身對馬克思主義辯證法也做出了重大貢獻。然而，隨著西方學者對自然辯證法的 “批判”，這些貢獻卻變成了對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歪曲和篡改。以這些 “批判”為切入點，重新思考恩格斯對辯證法的首次集中論述、對辯證法 “三大規(guī)律” 的總結歸納、對辯證思維培養(yǎng)和自然科學研究之間關系的揭示等貢獻，不僅對理解自然辯證法，而且對理解馬克思主義辯證法，都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

　　趙江飛， 云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發(fā)表時間：2021-09-09

　　關鍵詞: 西方學者; 恩格斯; 自然辯證法; 馬克思主義辯證法; 重大貢獻

　　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創(chuàng)始人之一，恩格斯對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做出了重大貢獻。與馬克思并未集中論述過辯證法不同，恩格斯在 《反杜林論》 和 《自然辯證法》 手稿等著作中以 “自然辯證法”為名對辯證法進行了集中闡釋，這些闡釋對人們理解研究馬克思主義辯證法起到了重大作用。然而，從盧卡奇在 《歷史與階級意識》中的一個注釋開始 ( 在這個注釋中，盧卡奇批判恩格斯自然辯證法: “這里把這種方法限制在歷史和社會領域，極為重要。恩格斯對辯證法的表述之所以造成誤解，主要是他錯誤地跟著黑格爾把這種方法也擴大到對自然界的認識上。”① ) 西方學者對自然辯證法普遍持批判態(tài)度，恩格斯對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所作出的重大貢獻也變成了對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歪曲和篡改。這些 “批判”不僅誤解了恩格斯自然辯證法，而且也影響著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研究。因此，以這些 “批判”為切入點，重新思考恩格斯辯證法的重大貢獻，顯得尤為重要。

　　一、首次集中論述馬克思主義辯證法

　　眾所周知，馬克思并未過多集中論述過辯證法。雖然，在1858 年1 月16 日致恩格斯的信中，馬克思提到: “如果以后再有功夫做這類工作的話，我很愿意用兩三個印張把黑格爾所發(fā)現(xiàn)、但同時又加以神秘化的方法中所存在的合理東西闡述一番，使一般人都能夠理解……”② 但是，馬克思最終也未完成那個 “用兩三個印張”集中闡述辯證法的著作。針對此，列寧指出: “雖說馬克思沒有遺留下 ‘邏輯’ ( 大寫字母的) ，但他遺留下 《資本論》的邏輯。”③ 然而，由于 《資本論》的專業(yè)性和艱深性，大大增加了借助 《資本論》來理解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難度。

　　值得慶幸的是，恩格斯在 《反杜林論》和《自然辯證法》手稿等著作中以 “自然辯證法” 為名對辯證法進行了集中論述，為人們進一步理解研究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提供了可能。正如英國雷丁大學哲學教授 G. H. R. 帕金森所評價: “馬克思關于這個題目的著作不多并且不系統(tǒng)，一位 1923 年的讀者，也像現(xiàn)在的讀者一樣，會在恩格斯的著作中找到對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經(jīng)典闡述……他能夠讀到 《反杜林論》，它是在 1878 年出版單行本的。在對一位德國社會主義者的著作進行批判的過程中，恩格斯用三章篇幅 ( 第一章、第十二章和第十三章) 專門論述了辯證法。”①

