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齡化引發的負面經濟影響及對策

　　[摘 要] 隨著生育率下降與預期壽命延長，老齡化日益嚴重。盡管生育率下降將減輕女性育兒責任，增加女性勞動供給，但是總體上，如果不能改變低生育現狀，未來勞動力供給必然會減少，制約長期經濟增長。文章在深入探討老齡化對經濟增長影響的基礎上，認為，為解決勞動供給減少帶來的影響，某種程度上可通過延遲退休增加勞動供給，但為提高老年人勞動參與率和工作效率，也要關注老年人口的健康問題，滿足老年人對公共服務的需求，提高私人和公共部門提供健康和長期護理的能力。此外，還可采取吸引國外移民，增加公共教育和培訓等方面人力資本投資，提高勞動供給質量等策略。

　　本文源自當代經濟管理 2020年7期《當代經濟管理》雜志為經濟管理類學術期刊(月刊，國內外公開發行)，是由河北省教育廳主管，石家莊經濟學院1979年主辦的刊物，主要刊登經濟管理領域最新研究成果，鼓勵創新之見。

　　[關鍵詞] 人口老齡化;負面影響;對策

　　近年來，隨著經濟發展，人口出生率下降與預期壽命不斷延長，世界各國都在不同程度上經歷快速人口老齡化。根據世界銀行預測，世界各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在不斷上升，已經超過10%。預計2050年前，世界老年人口將增加到全球總人口的25%(從8億人躍升至20億人)。隨著人口老齡化不斷加劇，為實現社會可持續發展，有必要關注人口老齡化及其引發的社會影響及應對辦法。

　　一、相關問題研究述評

　　國內外學者分別從不同視角研究了人口老齡化對養老金支付和經濟增長的影響。就人口老齡化對養老金支付的影響而言，在國外，薩繆爾森(Samuelson，1958)、戴維和雅里(David和Yaari，1966)較早研究了人口老齡化引發的養老金財務危機[1-2]，國內一些學者也研究了人口老齡化對養老金財務制度的影響，如穆懷中和閆琳琳(2012)研究指出，隨著城市化、工業化和社會保障制度逐步完善，我國人口出生率不斷下降，勞動供給必將減少，養老金供給也將減少，而隨著人均壽命不斷延長，養老金需求越來越大，進而引發養老金財務危機[3]。此外，部分學者預測了未來養老金支出規模及應對養老保險財務不可持續辦法。如戴蒙德(Diamond，1965)試圖使用一個簡化的經濟模型預測養老金在國內生產總值中份額的變化，研究指出，隨著老年撫養比不斷提高，養老金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份額穩定增長[4]。部分學者還關注了人口老齡化背景下公共養老保險制度的隱性養老金債務。如巴羅和貝克爾(Barro 和Gary，1989)研究指出，老齡化將促使部分國家顯著提高養老保險稅收占國內生產總值百分比，以保持養老金凈債務在未改變現收現付養老保險計劃情況下不變[5]。貝克爾等(Becker et al，1990)構建了評估養老金隱性債務現值的模型[6]。基于此模型，杜塔(Dutta，2000)、童玉芬等(2014)預測了發達國家公共養老保險債務規模，研究指出，相比國內生產總值增長規模，在現值方面，養老金收支存在嚴重的財務失衡[7-8]。

　　就人口老齡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而言，Bloom等(2010)學者研究指出，從長遠發展角度看，由于人口老齡化導致勞動供給減少，儲蓄率下降，將對經濟增長產生負面影響[9]。Coile和Gruber(2007)還評估了人口老齡化的經濟成本，即人口老齡化引起的潛在國內生產總值損失[10]。但也有部分學者認為，盡管中國人口老齡化在日益加劇，但應該區別對待，由于人口紅利的存在，短期內經濟仍可維持較快增長[11]。

