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主政西南時期治理城市失業問題的實踐及經驗

　　摘 要：失業治理事關國家政局穩定和經濟建設，是無產階級政黨鞏固執政地位的重大問題。新中國成立初期，主政大西南的鄧小平結合西南地區的實際情況，通過貫徹中央方針政策，開展多種形式的救濟工作，恢復發展經濟等實踐舉措，有效地保障了失業人員的基本生活，穩定了社會秩序，從而鞏固了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權，使中共中央西南局在治理城市失業問題的實踐中取得引人矚目的成績。

　　關鍵詞：鄧小平;西南地區;失業治理;經驗

　　《世紀橋》 2020年4期《世紀橋》(月刊)創刊于1987年，是由中共黑龍江省委黨史研究室主管;《世紀橋》雜志社主辦的文史刊物。總結歷史、說明現在、探索規律、啟示未來。

　　新中國成立初期，西南地區政治局勢錯綜復雜，經濟受到重大破壞，尤為突出的是失業人員生活難以為繼，慘遭饑餓、瘟疫和死亡等威脅。主政大西南的鄧小平以新民主主義理論為指導，采取了一系列切實可行的失業治理措施，在較短時間內有效地解決了西南地區大部分城市失業問題。深入分析鄧小平主政西南時期治理城市失業問題的實踐，并梳理這一時期失業治理的歷史經驗，以期為新時代下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體系建設有所借鑒。

　　一、新中國成立初期西南地區失業現狀的原因分析

　　新中國成立后，隨著全國大多城市的解放和中國共產黨工作重心的轉移，順利接管城市和有效地解決城市失業問題成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權面臨的重大課題。此間，西南地區政治局勢錯綜復雜，經濟受到重大破壞， 約有7 000萬的民眾生活水深火熱之中，尤為突出的是失業人員生活難以為繼，慘遭饑餓、瘟疫和死亡等威脅。1950年11月21日，中共中央在《關于失業救濟問題的總結及指示》中規定：“所有失業的工人職員及知識分子，除特務分子及反動有據者外，不問從什么時候起失業，均一律予以救濟。”[1](P.76)因此，西南地區的失業人員由新中國成立前已存在的失業工人、失業知識分子和無業人員以及新中國成立后社會經濟調整過程中新產生的失業人員構成。失業問題嚴重影響了社會秩序的穩定，威脅著新生政權的鞏固與建設。主政大西南的鄧小平從造成失業的原因出發，深入推進失業問題的標本兼治、綜合治理。

　　(一)國民黨政權對經濟肆意破壞

　　解放戰爭末期，國民黨面對國內戰局的慘敗局面，一面為進一步發動國內戰爭大肆搜刮民脂民膏，爭取更多的軍事費用。另一方面把內地大批的工廠機器和運輸設備運至香港、臺灣地區，對搬不動的廠房、設備、鐵路、機車等瘋狂轟炸，使國內經濟幾乎陷于癱瘓狀態。特別是在1949年11月，蔣介石企圖用炸藥徹底摧毀重慶，這不僅嚴重影響了社會秩序，還威脅到了人民群眾生命和財產安全，以致西南大部分工商業面臨著倒閉或破產的威脅。

　　(二)社會經濟結構的調整

　　1949年以后，隨著全國大批城市的解放，社會性質、社會制度和經濟結構也面臨著重要轉型。在舊時西南地區存在著大量的銀樓、旅館、高級服裝店、首飾店、舞廳、賭場等專供封建活動或地主官僚階級奢侈消費的行業，社會通貨膨脹、商業投機嚴重。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權在新民主主義政策的指導下，逐步取消了外國特權并沒收官僚資本，這使得在西南地區原來的豪門富戶受到了打擊，社會風氣由奢侈轉向儉樸。此外，新舊社會制度的變化、市民組織結構和居民心理的變化使原有的市場需求發生了轉變，表現特別明顯的是古董店、大舞廳、大時裝店等紛紛破產和倒閉。