　　然而，從盧卡奇批判自然辯證法開始，恩格斯首次集中論述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貢獻竟然變成了對馬克思辯證法的歪曲和篡改。盧卡奇批判自然辯證法的首要原因，是認為恩格斯錯誤地跟著黑格爾將辯證法擴展到對自然界的認識上。在黑格爾那里，自然標志著 “理念的外在性”，是 “理念自身運動的一個環(huán)節(jié)”。② 自然作為理念的外化物，遵循理念規(guī)律，而表現(xiàn)為辯證運動。恩格斯則簡單地將馬克思主義辯證法闡釋為一種單純描述外部世界 “運動” “發(fā)展” “變化”規(guī)律的 “自在辯證法”。在《歷史與階級意識中》，他認為: 恩格斯對 “歷史過程中的主體和客體之間的辯證關系連提都沒有提到”，那么，本身 “革命的” “改變現(xiàn)實”的 “實踐”就變成了 “直觀的”、純 “科學的” 事情。③ 在 《對卡 爾·馬 克思 的 理 解》中，悉尼·胡克也認為: 恩格斯對辯證法的論述 “說明他是不知道作為同物理學的 ‘變化’ 概念和生物學的 ‘發(fā)展’概念相對立的辯證法的特殊特征的”，恩格斯將辯證法與 “伽利略的運動規(guī)律” “一個昆蟲的生命史”等同了。④在 《可悲的騙局: 馬克思反對恩格斯》中，諾曼·萊文更為明確地說: “恩格斯不懂得黑格爾著作中的主觀性思想”，只是片面重視 “物質(zhì)” 和 “自然界”，“恩格斯把辯證法這個術語當成過程、變化的同義詞了”。⑤

　　其實，西方學者對自然辯證法指責的一個前提是合理的，即認為缺乏主體性，單純地強調(diào)描述外部世界 “運動” “發(fā)展” “變化”，并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單純地強調(diào)描述外部世界 “運動” “發(fā)展” “變化”，僅僅是 “自在辯證法”。 “自在辯證法”有其局限性: 一方面，每個具備基本常識的人都能觀察到外部世界的 “運動” “發(fā)展” “變化”，沒有人會否認這些。在 “自在”意義上，沒有與 “辯證法”相對立的 “形而上學”。“在 ‘自在’的意義上，無論是外在于思維的物質(zhì)世界還是作為物質(zhì)高級運動形式的人類思維，無論是思維反映存在的人類認識活動還是主體改造客體的人類實踐活動，它們都是一個辯證的發(fā)展過程。因此，從自在性的角度來說，既不存在與辯證法相對立的形而上學，也不存在客觀辯證法與主觀辯證法的區(qū)分。”⑥ 另一方面，在 “自在” 意義上，并不能真正堅持辯證法。哲學史上芝諾的 “飛矢不動”這一命題就指出了 “自在辯證法” 的不徹底性，不否認表象世 界 的 “運動”，但借助于思維把握時卻只得到一個個靜止的點的集合。真正的辯證法應該是一種能夠把握 “運動”的思維方式。 “在 ‘自為’的意義上，辯證法指的是人類把握世界的一種理論思維方式、一種發(fā)展學說、一種世界觀理論。這種自為的辯證法是與作為理論思維方式、發(fā)展學說和世界觀理論的形而上學相對立的。”⑦

　　所以，西方學者認為對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理解必須超越 “自在”層面而達到 “自為” 層面這一前提是合理的。但是，將恩格斯辯證法理解為一種 “自在辯證法”，并對其指責卻是錯誤的。

　　在 《反杜林論》引論中，恩格斯集中論述了 “古希臘哲學的世界觀” “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和 “辯證法”。其中，“古希臘哲學的世界觀”實質(zhì)上就是一種 “自在辯證法”，即認為自然界、人類歷史或人類精神活動 “是一幅由種種聯(lián)系和相互作用無窮無盡地交織起來的畫面，其中沒有任何東西是不動的和不變的，而是一切都在運動、變化、生成和消逝”。① 然而，恩格斯對辯證法的理解并未停留于這種 “自在”水平之上。他評述這種世界觀 “雖然正確地把握了現(xiàn)象的總畫面的一般性質(zhì)，卻不足以說明構成這幅總畫面的各個細節(jié)”。② 也正是對這種 “自在”水平的不滿，恩格斯才接著論述 “形而上學”和 “辯證法”這兩種實質(zhì)不同的思維方式。