　　為了緩和人口老齡化對經濟的不利影響，國內外學者開始關注如何應對人口老齡化對養老保險財務負擔產生的負面經濟影響，在應對人口老齡化辦法上，首先，延遲退休被認為是最有效的辦法，但延遲退休政策也受到部分體力勞動者的抵制。其次，費爾德斯坦和埃琳娜(Feldstein和Elena，2001)研究指出，為保持基本養老金財務收支平衡，應提高養老保險稅率，但這樣做會引發代際沖突，也會給社會帶來無謂的損失[12]。再次，Lee和Mason(2010)、Prettner 等(2013)的研究指出，增加人力資本投資可減輕人口老齡化的負面經濟影響，但在分析中將人力資本視為外生變量，沒有人力資本內生決定問題[13-14]。盡管上述國內外學者研究的側重點不同，但已有研究主要強調人口老齡化會在勞動供給減少、儲蓄和產出下降等方面產生一定負面經濟影響，缺少系統研究人口老齡化負面影響的成因，為此，有必要深入全面系統研究人口老齡化負面經濟影響的成因及應對策略。

　　二、人口老齡化引起的負面經濟影響

　　就人口老齡化的影響及成因而言，本文認為至少可以列出以下四個方面的影響：

　　第一，人口老齡化導致勞動供給減少、勞動生產力下降，進而導致產出減少。老年人由于身體機能下降，不可能像年輕人和中年人那樣擁有充沛的體力和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勞動強度會下降。這意味著按人均計算的老年型社會的產出將低于年輕型社會和成年型社會的經濟產出。已有跨國經驗數據表明，人們大概在40歲時候勞動參與率達到頂峰，此后，隨著年齡增長，無論是男性還是女性勞動力參與率都會逐漸下降。當然，這一數量下降趨勢引起的經濟損失某種程度上可由勞動力在教育、培訓和健康方面的人力資本投資引起的質量提高得到補償。此外，生育率下降引起婦女育兒責任減少，會導致女性工作人數增加，一定程度上可彌補男性勞動力供給減少帶來的損失。

　　第二，消費支出在老年人收入中所占的比例高于處于勞動適齡人口消費支出占其收入的比例，即老年人消費支出水平高于勞動適齡人口的消費支出水平，這是抑制儲蓄和投資，進而影響經濟增長的重要原因。也就是說，隨著老年撫養比上升，老年人消費需求增加，將導致平均儲蓄率下降，進而導致社會投資減少，即老年撫養比和儲蓄率呈負相關關系。但是現實中老年撫養比和儲蓄率的負相關關系并非像預期的那樣明顯。已有研究表明，與高收入國家相比，中低收入國家的老年撫養比與儲蓄率之間存在輕微的正相關關系。本文認為，這些發現削弱了人們對老齡社會儲蓄率下降的擔憂，這種輕微的正相關關系并不與老齡化與儲蓄率之間理論上較強的負相關關系沖突。較強的負相關關系反映了特定國家和特定年齡組的消費率，但不代表每一國家和每個年齡組的人口比例，更沒有顯示一國養老保障和醫療保障發展水平。老年人的儲蓄率高于預期可能會顯示出壽命的不確定性，隨之而來的是需要支付長期護理費用，以及想留下遺產的愿望。

　　第三，讓老年人分享經濟增長成果，體現代際收入再分配的現收現付社會保障制度一定程度上也是抑制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為了保障退休者生活水平不隨物價上漲而受損，各國通常建立指數化養老金制度，將退休者領取的養老金與在職者工資增長和物價增長掛鉤。為維持指數化養老金制度，現收現付的社會保障制度，一方面增加了繳費者經濟負擔，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繳費者工作積極性，另一方面增加了政府財政負擔，增加了政府財政赤字。當養老金覆蓋范圍很廣且養老金制度反映代際之間收入再分配時，這一點尤其重要。人口老齡化給公共養老金制度的財政完整性帶來了新的困難。例如，在指數化養老金制度下，較高的老年撫養比、老年人預期壽命延長和老年人待遇領取時間延長將導致公共養老金愈加入不敷出。在一些低收入國家，情況甚至更糟糕，有些國家還沒有富起來，這些國家還沒有資源供養大量的退休人口，在實現社會保障全覆蓋之前就面臨人口老齡化，存在未富先老現象。此外，人口老齡化與養老金支出之間的聯系并不像人們普遍宣稱的那樣直接，在非正規就業水平高、社會保障覆蓋水平低的中低收入國家，養老金制度主要由昂貴且不愿改革的機關事業單位主導，一些國家公共養老金支出規模龐大。例如，巴西公共開支養老金相當于國內生產總值的13%，意大利和法國也有類似的比例。為滿足人口老齡化引起的龐大公共養老金需求，很多國家通過發行公債方式彌補財政支出缺口，但這必然增加后代人的負擔，也將引發代際沖突。為此，很多國家嘗試改變養老金制度。在英國，公共部門養老金占GDP的比例正在下降，這在一定程度上可歸因于養老金大規模私有化和延遲退休。但是，養老金私有化會失去養老保險風險共擔的收入再分配功能，而延遲退休往往會引起工作在一線工人極大的反感。為此，許多研究人員對養老金政策改革進行了徹底評估，包括對現收現付養老金制度的調整，得出的結論是沒有一個完美的養老金制度，應該根據每個國家的實際情況有針對性地改革養老金制度，建立體現效率與公平相結合的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的社會保障制度。

