責任共同體：社區治理共同體的內生邏輯及構建路徑

　　摘 要：社區治理共同體作為社會治理共同體的基石，是社區治理規律深刻把握的創新方案、社區“一核多方”治理模式的升級版和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的實踐形態。以主體有責、行動盡責、善治履責為基本要義的責任共同體是社區治理共同體的根本內核與內存蘊涵，也是社區治理共同體發揮治理效能的基本理路和作用機制。實踐中，由于治理主體的責任意識、權責邊界、盡責動力和履責能力等責任落實障礙問題，致使治理共同體難形成和治理優勢難以發揮。為此，通過加強教育增責、制度賦責、激勵盡責、黨建履責，推進“人人有責”“人人明則”“人人盡責”“人人履責”的任責共同體建設，構建社區治理共同體。

　　關鍵詞：社區治理;共同體;責任共同體;多元協同; 善治

　　姬贇璐; 王東， 重慶工商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發表時間：2021-11-18

　　一、問題提出與研究回顧

　　社會治理的重點在基層，難點也在基層。城鄉社區治理是社會治理的基層延申和基礎性工程，承載著人民群眾美好生活的夢想。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 “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1]。這為社區治理創新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即社區治理的多元主體應以公共治理生活為載體、以承擔治理責任為前提，通過自覺履行社區治理責任參與社區治理，滿足社區居民美好生活需要，從而構建起社區群眾美好生活共同體。因而可以說，社區治理共同體，其根本必然是一個“人人有責”“人人明則”“人人盡責”“人人履責” 的責任共同體。只有主體治理責任得到明確與落實，治理才能有效，社區治理共同體才能真正形成。然而在當前的治理實踐中，社區治理共同體存在的最大問題是責任缺失引起治理行為異化，即社區治理過程中主體責任履行“缺位”、“錯位”、“失位”。比如，小區物業管理常常是“專業部門不知‘管到哪’”、“公共安全不知‘誰負責’”[2]38。而這些問題出現的根源顯然是責任主體不明、責任意識不強、人人盡責不足、人人履責不力。所以，在這個意義上，建設社區治理共同體的關鍵在于構建責任共同體。只有真正形成社區治理的責任共同體，才能真正建構起社區治理共同體。

　　目前，學界對社區治理共同體的研究已經形成了一些有見地的成果，一方面聚焦社區治理共同體內涵，提出社區治理共同體在利益和制度和價值等層面含義，強調治理主體的多元協商與互動合作。比如，石路和程俊霖認為，多元利益的協調共生、制度的規范運行和價值的共識凝聚實現社區的共建共治共享[3]。陳秀紅認為，治理共同體以構建社區生活共同體為目標，通過多元主體不斷的互動與合作，推動彼此之間尤其是國家與社會之間的相互形塑和建構[4]。李永娜和袁校衛也認為，社區治理共同體是在社區空間內針對社區公共事務或公共服務供給而形成的多元主體平等參與、民主決策、資源配置與結果共享的社會團結[5] 19;另一方面基于對社區治理共同體的理解，形成了對其構建邏輯與路徑的研究。比如，潘允康認為，社區治理的真諦在于建立社區成員的利益共同體，通過共同利益粘合以協調和理順社區社會關系[6]。陳艾、陳偉東和張彩云則認為，協作行動是建設社區治理共同體的核心[7]。曹海軍和鮑操從治理制度化方面探討社區治理共同體建設，認為應構建黨建引領、民主協商、協同服務機制等[8]。蔡靜誠和熊琳等從空間與人互動關系出發，以社會空間、文化空間、生態空間、柔質空間、經濟空間等為議題，在再造空間中增進認同，重塑治理共同體[9]。綜觀這些研究從不同維度對社區治理共同體問題進行探討，為社區治理共同體的進一步研究奠定了堅實基礎，但卻忽視了責任對于社區治理共同體生成的意義。治理行動與責任緊密聯系，主體責任不僅是社區治理共同體存在的基礎，還是其實踐的生動體現，更是其生成的根本途經。為此，本研究以責任共同體為視角，探討社區治理共同體的內在意蘊、形成困境和構建路徑。