　　“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 直 接 形 成 于 對 “古希臘哲學的世界觀”的不足予以克服的過程中。為了認識 “總畫面的各個細節(jié)”，人們 “把它們從自然的或歷史的聯(lián)系中抽出來，從它們的特性、它們的特殊的原因和結果等等方面來分別地加以研究”。③ 這種做法最初只存在于自然科學中，隨著培根和洛克將其移植到哲學中，“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就產(chǎn)生了。因為， “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將 “事物及其在思想上的反映即概念”理解為 “孤立的、應當逐個地分別地加以考察的、固定的、僵硬的、一成不變的”。④ 所以，面對越來越 “過程化” “互相滲透” “相互作用”的研究對象，這種思維方式就不適用了。

　　為了克服 “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 的 缺陷，恩格斯論述了辯證法。他指出: “所有這些過程和思維方法都是形而上學思維的框子所容納不下的。相反，對辯證法來說，上述過程正好證明它的方法是正確的，因為辯證法在考察事物及其在觀念中的反映時，本質(zhì)上是從它們的聯(lián)系、它們的聯(lián)結、它們的運動、它們的產(chǎn)生和消逝方面去考察。”⑤ 在這里可以看出，恩格斯已經(jīng)超越 “自在”水平而在 “自為”層面將辯證法理解為一種與 “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相對立的思維方式。在 《自然辯證法》手稿的 《〈反杜林論〉舊序·論辯證法》這篇文章中，他更為直接明確地指出這一點: “對于現(xiàn)今的自然科學來說，辯證法恰好是最重要的思維形式，因為只有辯證法才為自然界中出現(xiàn)的發(fā)展過程，為各種普遍的聯(lián)系，為一個研究領域向另一個研究領域過渡提供類比，從而提供說明方法。”

　　可見，西方學者忽視這些論述，將恩格斯辯證法視為一種 “自在辯證法”并予以批判，是不合理的。恩格斯首次集中論述了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是一種自為意義上的 “思維方式”，這種思維方式是適合當時研究的最重要的方法。為了使人更好地理解辯證法這種思維方式，恩格斯還論述了黑格爾辯證法以及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和黑格爾辯證法之間的關系。

　　馬克思主義辯證法來源于對黑格爾辯證法的 “顛倒”，在 《資本論》第二版跋中馬克思就提出了這樣的說法: “辯證法在黑格爾手中神秘化了，但這決沒有阻礙他第一個全面地有意識地敘述了辯證法的一般運動形式。在他那里，辯證法是倒立著的。必須把它倒過來，以便發(fā)現(xiàn)神秘外殼中的合理內(nèi)核。”⑥ 與辯證法理論本身一樣，對黑格爾辯證法的 “顛倒”，馬克思同樣沒有展開論述。恩格斯則在說明辯證法這種思維方式的過程中，對這一 “顛倒”作了集中論述。

　　在 《自然辯證法》 手稿中，恩格斯指出，之所以 “形而上學” 將活生生的事物理解為 “固定的”“僵硬的”“一成不變的”，就在于它遵循形式邏輯。而形式邏輯 “只滿足于把思維運動的各種形式，即各種不同的判斷形式和推理形式列舉出來并且毫無聯(lián)系地并列起來”，借助這種 “毫無聯(lián)系”的 “概念”所把握到的事物只能是 “固定的” “僵硬的” “一成不變的”; ① 而 “辯證法”則遵循辯證邏輯， “辯證邏輯由此及彼的推導出這些形式，不是把它們并列起來，而是使它們互相從屬，從低級形式發(fā)展出高級形式”，② 借助于這種彼此聯(lián)系的 “概念”才能把握活生生的外部世界。

　　恩格斯認為，這種辯證邏輯首先體現(xiàn)于黑格爾辯證法之中，辯證邏輯 “對于仔細研究過黑格爾 《大邏輯》中的天才闡述的人來說”是具有 “內(nèi)在真理性和內(nèi)在必然性”的③，這其實也就是黑格爾辯證法的 “合理內(nèi)核”。所以，恩格斯提出要培養(yǎng)辯證思維必須學習黑格爾辯證法。“自從黑格爾著作中已經(jīng)提出一個雖然是從完全錯誤的出發(fā)點闡發(fā)的、卻無所不包的辯證法綱要以后，要向康德學習辯證法，就是一件費力不討好的和收效甚微的事情。”④