　　(三)農村人口向城鎮的轉移

　　為恢復和發展生產，繁榮西南工農業經濟，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主人翁精神，中共中央西南局貫徹了中共中央制定的“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四面八方政策，這在某種程度上推動了城市經濟的發展，加深了農民對城市生活的向往，使得農村中的大量農民逐步向城市涌入。同時，自然災害頻繁發生，土地長期使用的生產力下降等因素使得農村產生了大量剩余勞動力。此外，城鄉收入水平的差距過大與城市生活的誘惑，加之部分企業為降低生產成本私自到農村招收勞動力，使大量的農村青年勞動力紛紛涌入城市，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西南地區主要城市的負擔。

　　(四)部分干部在執行新政策時出現偏差

　　新中國成立初期制定了穩定物價等政策，雖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穩定物價，推動了國民經濟的恢復，但政策在落實的過程中部分干部由于缺乏思想政治教育，希望國有經濟“無限制發展”，進一步擠掉資本主義，這不僅進一步加劇了社會矛盾，也使私營工商業的生產銳減。1950年上半年，西南地區主要城市工商業發展緩慢，工廠倒閉的現象時有發生。一部分原因是部分干部專注于開展各項運動，對私營工商業的發展漠不關心，城鄉交流也處于停滯狀態;另一方面是由于部分資本家對共產黨心存疑懼，“憂心忡忡，如坐針氈”，對自身前途不安，消極悲觀。

　　二、鄧小平主政西南時期治理城市失業問題的具體舉措

　　(一)接受舊人員，防止產生失業人員

　　在接管城市的過程中，對解決失業人員的生活和就業問題，既統籌全局又從實際出發，積極貫徹黨中央制定的“包下來”政策，接受舊人員。人民解放軍解放了大西南后，中共中央西南局“接受了一個很大的攤子，其中包括起義投誠和俘虜的國民黨軍隊10萬人，國民黨政府的公務人員和其他教職員約40萬人，國營企業的員工10萬人”[2]。在接管四川、貴陽等主要城市時收容和安置國民黨政府留下來的軍、政、公教人員和官僚資本企業中的職工。一部分國民黨軍隊被收編為人民解放軍，一部分軍政人員被予以留用或派遣到原籍生產生活，有計劃地統一調配城市剩余勞動力，有步驟地加以改造，避免城市失業人數的擴大。另外，對失業知識分子進行思想教育，努力幫助他們就業并給予適當的安排。西南各地區根據實際情況成立收容站或資遣站，為愿回原籍者給予資金補貼，并積極為有能力參加生產的勞動者安排工作，收容教養喪失勞動能力者。

　　(二)開展多種救濟方式，促進失業人員再就業

　　首先，建立救濟委員會。鄧小平根據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頒布的救濟失業工人的指示和辦法，在西南地區迅速建立失業工人救濟委員會，下設失業工人救濟處。有關失業救助的對象、辦法、組織領導機構以及資金均以法規的形式確定下來，市勞動局、市總工會和民政局分別負責救濟、安置的具體事宜。1950年4月29日，鄧小平、劉伯承、賀龍聯名向西南地區機關干部和解放軍戰士發出書面號召，節約開支，捐款救濟，全區黨政機關先后捐款15.4億多元，糧食168萬多斤，救濟失業工人。[3](P.1831)其次，在以工代賑和返鄉生產指導下，促進失業人員再就業。在以工代賑的原則指導下實行政府安置與統一介紹相結合。為解決西南地區失業人口的就業問題，西南軍政委員會決定吸收失業工人和城市貧民參加修路，最初實行計日工資，每一標準工每日工資為8市斤大米。整個成渝鐵路修筑工程中，前后共計投入軍工28 646人，失業工人18 981人，民工70 177人。[4](P.154)最后，政府動員并資助失業人員還鄉生產。鄧小平主持下的中共中央西南局召開會議討論各級救濟委員會如何貫徹失業人員還鄉生產的方針政策。土地改革運動開始后，西南地區各地相繼動員了部分未脫離農村生產關系的失業人員到農村去參加農業生產工作。