　　二、責任共同體：社區治理共同體的內生邏輯

　　“共同體”概念自 20 世紀引入我國后，不同學科領域形成了對“生活共同體”、“經濟共同體”、“生態共同體”、“利益共同體”、“人類命運共同體” 等的熱烈探討。“責任共同體作為道義共同體，是對利益共同體的升華”[10]，是基于共同利益而共負責任的共生共在狀態。在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進程中，人類為了繁衍生存和獲取更好的發展條件，必須共同承擔維系和促進社會發展的責任，在這個過程中責任共同體得以產生。習近平同志指出，“各國相互協作、優勢互補是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也代表著生產關系演變的前進方向。在這一進程中，各國逐漸形成利益共同體、責任共同體、命運共同體。無論前途是晴是雨，攜手合作、互利共贏是唯一正確選擇。這既是經濟規律使然，也符合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邏輯。”[11]責任共同體作為責任共擔的義務共同體，是一定組織范圍內以共同的社會責任愿景為目標，基于各類行為主體(組織與成員)之間的社會責任意識、社會責任實踐資源整合與資源共享而形成的相互依賴、相互協同且相互耦合的共生型結構，旨在共同推動社會責任實踐組織成員的履責意愿、履責能力以及履責績效的提升，最終推動組織或社會的可持續發展[12]。由此定義可以看到，責任共同體具有治理的價值、效能與優勢。張康之教授認為，“在某種意義上，人類的一切社會組織形式都是責任義務所構成的體系，離開了對責任義務的認識，就無法把握人類的社會組織生活，甚至無法理解人類的一切社會生活……人類社會治理活動的文明化和現代化，在很大程度上，都可以歸結為責任義務體系的性質和內容的變化，可以歸結為責任義務體系結構的明確化，可以歸結為責任義務與人的社會治理結構聯系的密切化。”[13]所以，責任共同體的生成標志著人類社會治理結構與方式的重大變革與發展。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作為一種新型治理模式，“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共享”實際上強調了“責任共同體”邏輯，即“人人有責”明確多元主體的責任地位與意識，“人人盡責”要求主體責任履行的主動性、協同化與實效化，“人人共享”則標示了責任愿景、目標與成果，“有責、盡責與共享”相互作用、互動協調、耦合共構，形成了共建共治共享的“善治”。在具體的社會治理實踐中不僅僅強調黨和政府社會治理的應然責任與地位，“社會組織、廣大民眾都將成為社會治理的共同主體,與黨和政府共同承擔社會治理責任,共同享有社會治理成果。”[14]因而，社會治理共同體的核心要義在于責任共同體，通過責任共擔和各負其責實現社會治理的價值與目標。對于基層社會治理共同體——社區治理共同體而言，治理責任不僅僅是社區共同體的精神紐帶，還是社區生活的實踐要求，它將多元治理主體聚合在一起，并通過治理主體各負其責式的協同合作，實現治理責任的有效落實，從而形成對美好生活的構建。所以，在這個意義上，社區治理共同體內在地蘊含著以多元治理責任、主體各負其責和責任有效履行為核心要義的責任共同體，其作為社區新型治理模式，也正是通過責任共同體這一內在機制發揮作用與功效的。