　　但是，恩格斯也指出 “絕不是要捍衛(wèi)黑格爾的出發(fā)點”。⑤ 黑格爾辯證法的出發(fā)點是唯心主義的，他的辯證邏輯雖然考察了 “概念”之間的相互聯(lián)系，但他認為這些聯(lián)系 “以思維規(guī)律為根據(jù)”，僅僅是 “思維形式本身的發(fā)展過程”; 而恩格斯則認為辯證邏輯所呈現(xiàn)的 “概念”之間的聯(lián)系， “不僅以思維規(guī)律為根據(jù)，而且還以自然規(guī)律為根據(jù)”，是 “立足在經(jīng)驗基礎之上的理論認識的發(fā)展過程”。⑥ 因此，恩格斯認為，對黑格爾辯證法的 “顛倒”就是要說明: “頭腦中的辯證法只是現(xiàn)實世界即自然界和歷史的各種運動形式的反映”，⑦ “辯證法的規(guī)律是從自然界的歷史和人類社會的歷史中抽象出來的”。⑧

　　可見，恩格斯非但未將馬克思主義辯證法降低為 “自在”水平，反而對辯證法理論、馬克思主義辯證法 “顛倒”黑格爾辯證法等問題的集中論述，為人們理解研究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打下了堅實基礎。

　　二、總結歸納辯證法 “三大規(guī)律”

　　除了集中論述辯證法思想、闡釋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對黑格爾辯證法的 “顛倒”以外，恩格斯還總結歸納了辯證法的 “三大規(guī)律”。在《自然辯證法》手稿的 《辯證法》這篇文章中，恩格斯提出: “辯證法的規(guī)律無非是歷史發(fā)展的這兩個方面和思維本身的最一般的規(guī)律。它們實質(zhì)上可歸結為下面三個規(guī)律: 量轉(zhuǎn)化為質(zhì)和質(zhì)轉(zhuǎn)化為量的規(guī)律; 對立的相互滲透的規(guī)律; 否定的否定的規(guī)律。”⑨ 恩格斯總結歸納辯證法 “三大規(guī)律”，是為了使人更好地理解馬克思主義辯證法。

　　然而，在西方學者眼中，辯證法 “三大規(guī)律”卻變成了恩格斯妄圖形而上學化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工具。在 《可悲的騙局: 馬克思反對恩格斯》中，諾曼·萊文稱: “正像黑格爾相信宇宙的 ‘終極原因’是客觀精神一樣，恩格斯相信宇宙的 ‘終極原因’是運動，認為物質(zhì)沒有運動是不可想象的。恩格斯相信物質(zhì)不滅、能量不滅，認為一切運動形式，從機械、化學、生命到思維，都服從于上述三條辯證規(guī)律，而否定之否定規(guī)律是 ‘構成整個體系的基本規(guī)律’，相當于亞里士多德所說的第一推動力。恩格斯的唯物主義構成了一個全面的形而上學體系。”瑏瑠 在 《馬克思以后的馬克思主義》中，麥克萊倫也說: “恩格斯的目標是要建立一門像黑格爾體系那樣包羅萬象的、自成體系的唯物主義。如果說恩格斯的體系主要是以 ‘物質(zhì)’代 ‘精神’作為絕對物，這恐怕不能說是過分簡單化的評價。”①

　　在這些學者看來，恩格斯是主動提及、主動歸 結 辯 證 法 “三 大 規(guī) 律”，并 且 妄 圖 利 用 “三大規(guī)律”來構建有關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形而上學體系。然而，事實卻并非如此。雖然提到恩格斯對辯證法 “三大規(guī)律”的總結，人們大都想到 《自然辯證法》手稿的 《辯證法》中的論 述。但 是，早 在 此 之 前 的 《反 杜 林 論》中，恩格斯就提及辯證法 “三大規(guī)律”( 《辯證法》這篇文章寫于 1879 年， 《反杜林論》寫于 1876 年 9 月至 1877 年 1 月) 。在 《反杜林論》哲學編的 《十二辯證法·量和質(zhì)》中，恩格斯論述了 “對立的相互滲透的規(guī)律”和 “量轉(zhuǎn)化為質(zhì)和質(zhì)轉(zhuǎn)化為量的規(guī)律”; 在 《反杜林論》哲學編的 《十三辯證法·否定之否定》中，恩格斯論述了 “否定的否定的規(guī)律”。