　　第四，老年人對醫療衛生和長期保健需求的過度依賴造成了巨大社會經濟負擔。醫療保健支出與老年人在人口中所占比例正相關，與人均收入水平也高度正相關，因此，發達國家在保健方面的支出比人口老齡化較輕的發展中國家多。但即使對收入進行了控制，這種聯系仍然存在。較高的晚年生活成本與老年人的健康和長期護理有關，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加劇，中低收入國家非正規的社會醫療保健制度負擔大量的醫療支出，為了彌補社會醫療保健支出方面的不足，需要增加私人保健支出。有年長老年人的家庭比沒有年長家庭成員的家庭有較高的醫療保健支出，這提高了有年長老年人家庭對金融資源的需求，增加了更多家庭及家庭成員的經濟負擔。此外，中低收入國家的人口老齡化不僅會加劇公共衛生系統的經濟負擔，而且還將擴大對長期護理的需要。由于生育率下降和社會經濟變化，以家庭為基礎的傳統養老模式變得不太可行。盡管大多數中低收入國家由于人口老齡化程度低，長期以來存在大量的年輕人口，因此它們的衛生系統能夠適應主要針對年輕人口和工作年齡人口的醫療問題。但是，隨著人口年齡增長，健康問題將發生變化，癌癥、骨折、心血管疾病抑郁和癡呆的患病率將增加，以及許多需要廣泛治療的合并癥也增加，如果不能成功地抵消生命早期、青年和成年期的患病風險，就意味著老年人的健康狀況和殘疾水平可能會增加。

　　三、應對人口老齡化的策略選擇

　　未來幾十年里，人口老齡化趨勢會導致勞動力需求和資本市場、養老金收支、退休政策以及醫療衛生系統組織和融資等方面產生一定負面影響。然而，如果提早采取一些行動，防患于未然，會有效解決人口老齡化引發的潛在宏觀經濟困境。在消除或減輕老齡化對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方面，可采取許多公共和私人選擇來解決由人口老齡化帶來的經濟挑戰，可供選擇的政策很多：包括提高雇員或雇主的社會保險繳費，降低退休人員的社會保險待遇，或延長退休年齡等。這些政策選擇可以提高工作效率，提高老年人的收入，提高老年人為社會保險的繳費，減少提前退休激勵，影響人口老齡化產生的社會成本在代際之間的再分配。

　　從微觀視角，人口老齡化也將引起個人和企業采取正向的積極回應措施，包括企業可采取技術革新，減輕與人口老齡化有關的一些壓力。個人可增加教育、培訓和健康方面的人力資本投資，提高個人掙得能力。下面，分別從延長退休年齡、建立健全醫療保健制度、增加人力資本投資和吸引海外移民等策略入手，深入剖析應對人口老齡化的不同策略選擇及其可能產生的效果差異。

　　(一)延長退休年齡及其可行性分析

　　隨著老年人口預期壽命的不斷提高，適當延遲退休似乎可行，一方面，延遲退休可減少養老金需求，另一方面，延遲退休可增加養老金供給，可謂是一舉兩得的政策。因此，延遲退休被認為是解決養老金財務困境的有效階段性調整對策，但延遲退休的一個基本前提是老年人有健康的身體和心理承受能力，能夠應對繼續工作帶來的工作壓力。

