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計盈余管理周期性特征研究

　　〔摘 要〕 本文將經濟周期變量內嵌于稅與非稅因素權衡模型，利用 2009～ 2020 年中國 A 股上市公司數據，實證分析了經濟周期因素與應計盈余管理之間的關系。實證結果表明: 稅收動機與財務報告動機的應計盈余管理方向存在差異，企業需要在兩者之間進行權衡。基于稅收動機的負向應計盈余管理在經濟擴張期更加顯著，基于財務報告動機的正向應計盈余管理在經濟收縮期更加顯著。

　　劉慶; 邢成， 工業技術經濟 發表時間：2021-09-01

　　〔關鍵詞〕 經濟周期 應計盈余管理 稅收動機 財務報告動機 權衡 SW 模型

　　引 言

　　盈余管理可以分為真實盈余管理和應計盈余管理。真實盈余管理是通過操縱企業的銷售、生產以及酌量性費用等損益類項目，通過真實經濟活動的調整來影響會計利潤，會對企業的中長期價值和現金流產生實質性影響 ( Cohen 和 Zarowin， 2010) [1]。應計盈余管理，則是在會計準則允許的范圍內，通過會計政策選擇和會計估計判斷，調整企業報告利潤，從而實現自身的利益最大化 ( Dechow 和 Skinner，2000) [2]。應計盈余管理并不改變盈余總額與現金流量，而只是通過會計方法改變了盈余在不同時期的分布，即當期的應計盈余管理會造成未來短期盈余的反向波動 ( 李宗彥和覃予，2016) [3]。因此，應計盈余管理與時間變量具有天然的耦合性，企業的應計盈余管理決策需要考慮正向盈余管理與負向盈余管理在不同時期的分布。

　　宏觀經濟的周期性波動是經濟運行的常見現象，特別是在 2008 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后，世界經濟持續低迷，中國也在實現從高速增長到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轉換，內外部因素的疊加使得中國經濟的波動性與復雜性加劇 ( 蘇治等，2019) [4]。經濟周期從擴張期到收縮期的更迭會增加報告盈余的波動性，提高企業的相關成本，因此企業有動機通過應計盈余管理來降低環境不確定性的影響 ( 申慧慧，2010) [5]。本文以 2009 ～ 2020 年中國 A 股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以 Scholes 和 Wolfson ( 1992) [6]所建立的稅與非稅因素權衡模型 ( SW 模型) 為研究框架，探討經濟周期因素對應計盈余管理動機和方向的作用機理和影響結果，歸納其周期性特征，并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

　　1 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1. 1 盈余管理動機與方向

　　根據盈余管理的方向，應計盈余管理可以分為正向盈余管理與負向盈余管理，不同的盈余管理方向體現了不同的盈余管理動機 ( Hribar 和 Nichols， 2007) [7]。在中國，企業進行正向盈余管理的目的主要是獲取融資支持以及滿足監管需要 ( 張昕和任明，2007) [8]; 而進行負向盈余管理則可以實現稅收規避 ( 曹越等，2019) [9]。由于不同動機所需要進行的應計盈余管理方向存在差異，企業可能會結合外部環境與自身需求在不同動機間進行權衡。

　　Scholes 和 Wolfson ( 1992) [6]最早建立了現代會計領域中經驗稅務研究的分析范式，基于所有交易參與者、所有稅收支出和所有成本三大中心主題，認為有效的稅務籌劃不僅應當考慮稅收支出的最小化，還應當考慮其所帶來的非稅成本。 Shackelford 和 Shevlin ( 2001) [10]認為企業的決策取決于稅收成本與財務報告成本之間的權衡。雖然稅務會計與財務會計在收入確認和其他重要問題的處理上存在一定的差異，但企業稅收成本的降低通常會降低其報告利潤; 另外，企業與股東、債權人、供應商、客戶以及其他利益相關者之間表現為不同的契約關系，而很多重要的契約都依賴于會計數據。如果報告了較低的利潤會產生各種實際或可預見的成本，即財務報告成本。因此，企業必須在降低應納稅所得額的稅收動機以及提高會計利潤的財務報告動機之間進行權衡[11]。