　　正如大家所知， 《反杜林論》是一部批判杜林的著作。恩格斯在這部著作的序言中就說道: “必須聯(lián)系這個體系來研究這一理論，同時研究這一體系本身; 必須跟著杜林先生進入一個廣闊的領域”，② “本書所批判的杜林先生的 ‘體系’涉及非常廣泛的理論領域，這使我不得不跟著他到處跑，并以自己的見解去反駁他的見解”。③ 同樣，在 《反杜林論》中對于 “辯證法”三大規(guī)律的論述也并非恩格斯主動提及，而是 “跟著”杜林展開的。

　　首先，“矛盾” ( 即 “對立的相互滲透的規(guī)律”) 規(guī)律。恩格斯引用杜林在 《哲學教程》和 《國民經(jīng)濟學和社會批判史》中的論述，說明杜林排斥 “矛盾”。杜林認為: “關于存在的基本邏輯特性的第一個命題，而且是最重要的命題，就是矛盾的排除。矛盾的東西是一個范疇，這個范疇只能歸屬于思想組合，而不能歸屬于現(xiàn)實。”④ “越矛盾就越真實，或者換句話說，越荒謬就越可信，這種并非新發(fā)現(xiàn)的、而是從啟示神學和神秘主義中抄來的箴言，是所謂辯證原則的赤裸裸的表現(xiàn)。”⑤ 為 了 批 判 杜林，恩格斯列舉了 “運動” “生命” “初等數(shù)學” “高等數(shù)學” 等例子來說明， “矛盾” ( “對立的相互滲透的規(guī)律”) 并非 “背理”，而是 “客觀地存在于事物和過程本身中”。⑥

　　其次， “量轉(zhuǎn)化為質(zhì)和質(zhì)轉(zhuǎn)化為量的規(guī)律”。在杜林看來， “量轉(zhuǎn)化為質(zhì)和質(zhì)轉(zhuǎn)化為量的規(guī)律” 是一個 “混亂的模糊觀念”。并 且，他批判馬克思: “引證黑格爾關于量轉(zhuǎn)化為質(zhì)這一混亂的模糊觀念，從而認為預付達到一定界限時就會單單由于這種量的增加而成為資本，這豈不是顯得多么滑稽! ”⑦ 恩格斯則指出，杜林認為馬克思借助黑格爾的 “量轉(zhuǎn)化為質(zhì)和質(zhì)轉(zhuǎn)化為量的規(guī)律” 才得出 《資本論》 中的結論，其實 “正好說反了”。馬克思在 《資本論》中提到的實例，恰恰 “是黑格爾規(guī)律的正確性的證明”。⑧ 而且，恩格斯還舉出了水的聚集狀態(tài)變化，拿破侖描寫過的騎術不精、但有紀律的法國騎兵和善于單兵格斗、但沒有紀律的馬木留克兵之間的戰(zhàn)斗的例子來說明 “量轉(zhuǎn)化為質(zhì)和質(zhì)轉(zhuǎn)化為量的規(guī)律”并非一個 “混亂的概念”，而是自然界和人類社會中的客觀規(guī)律。⑨