　　如上所述，在考慮延長老年人工作年限的同時，也要關注老年人口的健康問題。隨著年齡增長，個人在步入中老年后，各項身體機能將逐漸退化，相比年輕人，老年人對健康和長期護理有著長期而廣泛的需求，導致老年人健康和保健支出極大增加。當然，如果老年人身體不健康，他們也不太可能工作，并可能給他們的家庭和社會帶來沉重的經濟負擔。有證據表明，隨著生活條件和醫療衛生條件的改善，進入老年期后，老年人將變得更加健康長壽。然而，不同發展水平國家在增進老年人健康方面取得的進展并不相同。發達國家由于經濟實力雄厚，財力充裕，醫療技術發達，擁有比較完備的社會保障體制，人口健康狀況得到極大改善，老年人預期壽命處于很高水平。相比之下，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由于經濟發展相對落后，財力有限，加之人口增長迅速，難以建立完備的社會保障制度，人口健康狀況不容樂觀，老年人預期壽命增長緩慢。盡管不同國家受經濟發展水平差異，預期壽命改善的程度也不同，但是，無論是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隨著社會生活水平提高和社會醫療衛生條件改善，老年人預期壽命都在不斷延長，使延長老年人勞動力市場工作年限成為可能。

　　此外，實施延遲退休政策前政府應廣泛聽取相關利益方意見，尤其是延遲退休政策沖擊較大的普通勞動者的意見，至少保證普通勞動力身體素質能夠適應延遲退休后工作強度的需要。而且需要為老年人，尤其是延遲退休老年人提供相應社會保障，補償延遲退休的損失。也就是說，延遲退休政策推行前，應該征得多數老年人的同意，并給予他們正向激勵措施，即應給予延遲退休者更好的醫療等方面的社會保障。

　　由于各國老年勞動力參與率不同，人均收入也存在較大差異，老年勞動力在社會待遇和家庭責任等傳統因素方面也不盡相同。為實施延遲退休政策，各國在醫療衛生保健和養老金制度方面做了深入改革，在保障形式、強度和效力等方面，各國政府為醫療衛生保健和養老金制度提供資金的承諾也各不相同。此外，世界各國醫療保險水平和覆蓋面差別也很大，盡管許多高收入國家實行免費或低收費的普遍醫療服務，但是由于醫療服務供給方在這一規定下受益較少，導致醫療服務質量差，難以滿足患者的需要。而在很多中低收入國家，由于經濟發展落后，資金短缺，還不存在普遍的免費醫療服務，老年人和他們的家庭在醫療支出方面往往需要負擔部分醫療服務支出，所以直接比較保險覆蓋率并不能說明全部問題。關于長期護理費用，一些發達國家已經制定和執行全面而長期的護理方案，當然，在一些國家，還有待進一步改善服務的組織和協調范圍。如英國，長期護理仍采取分散形式，能否享受長期護理服務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家庭經濟狀況調查，而且通常服務質量很差。在大多數中低收入國家，很少有正規的長期護理，其負擔通常落在家庭身上，隨著生育率下降，家庭規模逐漸縮小，出現大量核心家庭，由于家庭規模變小，婦女生育責任減輕，可更多地參與工作，導致家庭提供護理和陪伴的能力正在下降。

　　通常人們認為對更長、更健康壽命的自然反應是延長工作壽命，人們在退休時間方面有更多的選擇自由，或許通過取消任何與法定退休年齡以外的工作相關的稅收優惠，將增加勞動力供應，減輕一些金融壓力。但要實現延長工作壽命，就必須為年長員工提供合適的工作機會，并讓他們有繼續工作的愿望。在這方面，延長退休年齡似乎可行。例如，瑞典正在考慮將退休年齡提高到75歲。挪威采取了不同的方法，剛退休老年人領取的養老金的計算方法是將累積的養老金除以預期壽命因子，隨著預期壽命延長，每年領取的養老金將會減少。