　　假定企業的應計盈余管理分為正向和負向兩個方向，不同的盈余管理方向反映了不同的盈余管理動機，企業的盈余管理行為受到資本市場與稅務部門的監管，盈余管理程度過高會產生被監管部門處罰的監管成本。企業應計盈余管理的目標是實現稅收成本、財務報告成本與監管成本三者之和的最小化。

　　借助于 Shackelford 和 Shevlin ( 2001) [10]的分析思路，本文構建如下 2×2 矩陣。

　　若企業處于 A 區，此時進行盈余管理，其稅收成本和財務報告成本進一步下降的空間較為有限，但卻會帶來監管成本的快速上升，因此企業沒有動機進行正向或負向盈余管理。若企業處于 B 區，通過負向應計盈余管理可以降低稅收成本，但報告較低利潤可能會帶來財務報告成本的上升，也可能會引發稅收部門的關注從而提高監管成本。企業權衡的結果取決于其稅收成本的重要性，企業的稅收成本越高，越傾向于進行負向盈余管理。若企業處于 C 區，通過正向應計盈余管理可以降低財務報告成本，但報告較高利潤可能會帶來稅收成本的上升，也可能會引發資本市場的關注從而提高監管成本。企業權衡的結果取決于其財務報告成本的重要性，企業的財務報告成本越高，越傾向于進行正向盈余管理。若企業處于 D 區，則需要在稅收動機與財務報告動機之間進行取舍。若稅收成本對企業更為重要，企業進行負向盈余管理; 若財務報告成本更為重要，則會進行正向盈余管理。若企業要同時降低稅收成本與財務報告成本，實施難度較大，并且會面臨稅收部門與資本市場的雙重監管，屬于較為激進的盈余管理行為。綜上所述，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 1: 稅收成本較高的企業會進行負向應計盈余管理，財務報告成本較高的企業會進行正向應計盈余管理。在資本市場與稅務部門的雙重監管之下，企業的應計盈余管理需要在稅收動機與財務報告動機之間進行權衡。

　　1. 2 經濟周期、盈余管理動機與盈余管理方向

　　外部經濟環境的不確定性是影響企業會計決策的重要因素 ( Baker 等，2016; 趙萌和葉莉， 2020) [12，13]。由于宏觀經濟從擴張期到收縮期的周期性波動，導致企業的稅收成本和財務報告成本在經濟周期不同階段存在顯著差異，進而會影響到應計盈余管理的動機與方向。

　　在經濟擴張期，企業的盈利能力相對較強。從稅收成本的角度上看，在中國財務會計與稅務會計并非完全分離的模式下，較高的會計利潤通常會增加企業的應納稅所得額，導致其稅收成本相對較高; 另外，經濟擴張期通常伴隨著較高的通貨膨脹水平。通貨膨脹的稅收效應假說認為，在通貨膨脹時期，企業以歷史成本計價的原材料成本會被低估，而物價的上漲會導致其當期的營業收入相對較高，從而導致利潤的高估與稅收成本的進一步上升 ( 嚴楷等，2019) [14]。從財務報告成本的角度上看，債務契約理論認為，債權人會在借貸合同中加入限制性條款以保護自身利益。在經濟周期波動的條件下，雖然企業的業績水平存在差異，但是債權人以及資本市場的監管閾值并不會發生變化 ( 陳武朝，2013) [15]。在經濟擴張期，企業的盈利能力通常能夠滿足債務契約以及資本市場的監管要求，進行負向盈余管理所產生的財務報告成本相對較低。綜上所述，企業在經濟擴張期會承擔較高的稅收成本和較低的財務報告成本，即位于 B 區，此時企業可能會通過負向應計盈余管理降低稅收成本。