　　再次， “否定的否定的規(guī)律”。杜林認為: “在黑格爾那里，第一個否定是教義問答中的原罪概念，而第二個否定則是引向贖罪的更高統(tǒng)一的概念。”馬克思卻依靠 “這種從宗教領域中抄襲來的荒唐類比”，才 “證明社會革命的必然性，證明建立土地公有制和勞動所創(chuàng)造的生產(chǎn) 資 料 的 公 有 制 的 必 然 性”。瑏瑠 恩 格 斯 指出: 馬克思并未依靠 “否定的否定的規(guī)律”才得出上述結論; 相反，馬克思在研究了資本主義社會經(jīng)濟和歷史發(fā)展之后才指出 “否定的否定的規(guī)律”是一個歷史地必然的過程。① 同樣，恩格斯列舉了自然界和人類社會中的諸多實例來說明 “否定的否定的規(guī)律”是 “自然界、歷史和思維的一個極其普遍的、因而極其廣泛地起作用的、重要的發(fā)展規(guī)律”，這一規(guī)律 “在動物界和植物界中，在地質(zhì)學、數(shù)學、歷史和哲學中起著作用”。②

　　可見，恩格斯對辯證法 “三大規(guī)律”的最初論述并非主動提及，而是 “跟著杜林”才有所涉及。連辯證法 “三大規(guī)律”的最初提及，恩格斯都并非主動為之，又何談他妄圖借助辯證法 “三大規(guī)律”形而上學化馬克思主義哲學呢? 那么，為何在 《自然辯證法》 手稿中在，恩格斯又對辯證法 “三大規(guī)律”予以總結歸納呢? 這是因為，他在批判杜林的過程中意識到了理解辯證法 “三大規(guī)律”，對理解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有著重要作用。

　　恩格斯指出，辯證法是一種不同于 “形而上學”的辯證思維。“辯證法”和 “形而上學” 這兩種思維的實質(zhì)區(qū)別就是是否理解了 “矛盾” ( “對立的相互滲透的規(guī)律”) 。 “形而上學”無法理解 “矛盾”，“形而上學地思維的知性絕對不能從靜止的思想轉(zhuǎn)到運動的思想，因為上述矛盾在這里擋著它的路。對它來說，運動是完全不可理解的，因為運動是矛盾”③; 而辯證思維則理解 “矛盾”、容忍 “矛盾”。對辯證思維來說，最常見的就是 “在一定條件下直線和曲線應當是一回事”， “在我們眼前相交的線，只要離開五六厘米，就應當是平行的、即使無限延長也不會相交的線。”④ 所以，“矛盾” ( “對立的相互滲透規(guī)律”) 對人們拋棄 “形而上學”，培養(yǎng)辯證思維，有重要的作用。而且，恩格斯認為，辯證法不僅是思維規(guī)律，而且是自然界和人類社會規(guī)律。用自然界和人類社會中的事例解釋 “量轉(zhuǎn)化為質(zhì)和質(zhì)轉(zhuǎn)化為量的規(guī)律”和 “否定的否定的規(guī)律”，可以使人更好地理解辯證法的客觀性。

　　也正是出于使人更好地理解辯證法的目的，繼 《反杜林論》之后，恩格斯在 《自然辯證法手稿》中總結歸納了辯證法 “三大規(guī)律”。然而，恩格斯清楚地知道雖然辯證法 “三 大 規(guī)律”有助于人們理解馬克思主義辯證法，但辯證法 “三大規(guī)律”并不等同于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因為在 《自然辯證法》手稿 《辯證法》這篇文章中，距離總結歸納辯證法 “三大規(guī)律” 之后不遠的段落中，恩格斯就說道: “我們在這里不打算寫辯證法的手冊，而只是想說明辯證法規(guī)律是自然界的實在的發(fā)展規(guī)律，因而對于理論自然研究也是有效的。因此，我們不能深入地考察這些規(guī)律之間的內(nèi)部聯(lián)系。”⑤

　　三、揭示辯證思維培養(yǎng)與自然科學研究之間的關系

　　為了人們更好地培養(yǎng)辯證思維，恩格斯還分析了當時人們受 “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支配的原因，揭示了辯證思維培養(yǎng)與自然科學研究之間的關系。這也是人們將恩格斯辯證法稱作 “自然辯證法”的原因，因為它主要論述自然科學領域中的辯證法思想。然而，恩格斯自然辯證法對自然科學領域中辯證法的研究，又成為西方學者予以批判的一個論據(jù)。