　　(二)建立健全醫療保健制度，解決老年人延遲退休的后顧之憂 強大的醫療衛生保健制度一定程度上可預防疾病，或在早期發現和治療疾病，使長期衛生和護理支出減少。采取疾病預防是一個關鍵調整措施，許多低成本干預措施，從旨在鼓勵行為改變到治療措施，都可以改善或維持老年人健康。同樣，旨在預防或延緩健康失調和改善健康狀況的政策和以人口為基礎的干預措施對老年人來說也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可通過降低危險因素來預防或推遲殘疾的發生，即使這些措施在中老年人身上開始實施，也可能減少殘疾、疾病風險和終生醫療支出。例如，政府可采取直接干預措施，如減少鹽的攝入量，作為降低血壓的一個重要因素，降低高血壓風險，進而可能降低中風和缺血性心臟病死亡概率。

　　此外，有必要區分短期或中期和長期觀點。例如，在短期內，延長壽命和晚年生產力的藥物將有助于提升老年人的福祉，并為社會節省成本。然而，從長遠來看，這類藥物是節約成本還是對社會造成負擔，將取決于以下幾個因素：①藥物對延長壽命和延長壽命質量的影響;②就業、收入和延長壽命期間領取養老金的人數;③藥品費用;④與其他可能最終導致健康障礙相關的任何醫療和非醫療保健費用。

　　在所有國家中，最常見的五種非傳染性疾病(心血管疾病、癌癥、慢性呼吸系統疾病、糖尿病和精神健康障礙)在疾病負擔中所占比例越來越大。與年齡密切相關的非傳染性疾病受行為風險因素的驅使變得日益嚴重。包括不健康飲食、缺乏運動、吸煙和過度飲酒等行為風險因素日益成為中低收入國家人群或高收入國家窮人的特征，而貧困加劇了其中一些風險因素，任何非傳染性疾病都可能加劇這些因素。

　　由于許多非傳染性疾病是慢性病，因此，非傳染性疾病的治療成本通常很高，需要多年的護理和治療。然而，因為減少非傳染性疾病流行所需的投資可能小于其后遺癥造成的經濟損失，對非傳染性疾病的預防和控制往往能夠收回成本。能夠有效減少非傳染性疾病的措施適用于全體人口，包括一些篩查和治療措施以及解決引起疾病的社會決定因素的政策。然而，除非能得到有效治療，否則早期診斷幾乎沒有什么益處。

　　在大多數低收入國家，短期內還難以為所有老年人提供高質量的醫療保險，以防止醫療保健問題導致的巨額家庭醫療支出和貧困。國家應根據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切實制訂符合老年人需要的基本保健服務項目，并重新調整初級保健方案，以適應不斷變化的人口和疾病，更加注重提供綜合服務，改革衛生保健籌資機制、提高其公平性和可持續性。這種改革有可能減少與人口老齡化有關的財政支出壓力，并改善特別是為處境不利群體提供服務的機會。

　　在大多數中低收入國家，國家應建立長效籌資機制來解決籌資困難。在這些國家中，應根據登記的老年人口比例、所包括的服務以及它們對醫療支出提供的保護程度確定醫療保險的覆蓋范圍。此外，健康保險政策還取決于人們對健康的認識。例如，世衛組織提供的數據顯示，老年人缺乏健康意識和現有的衛生服務(特別是在農村地區)是導致治療效果低下的重要原因。

　　至于支付長期護理費用，一些高收入國家一直在努力減少機構護理，支持自我照顧和其他服務，使老年人能夠留在自己的家庭或類似家庭的環境，以及向非正規護理者提供各種資助也日益得到承認。非正規護理者仍然是全世界老年人的主要護理來源。當然，任何努力來估計長期護理成本，特別是在比較的基礎上這樣做，都面臨權力不能下放規定的限制，在世界上許多地方占主導地位的通常并不是考慮計算公共醫療費用支出，而是考慮擴展家庭照顧。例如，盡管提供的護理數量可能不會改變，政府減少公共服務提供必然導致照顧老人的家庭支付健康護理和長期護理費用將會上升。除了整合這些服務并改善其質量外，也非常有必要加強監管，特別是在中等收入國家，在這些國家，小規模不受監管的私營部門供應商占主導地位。在這方面，日本政府做得比較好，日本政府已經引入了以降低家庭成本的方式增加使用正規護理，并提供正規的服務，但是接受者可以選擇接受哪種服務和選擇提供者。高收入國家和中低收入國家都可以向日本政府倡導的強制性公共長期護理保險政策學習。