　　(三)開展政治教育工作，提高失業人員政治覺悟

　　一般來講，許多失業人員長期受到封建社會的壓迫，失業人員的政治素質并不高。為此，主政大西南的鄧小平高度重視失業人員的教育問題。首先，創辦失業工人訓練班。失業工人專業訓練班的創辦使失業工人在學習的過程中既提升了自身的專業技能，也增強了為新中國努力奉獻的責任意識。其次，加強思想引導和政治教育，逐漸消除失業人員的疑慮。在成渝鐵路的開工典禮上向失業工人傳達了鄧小平在會議上的報告內容，大部分工人認識到和解放軍筑路既是光榮又是高貴的任務，深切感受到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國社會發生的深刻變化，深藏于內心巨大的愛國熱情爆發出來，成為萬眾一心建設新社會的巨大力量。最后，培養當家作主的主人翁精神。大部分失業人員經過思想政治教育之后提升了政治覺悟，對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權有了較為深刻的認識。如部分失業人員主動請纓，要求參加抗美援朝戰爭。

　　(四)促進經濟恢復與發展，增加就業機會

　　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穩定離不開市場和穩定的就業。鄧小平為快速恢復西南地區的經濟，在治理失業問題的實踐中嚴格貫徹中央制定“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政策，發展有利于國計民生的資本主義工商業，為進一步解決失業問題奠定基礎。其一，緩解公私矛盾和勞資矛盾。1950年6月，鄧小平為改善公私關系和勞資關系，進一步打消資本家顧慮，消除資本家對新政權的懷疑和疑慮，西南局對工人和資本家采取耐心細致的說服教育，并采取合理的措施，幫助他們解決工業生產中面臨的實際困難，進一步有效地緩解勞資矛盾。既照顧到了工人的生活，又使資本家有利可圖。其二，恢復對外貿易和城鄉流通，拓寬失業人員就業渠道。當時的西南地區，城市工商業處于停滯或者倒閉狀態，農村經濟更是難以維系，這在某種程度上進一步加劇了城市失業問題。因此，緩解城鄉發展之間的矛盾有利于實現農村與城市經濟的互聯互通，使市場在健康穩定發展中促進國民經濟的恢復與發展。

　　三、鄧小平主政西南時期治理城市失業問題的基本經驗

　　(一)結合實際制定就業政策

　　縱觀西南地區失業治理的過程不難發現，從1950年6月至1952年底，西南局在積極貫徹中共中央《關于失業救濟問題的總結及指示》《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關于緊急救濟的指示》《關于處理失業舊軍官舊官吏的方針和辦法》等一系列旨在解決失業人員的政策法規的同時，也結合實際情況制定了一系列旨在推進以工代賑、生產自救、轉業訓練、返鄉務農等方針政策。西南各地區在宏觀和微觀上進一步完善了失業人員的救濟與安置工作，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失業人員的生活工作問題。7月20日，四川省自貢市近兩千人參加修正市區公路及由自貢到威遠的云波大橋等建設工作。此外，重慶北碚區的工人們響應“三個人的飯五個人吃”的號召，工聯會在北碚區四百多名工作人員的幫助下開辦三個生產合作社：服裝合作社、布鞋合作社、建筑業合作社，解決失業工人的生活難題。

　　(二)重視開展宣傳工作，引導工人再就業

　　宣傳教育工作在引導失業治理的過程中的意義重大。起初，西南各地的救濟委員會在登記時沒有深入失業人員進行調查和宣傳工作，加之西南匪患的造謠生事，部分失業人員反而出現了怕“當兵打臺灣或到東北開荒”，所以出現了失業人員不愿登記的現象。特別是在川東地區，七天的時間僅有五名失業工人進行了失業登記。隨后，中共中央西南局廣泛運用《新華日報》《工人日報》《川西日報》等報刊、廣播、電影等對失業人員進行宣傳與引導。譬如，在推行勞動保護政策時，工作人員向失業工人揭示了國民黨反動統治時期的所謂慈善事業與今天人民政府保護勞動政策的基本區別，并用生動的事實教育失業工人，使他們明白了廣大在業工人對他們的無私援助，這樣便可以增進工人階級的團結，提高工會的威信，使工人群眾和政府之間的關系更加密切。[5](P.246)