　　西方學者認為，恩格斯研究自然科學領域中的辯證法，違背了馬克思對辯證法的理解，自然辯證法是恩格斯 “自己的獨創(chuàng)”和 “個 人 發(fā)明”。前文就已經(jīng)談到，在 《歷史與階級意識》中，盧卡奇認為要把辯證法 “限制在歷史和社會領域”。在 《對卡爾·馬克思的理解》中，悉尼·胡克也認為: “馬克思本人從未談到過一種自然辯證法。”⑥ 這些學者認為，馬克思的辯證法只涉及社會歷史領域，對于恩格斯研究自然科學領域的辯證法，馬克思是不支持、不贊同的。

　　的確，從馬克思的著作來看，他并未專門集中論述過自然科學領域的辯證法思想。但是，據(jù)此得出自然辯證法是恩格斯 “自己的獨創(chuàng)”和 “個人發(fā)明”，馬克思對自然辯證法不支持、不贊同的結論，卻并不合理。因為馬克思留下了多封有關自然辯證法的通信，這些信件表明馬克思不僅對恩格斯研究自然辯證法知情、肯定，而且還盡自己所能為恩格斯研究搜集相關材料。

　　首先，是馬克思和恩格斯之間的通信。 1867 年 6 月 16 日，恩格斯給馬克思寫信，在信中提到了霍夫曼 《現(xiàn)代化學入門》這本書。恩格斯說道: “這種比較新的化學理論，雖然有種種缺點，但是與以前的原子理論相比，它是一大進步。作為物質(zhì)的能夠獨立存在的最小部分的分子，是一個完全合理的范疇，如黑格爾所說的，是在可分割的無窮系列中的一個 ‘關節(jié)點’，它并不結束這一系列，而是規(guī)定質(zhì)的差別。”① 6 月 22 日，馬克思回信給恩格斯說道: “你對霍夫曼的看法是完全正確的。此外，你從我描述手工業(yè)師傅———由于單純的量變———變成資本家的第三章結尾部分可以看出，我在那里，在正文中引證了黑格爾所發(fā)現(xiàn)的單純量變轉(zhuǎn)化為質(zhì)變的規(guī)律，并把它看做在歷史上和自然科學上都同樣有效的規(guī)律。”② 1873 年 5 月 30 日，恩格斯在給馬克思的信中提到 “我腦子里出現(xiàn)了下面這些關于自然科學的辯證思想”，并談到他研究自然辯證法的計劃。③ 5 月 31 日，馬克思在給恩格斯回信中說道: “肖萊馬讀了你的信以后說，他基本上完全同意你的看法。”④ 這里的兩封回信，表明馬克思對恩格斯研究自然辯證法是知情的。

　　其次，是馬克思和其他人之間的通信。 1876 年 10 月 7 日，馬克思寫給威廉·李卜克內(nèi)西的信中提到: “現(xiàn)在恩格斯正忙于寫他的批判杜林的著作。這對他來說是一個巨大的犧牲，因為他不得不為此而停寫更加重要得多的著作。”⑤ 這里 “重要得多的著作”就是 《自然辯證法》。1877 年 1 月 21 日，馬 克 思 寫 給 威廉·亞歷山大·弗羅恩德的信中說道: “如果您偶爾見到特勞白博士，請代我向他衷心問好，并請?zhí)嵝阉幌拢饝阉殉霭娴闹髂夸浖慕o我。這對我的朋友恩格斯很重要，他正在寫關于自然科學的著作，并打算比以往任何人更多地指出特勞白的科學功績。”⑥ 這里第一封信表明，馬克思對恩格斯研究自然辯證法是肯定的; 第二封信表明，馬克思盡自己可能、時刻記得為恩格斯研究自然辯證法搜集材料。

　　除了這些關于自然辯證法的信件可以作證據(jù)之外，馬克思并不反對自然辯證法的深層原因在于，恩格斯研究自然科學是為了使人更好地培養(yǎng)辯證思維，這對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有著重要作用。在 《反杜林論》第二版序言中，恩格斯提到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和自然科學研究有著密切關系。“馬克思和我，可以說是唯一把自覺的辯證法從德國唯心主義哲學中拯救出來并應用于唯物主義的自然觀和歷史觀的人。可是要確立辯證的同時又是唯物主義的自然觀，需要具備數(shù)學和自然科學的知識。”⑦