　　在經濟收縮期，企業的業績水平普遍下滑。從稅收成本的角度上看，相對較低的盈利水平降低了企業的應納稅所得額，導致其稅收成本相對較低; 政府在經濟收縮期通常會實行一系列的稅收優惠政策，從而使得企業的稅收成本進一步下降。從財務報告成本的角度上看，經濟收縮期企業的盈利能力普遍惡化，實際盈余可能滿足不了債務契約以及資本市場的監管要求，因此會產生較高的財務報告成本。綜上所述，企業在經濟收縮期會承擔較高的財務報告成本和較低的稅收成本，即位于 C 區，此時企業可能會通過正向應計盈余管理降低財務報告成本。綜上所述，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 2: 相比于經濟收縮期，企業更傾向于在經濟擴張期基于稅收動機進行負向應計盈余管理。

　　假設 3: 相比于經濟擴張期，企業更傾向于在經濟收縮期基于財務報告動機進行正向盈余管理。

　　2 樣本選擇與研究設計

　　2. 1 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本文選擇 2009～2020 期間所有 A 股上市公司為初始研究樣本。在初始樣本的基礎上，根據研究慣例和研究需要進行如下樣本剔除: ( 1) 剔除金融保險類樣本; ( 2) 剔除存在數據缺失的樣本; ( 3) 剔除存在異常實際稅負的樣本 ( 實際稅負小于 0 或者大于 1) 。最后得到樣本容量為 20725 的非平衡面板數據。本文所有數據均來源于 CSMAR數據庫。此外，對所有連續變量進行 1%和 99% 水平上的 Winsor 處理以消除極端值的影響。

　　2. 2 變量界定與研究設計

　　( 1) 應計盈余管理的衡量

　　本文采用修正 Jones 模型對應計盈余管理進行度量，分年度、控制行業估計得到操縱性應計利潤( DA) 。根據研究需要，本文需要區分應計盈余管理方向。參照 Fich 等 ( 2015) [16]、汪玉蘭和易朝輝 ( 2017) [17]的做法，根據 Jones 模型的結果，若 DA 為正，則取其值表示正向盈余管理程度，否則為 0( EM+) ; 若 DA 為負，取其絕對值表示負向盈余管理程度，否則為 0( EM-) 。

　　( 2) 經濟周期的衡量

　　現有會計領域研究主要采用 GDP 增速、調整 CPI 等指標衡量經濟周期 ( 陳冬等，2016; 賈玉成和張誠，2018) [18，19]。然而，宏觀經濟增速可能是長期趨勢和周期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因此，本文采用 HP 濾波方法將 GDP 增長率分解為趨勢成分和周期成分。若周期成分大于 0，說明當年處于經濟擴張期，經濟周期變量( CYCLE) 取值為 1; 若周期成分小于 0，說明處于經濟收縮期，經濟周期變量( CYCLE) 取值為 0。

　　( 3) 稅收動機與財務報告動機的衡量

　　對于稅收動機( TAX) ，借鑒吳聯生( 2009) [20]、陳春華等 ( 2019) [21]的研究，本文采用實際稅率來衡量企業的稅收動機。其中，實際稅率 = 所得稅費用/經營息稅前利潤。該指標越大，表示企業的稅收成本越高。

　　根據 Shackelford 和 Shevlin ( 2001) [10]的界定，所謂的財務報告動機源于企業與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契約，而企業所有的契約實質上都會表現為雙方之間的資金關系。因此，本文采用 Kaplan 等的 KZ 指數來代表企業的財務報告動機( FR) 。企業的融資約束越強( KZ 指數越高) ，就越需要獲取股東、債權人、供應商、客戶等利益相關者的支持，其財務報告成本越高。

　　由于應計盈余管理從動機到實施可能存在一定的時間差，為了避免內生性的影響，稅收動機 ( TAX) 與財務報告動機( FR) 均采用滯后 1 期數據。

　　( 4) 模型設計

　　根據研究需要，本文構建如下模型對研究假設進行實證檢驗: EM=α0 +α1TAX+α2FR+α3TAX×FR+λCONTROLS +ε ( 1) EM = β0 + β1CYCLE + β2TAX + β3FR + β4CYCLE × TAX+β5CYCLE×FR+λCONTROLS+ε ( 2)