　　此外，通過培訓更多的衛生工作者，或者在缺少他們的情況下提高家庭醫生的技能，這是《聯合國老齡問題國際行動計劃》的一個重要目標。更廣泛地說，中低收入國家需要更多經歷各級培訓的衛生保健工作者，如護士和社區衛生工作者，特別是在農村地區，那里有大量老年人居住，衛生工作者的流入可以幫助在初級衛生保健系統中為老年人提供保健。

　　(三)增加人力資本投資是應對人口老齡化的有效正向激勵政策 通過擴大在教育、培訓、求職和健康方面投資收益的范圍，會促進提高法定退休年齡，也將有助于提高勞動生產率、收入和稅收貢獻。增加對個人的培訓、教育和健康的投資可以幫助應對由于生育率下降而減少的勞動力。如果這種投資導致勞動力擁有更高的人力資本(人們擁有的技能和能力可用于生產)，那么實際上可能會提高生產率和生活水平。更好的健康、認知和教育通常會提高成年人工作效率，而提高勞動效率將有助于抵消或減輕人口老齡化經濟成本。為此，政府應該增加公共教育、培訓和公共健康支出，家庭和企業也應該適當增加教育、培訓和健康支出，提高一國人力資本存量，增加有效勞動供給。企業可以投資于員工健康計劃，以提高員工出勤率和生產率，并在勞動力老齡化時避免不必要的醫療成本;還可以調整薪酬標準，以承認老年人能力的變化，并利用伴隨人口老齡化而來的新機遇。在高收入國家，由于有著較為完善的市場體制，為應對人口老齡化，企業可以調整其人力資源，以滿足年長員工對靈活角色和時間安排的需求，包括增加靈活工作時間，并對年長員工進行再培訓，安排年長員工從事體力要求較低的工作。

　　在應對人口老齡化產生的宏觀經濟問題時也應該認識到老年人對社會的貢獻。除了他們潛在的工作能力，老年人還擁有大量的人力資本儲備，尤其是在工作經驗方面，老年人職業生涯積累的經驗可以使老年人變得更加聰明和睿智，更善于評估和處理工作中遇到的各種各樣的情況，除此之外，由于老年人一般具有較為豐富的工作經驗，老年人還可以將工作經驗指導和傳授給年輕人，提高年輕人的工作效率，這有助于減輕人口老齡化帶來的一些負面經濟影響。

　　(四)吸引海外移民

　　1.海外移民的必要性分析 20世紀80年代以來，受我國計劃生育基本國策的影響，生育率幾乎一直在下降，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10年普查數據和歷年抽樣調查數據顯示，2010年以來我國總和生育率一直在1.54—1.64之間波動，低于人口正常替代水平。與此同時，我國人口預期壽命不斷提高，從1981年的67.8歲，提高到2017年的76.7歲。較低的總和生育率和較高的人口預期壽命導致我國人口老齡化加快，勞動供給逐漸減少，養老金需求日益增加。盡管國家已經放開生育限制，鼓勵生育二胎，但是，即使放開生育限制奏效，從新生兒成長為勞動力仍需要一定時間，在成長為勞動力之前，新增人口仍將是社會撫養人口。隨著我國城鄉一體化進程加快，一旦我國進入城市化的后期階段(城市化水平超過70%)，城鄉差別將消失，農村地區將不存在剩余勞動力，國內勞動力供給將難以滿足經濟持續發展的需要。因此，未來20年內我國勞動力短缺問題仍將存在，有必要引入一定量的國外勞動力彌補國內勞動供給的不足。