　　為什么辯證思維的培養(yǎng)需要研究自然科學并 “具備數(shù)學和自然科學的知識”? 恩格斯指出當時人們總是借用自然科學的 “舊形而上學的殘渣”拒斥辯證思維。 “自然科學家由于靠舊形而上學的殘渣還能過日子，就使得哲學尚能茍延殘喘。”⑧ 在 《反杜林論》哲學編的 《九道德和法·永恒真理》中，恩格斯更為詳細地論述了這一情形。

　　在這里，恩格斯將人類整個認識領域分為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是用數(shù)學方法處理的、研究非生物界的科學; 第二部分是研究活的有機體的科學; 第三部分是研究人類社會歷史領域的科學。前兩部分就是自然科學領域，而第三部分就是社會歷史領域。接著，恩格斯指出，在人類社會歷史領域中，“認識在本質(zhì)上是相對的，它只限于了解只存在于一定時代和一定民族中的、而且按其本性來說是暫時的一定社會形式和國家形式的聯(lián)系和結果。”① 但是，恰恰在這里，“最常遇到所謂永恒真理、最后的終極的真理”。究其原因就在于，人們借用自然科學領域的 “舊形而上學的殘渣”來做辯護。 “宣布二乘二等于四，鳥有喙，或諸如此類的東西為永恒真理的，只是這樣的人，他企圖從永恒真理的存在得出結論: 在人類歷史的領域內(nèi)也存在著永恒真理、永恒道德、永恒正義等等，它們要求具有同數(shù)學的認識和應用相似的適用性和有效范圍。”② 因此，恩格斯指出，培養(yǎng)辯證思維必須研究自然科學，必須消除自然科學的 “舊形而上學的殘渣”。

　　于是，恩格斯自然辯證法通過研究數(shù)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等自然科學說明了 “永恒的 自 然 規(guī) 律 也 越 來 越 變 成 歷 史 的 自 然 規(guī)律”。③ 首先是數(shù)學。 “由于變數(shù)的應用以及它的可變性被推廣到無限小和無限大……數(shù)學上的一切東西的絕對適用性、不可爭辯的確定性的童真狀態(tài)一去不復返了。”④ “數(shù)學本身由于研究變數(shù)而進入辯證法的領域，而且頗能說明問題的是，正是辯證哲學家笛卡兒使數(shù)學有了這種進步，辯證思維對形而上學思維的關系，總的說來和變數(shù)數(shù)學對常數(shù)數(shù)學的關系是一樣的。”⑤ 隨著數(shù)學中的所謂 “永恒規(guī)律” “永恒真理”消失，以數(shù)學為基礎的物理學、化學、生物學等領域也展現(xiàn)出了辯證性質(zhì)。“我們的整個的公認的物理學、化學、生物學都是絕對地以地球為中心的，都只是適用于地球的。”如果把整個宇宙體系看作一部從產(chǎn)生到消逝的歷史的話，“在這部歷史中，每個階段都有不同的規(guī)律”。⑥ 自然科學的 “永恒規(guī)律” “永恒真理” “形而上學的殘渣”逐漸消失，對人們擺脫形而上學思維、培養(yǎng)辯證思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恩格斯以 “自然辯證法”為名對辯證法的論述與闡釋，對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做出了重大貢獻。然而，伴隨著西方學者對自然辯證法的 “批判”，恩格斯的這種貢獻越來越被低估和忽視。如果接受這些 “批判”，任由這種低估和忽視發(fā)展下去，不僅會影響對恩格斯自然辯證法的研究，更會影響對整個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理解。但是，以這些 “批判”切入，重新思考研究恩格斯自然辯證法，不僅可以借助自然辯證法，讓人們更好地理解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培養(yǎng)辯證思維，更可以有理有據(jù)地反駁西方學者對自然辯證法的詰難，細致地論證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 “一致性”，捍衛(wèi)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