　　在成都地區，當地政府針對失業人員對失業登記、救濟措施等方面有埋怨、疑慮的地方，設置專欄進行解疑，登記情況得到了較快的好轉。

　　(三)在組織工作中積極貫徹黨的群眾路線

　　人民群眾是中國共產黨的執政根基與力量源泉，鄧小平重視在組織工作中貫徹黨的群眾路線。1950年3月，鄧小平在川東擴大會議上提出，城市是工業聚集的中心，沒有城市，中國共產黨是不可能實現祖國的統一的，因此要學會管理城市、加強農村工作基礎這兩大任務，解決這兩個任務的關鍵就是要完成中央財委會提出的一切任務;善于組織群眾;搞好統一戰線。[6](P.62)因此，一切救濟工作的開展圍繞失業人員，站在群眾的立場上發揮各級工會作用。隨后，昆明、貴陽等地在舉辦失業工人救濟工作時，對于真正急待救濟者，各行業各站領導上，根據失業工人的行業、住址、站，有計劃地讓他們組織起來，在以工代賑的原則下逐步地幫助失業工人轉業或者就業。[7]成都地區的救委會與工會之間密切配合，在實踐中加強工人的理論和操作學習，逐步推動了失業工人的教育、組織、審查等中心工作，逐步克服工人坐等救濟等思想，使西南地區的主要城市救濟失業工人的工作特色顯著。

　　(四)協調城鄉發展關系，促進經濟恢復與發展

　　面對嚴峻的城市就業壓力和處境艱難的失業民眾，鄧小平迎難而上，在農村和城市制定了兩條不同的發展道路。他認為，在“土地改革完成區應把工作的重點迅速轉到生產、教育和民主政權的建設三個方面，使土地改革后的農村在土地改革勝利的基礎上，從經濟、政治、文化教育各方面向前邁進，來配合國家與城市經濟、政治、文化建設工作”[8](P.38-39)。1950年1月，鄧小平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第三兵團以上干部會議上的講話指出，一待城市接管工作告一段落，大量干部立即下鄉，工作的重點應由城市轉移到農村。[6](P.25)因此，穩定生產秩序、組織教育農民和開展農民訓練班是穩定和推動農村經濟恢復與發展的重中之重，也在某種程度上為城市經濟的恢復發展創造了必要條件。除此之外，土地改革運動中的“耕者有其田”政策，使廣大農民獲得了基本的生產資料，并為失業人員創造了就業環境，從而配合了部分失業人員的“回鄉生產”。

　　總而言之，鄧小平主政西南時期通過制定切合實際的方針政策，在組織中貫徹黨的群眾路線，開展形式多樣的宣傳工作等措施有效地解決了城市失業問題，不僅為西南地區的解放、改造和建設事業創造了有利的環境，也為經濟的恢復與發展奠定了社會基礎，更為新時代黨和國家在以人民為中心發展思想指導下妥善解決失業問題提供了基本經驗與啟示。

　　參考文獻：

　　[1] 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6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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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全國鄧小平生平和思想研討會組織委員會編.鄧小平百周年紀念：全國鄧小平生平和思想研討會論文集(下)[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

　　[4] 吳得民.鄧小平主政大西南[M].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12.

　　[5] 中國經濟論文選編輯委員會編.1950年中國經濟論文選：第3輯[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1.

　　[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7] 昆明、貴陽等地舉辦失業救濟工作[N].新華日報，1950-08-04.

　　[8] 中國經濟論文選編輯委員會編.1951年中國經濟論文選(上)[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