　　模型 ( 1) 用來檢驗假設 1，模型 ( 2) 用來檢驗假設 2 和假設 3。除了前述解釋變量與被解釋變量外，模型 ( 1) 中引入稅收動機( TAX) 與財務報告動機( FR) 的交叉項。按照 Shackelford 和 Shevlin ( 2001) [10]的做法，該交叉項顯著，表明企業的應計盈余管理會在稅收動機與財務報告動機之間進行權衡。為了檢驗經濟周期與盈余管理動機之間的關系 ( 即假設 2 與假設 3) ，模型 ( 2) 中分別引入經濟周期( CYCLE) 與稅收動機( TAX) 、財務報告動機( FR) 的交叉項。若交叉項回歸系數顯著為正，表明在經濟擴張期的盈余管理程度更高; 若回歸系數顯著為負，表明在經濟收縮期的盈余管理程度更高。

　　關于控制變量( CONTROLS) ，理論分析中涉及了資本市場監管成本 ( CS) 與稅務監管成本 ( TS) 。由于外部審計是資本市場對應計盈余管理的主要手段，因此選擇審計質量 ( 如果審計機構為 “四大”，取值為 1，否則為 0) 作為資本市場監管( CS) 的替代變量。稅收監管成本( TS) 借鑒 Mertens ( 2003) [22]、陳德球等 ( 2016) [23]的做法，用各地區實際稅收收入與預期稅收收入之比來表示，該指標越高，代表企業面臨的稅收征管強度越強，稅收監管成本越高。

　　參照現有應計盈余管理研究，其他控制變量 ( CONTROL) 包括: 企業規模( SIZE，總資產自然對數) 、財務杠桿( LEV，資產負債率) 、盈利能力 ( ROA，資產收益率) 、發展能力( GROWTH，營業收入增長率) 、股權集中度( SHARE，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 、盈余管理柔性( INVREC， ( 存貨+應收賬款) /總資產) 。此外，模型中還控制了行業變量( IND) 。

　　3 實證分析結果

　　3. 1 描述性統計

　　根據 HP 濾波分析結果，本文對經濟擴張期與經濟收縮期分組進行描述性統計，同時進行均值 T 檢驗和中值 Wilcoxon 秩和檢驗，以考查在經濟周期不同階段主要研究變量之間的差異。具體結果如表 2 所示。

　　如表 2 所示，對于正向盈余管理變量( EM+) ，其在經濟擴張期的均值( 0. 046) 和中位數( 0. 000) 要顯著小于經濟收縮期的 0. 057 和 0. 010，表明企業在經濟收縮期的正向盈余管理程度更高。對于負向盈余管理變量( EM-) ，其在經濟擴張期的均值( 0. 046) 和中位數( 0. 001) 要顯著大于經濟收縮期的 0. 411 和 0. 000，表明企業在經濟擴張期的負向盈余管理程度更高。以上數據初步說明應計盈余管理可能具有一定的周期性特征。

　　從盈余管理的動機來看，經濟擴張期企業稅收成本( TAX) 的均值( 0. 161) 和中位數( 0. 150) 要顯著大于經濟收縮期的 0. 160 和 0. 147，而經濟收縮期的財務報告成本( FR) 的均值( 1. 154) 和中位數( 1. 199) 要顯著大于經濟擴張期的 1. 008 和 1. 170。以上數據表明企業在經濟擴張期會承擔較高的稅收成本( B 區) ，在經濟收縮期會承擔較高的財務報告成本( C 區) 。

　　3. 2 回歸分析結果

　　表 3 列示了假設 1 的實證檢驗結果。其中，列 ( 1) 和列 ( 2) 用于檢驗稅收動機( TAX) 與財務報告動機( FR) 對負向應計盈余管理( EM-) 的影響，列 ( 3) 和列 ( 4) 用于檢驗兩種動機對正向應計盈余管理( EM+) 的影響。

　　如表所示，列 ( 1) 與列 ( 2) 中，稅收動機 ( TAX) 與負向盈余管理( EM-) 之間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表明企業會基于稅收動機進行負向應計盈余管理。同時，財務報告動機( FR) 與負向盈余管理( EM-) 之間顯著負相關，表明財務報告成本較高的企業較少進行負向盈余管理。