　　2.海外移民的可行性分析 首先，我國政治穩定，經濟持續增長，不僅國民收入不斷提高，而且創造了大量就業機會，這將對經濟發展落后的亞非拉國家尤其是周邊國家產生強有力的吸引力。其次，周邊南亞、東南亞發展中國家人口數量龐大，勞動力供給充裕，而這些國家自身經濟發展相對落后，導致這些國家存在大量剩余勞動力，這些國家政府急需為過剩勞動力創造就業機會和增加收入，中國不斷完善的勞動力市場將成為這些國家剩余勞動力的重要目的地。最后，我國多年來秉承改革開放政策，對海外移民不存在排斥，也不存在民族和種族歧視，將有利于大量海外勞動力的涌入。因此，采取循序漸進的辦法，按照筆者預測，1年引入10萬或20萬勞動力，2050年前上述發展中國家共引入300萬到600萬有一定知識和技能的青壯年勞動力不僅必要，而且可行[11]。這不僅為我國經濟發展帶來需要的熟練勞動力，而且還可以彌補我國勞動力短缺帶來的經濟增長乏力和養老金短缺問題。

　　(五)增強個人的理財意識

　　為了提高市場效率，應對人口老齡化的負面經濟影響，很大程度上也應提高個人理財素養，這樣就可以更好地選擇財富的形式、可及性和安全性。由于個人壽命、實際回報率和政府項目的收益都有很大的不確定性，老年人在他們在生命周期的各個階段做出這些選擇，以實現財富收益最大化。

　　(六)采用新技術，提高醫療保險保障水平

　　新技術也能更有效地為未得到充分服務的老年人口、特別是在農村地區老年人口提供衛生保健。移動診所就是利用新技術提供以前主要由固定診所和醫院提供的一系列服務。移動診所可利用新技術開發的帶有傳感器的筆記本電腦來讀取患者生命體征和做心電圖，可通過網絡以向其他地方的訓練有素的醫生發送圖像并創建電子健康記錄。低成本的救護車服務為農村居民提供了進入三級醫療機構的途徑。人們可通過電話或互聯網訪問醫生的服務，從而避免了長途旅行和不確定的等待時間。在較貧窮國家，老年人可能會面臨許多獲取此類醫療服務的障礙因素，包括識字率低和難以使用電話和互聯網。然而，許多中低收入國家在有效使用更直接的技術方面有很大的空間，包括改善高血壓檢測和管理的干預措施。

　　四、結 語

　　無論是在衛生領域還是其他領域的各種行為、政策、金融和其他機制都可能減少人口老齡化對宏觀經濟的潛在負面影響。為了經由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帶動經濟增長，應優先投資于良好的健康，通過建立普遍醫療服務的機制可保障和改善社會福祉。

　　隨著非傳染性疾病增加并逐漸超過傳染病帶來的健康損害和經濟負擔，健康問題變得更加復雜。此外，家庭一級的保健和長期護理開支可能會大大增加，至少對某些家庭來說確實如此，而在那些沒有在切實可行和普遍獲得這些服務方面取得合理進展的國家，也會有貧困的危險。還需要比現在更有效地解決老年人收入保障問題。由于預期壽命延長，導致退休期延長，將需要更完善的養老金財務制度，以滿足日益龐大的老年群體的需求。

　　人口老齡化帶來了一些令人生畏的宏觀經濟挑戰，但有許多選擇可以解決這些問題。這些選擇包括個人的行為反應，比如更高的儲蓄率和預期壽命，更高的受教育程度，以及婦女、移民和老年人更高的勞動參與率。企業可以通過調整人力資源戰略和采用滿足年長勞動力需求的技術創新來應對人口老齡化產生的負面經濟影響。政策回應可能包括延遲退休年齡，或為延遲退休尋找激勵機制，重新設計養老金財務制度，降低福利增長速度，投資于教育以擴大有效勞動供給等。這些無數的應對措施可以相互作用，相互促進，延長工作壽命，提高所得稅和收入，提高私人和公共部門提供健康和長期護理的能力。此外，越早開始政策和體制改革，就越能順利適應老年人口的宏觀經濟調整道路。

　　本文所作回答不僅可減輕人口老齡化帶來的潛在經濟影響，而且往往會增進老年人的福祉。事實上，許多應對人口老齡化的必要措施都有可能使所有年齡層人口受益，可以更廣泛地重新定位全球發展的方向，使其更有效率、更公平和更可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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