　　列 ( 3) 與列 ( 4) 中，財務報告動機( FR) 與正向盈余管理( EM+) 之間的回歸系數為正，表明企業會基于財務報告動機進行正向應計盈余管理。稅收動機( TAX) 與正向盈余管理( EM+) 之間的回歸系數為負，表明稅收成本會對企業的正向應計盈余管理產生一定的抑制作用，列 ( 1) ～ ( 4) 中，稅收動機與財務報告動機的交叉項( TAX×FR) 與盈余管理變量( EM-，EM+) 之間的回歸系數均顯著，說明企業的應計盈余管理會在不同動機之間進行權衡，假設 1 得到了驗證。

　　表 4 列示了假設 2 與假設 3 的實證檢驗結果。列( 5) 與列( 6) 中，稅收動機與經濟周期變量之間的交叉項( TAX×CYCLE) 與負向盈余管理( EM-) 之間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表明相比于經濟收縮期，企業在經濟擴張期更傾向于基于稅收動機進行負向應計盈余管理，假設 2 得到驗證。列 ( 7) 與列 ( 8) 中，財務報告動機與經濟周期變量之間的交叉項( FR×CYCLE) 與正向盈余管理( EM+) 之間的回歸系數顯著為負，表明相比于經濟擴張期，企業在經濟收縮期更傾向于基于財務報告動機進行正向應計盈余管理，假設 3 得到驗證。

　　此外，列 ( 5) 與列 ( 6) 中，經濟周期變量 ( CYCLE) 與負向應計盈余管理之間的相關系數顯著為正; 列( 7) 與列( 8) 中，經濟周期變量( CYCLE) 與正向應計盈余管理之間的相關系數顯著為負。由此可見，企業的應計盈余管理方向具有一定的周期性特征。

　　4 結論與啟示 本文以我國 2009～2020 期間 A 股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在 SW 框架的基礎上，研究經濟周期因素對應計盈余管理的影響，并歸納了應計盈余管理的周期性特征。實證結果表明: ( 1) 稅收成本較高的企業傾向于進行負向應計盈余管理，財務報告成本較高的企業傾向于進行正向應計盈余管理。在資本市場與稅務機關的雙重監管之下，應計盈余管理需要在不同動機之間進行權衡; ( 2) 經濟周期從擴張期到收縮期的波動，會影響稅收成本與財務報告成本，進而影響應計盈余管理動機與方向。基于稅收動機的負向應計盈余管理在經濟擴張期的程度更高，基于財務報告動機的正向應計盈余管理在經濟收縮期的程度更高。

　　本文研究結論的啟示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 1) 經濟周期波動會通過會計盈余影響企業的稅收成本與財務報告成本。雖然通過應計盈余管理可以緩解宏觀經濟環境對企業的外部沖擊，但也會降低企業的會計信息質量，增加被監管部門處罰的風險。因此，相比于通過應計盈余管理降低相關成本，企業更應當在其財務決策中充分考慮經濟周期因素的影響，在經濟擴張期通過加大研發投入、充分利用稅收優惠政策等方式降低稅收成本，在經濟收縮期增加融資渠道與流動性管理水平，實現企業長期穩定的增長; ( 2) 在世界經濟增速放緩以及疫情沖擊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經濟不確定性加大，需要政府通過宏觀調控幫助企業應對經濟周期波動的影響。政府在制定宏觀調控政策時，應當考慮經濟周期不同階段的差異性，在經濟擴張期通過稅收政策引導企業投資于符合國家產業方向的領域，改善我國經濟結構，實現產業升級; 在經濟收縮期為企業提供多種融資渠道，通過多層次資本市場的建立緩解企業的融資困難; ( 3) 對于監管部門而言，企業的盈余管理行為可能會導致重大錯報風險。由于企業的盈余管理動機與方向會受到經濟周期因素的影響，因此監管部門以及審計人員需要在經濟周期不同階段調整檢查重點，在經濟擴張期更加關注盈余低估風險，在經濟收縮期更加關注盈余高估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