　　(一)治理責任多元化：社區治理共同體的生成前提

　　“共同體”始終是與責任和義務聯系在一起的，它賦予不同主體“共同”身份，同時也賦予了不同主體應承擔的責任。“在特定共同體的框架下，‘我們’ 共享集體成果，擁有共同的命運，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正是如此，每個個體對集體建設、公共利益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15]所以，無論是治理共同體亦或生命共同體等的存在和發展，都以責任和義務為前提，責任與義務成為構建共同體的基本要素。社區治理共同體作為一種新型的共同體，是我們黨對社區治理規律深刻把握的創新方案，它“以政府、社區、社會組織和居民為多元主體，以社會再組織化為手段，以實現社區多元主體共同治理為根本，達到把‘社區治理共同體’做實做好的目的”[16]，因而也離不開多元治理責任的支撐與保障。首先，就社區治理而言，它本身內含著多元責任要求，一方面社區作為生活的共同體，社區居民多樣化的生活需要是社區共同體的基本內容，通過不同主體提供專業化的服務才能使這些生活需要得到滿足，這就要求多元主體把促進“公共生活”作為目標責任，共同構建平安和諧、環境優美、文化繁榮、團結互助的幸福社區。實踐中，則要求以提供優質的服務為行動責任，把“人民滿意”作為提供優質服務的基本原則和工作要求，從而才能贏得社區居民的信任和歡迎;另一方面從治理主體與社區共同體的關系來看，社區生活共同體的鞏固與發展，要求每一個社區治理主體都要履行好自己的主體責任，只有每一個主體都為“美好社區”而努力，從而才能實現共同體之于美好生活的構建。其次，就治理共同體而言，多元責任是構成治理共同體的必然要求。治理共同體作為由多個治理主體基于共同治理實踐活動而形成的有機統一體，共同的治理活動是其生成的實踐紐帶和責任要求。基于共同治理的責任要求，不同的治理主體得以被統一起來，治理活動由原先無序自發的狀態走向有序協調的狀態。在這個過程中，治理責任扮演著“組織者” 的角色，它不僅使治理主體得以再組織化，而且能夠激發治理主體的治理責任感，從而使其積極行動起來共同承擔社區治理的責任與義務。所以，對于社區治理共同體而言，多元治理責任是其基礎前提和內在要求。在實踐中，只有黨委、政府部門、社區、社會組織、市場等多元主體共同承擔起社區治理的責任，社區治理共同體才能得以形成和發展。

　　(二)各負其責協同化：社區治理共同體的生成基礎

　　治理作為對“管理”的超越，本身“蘊含著‘協同合作’之本質”[5]19。然而社區多元治理主體到底如何協同合作卻一直是實踐中的難題。社區治理共同體作為社區“一核多方”治理的升級版，主要解決的就是多元治理主體如何行動的問題。社區治理共同體的多元治理責任要求治理主體要各負其責，通過明確其責任范圍、勇于擔當責任、做到盡職盡責，真正實現多元主體的協同合作。可以說，社區治理主體各負其責是實現治理主體協同合作的具體形式，它明確了按照什么依據協同合作以及怎樣才能做到協同合作的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講，主體各負其責是協同治理的實現機制，各負其責的協同化是社區治理共同體的重要實踐特征。首先，明確的職責范圍是多元主體協同合作的依據。社區治理的多元協同合作應是以問題為導向，以各自應付的責任為依據的合作，而不是遇到問題所有主體“一哄而上”，或“各自為戰”，或“你不理，我也不理”。這就要求必須明確各治理主體所承擔責任的范圍，比如，哪些問題應由哪些主體負責解決，以及各自該負什么樣的責任，只有這樣各治理主體才能明確做什么和什么時候做，從而做到協同有據和有序。其次，勇于擔當責任是多元主體協同合作的基礎。社區治理的根本目的是滿足社區居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因而社區治理協同合作要求多元主體必須勇于擔當責任。擔當是社區居民的期望，也是勇于擔責的標志，只有擔當才是“以人民為中心”，才是為人民服務，才是真正把社區群眾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擔當給人以信心，給人以希望，給人以幸福;擔當也是化解矛盾的要求，公共事務與問題是阻擋社區發展的障礙，是影響社區群眾幸福生活的根本因素，只有敢于直面公共問題矛盾和勇于擔當責任，才能使矛盾問題得到及時化解。所以，勇于擔當責任，積極面對問題，才能展開協同合作。其三，做到盡職盡責是多元主體協同合作的根本。社區治理多元合作的根本邏輯是要化解社區矛盾，謀求社區公益的最大化，而社區公益實現的根本是社區治理主體能夠積極和有效行動起來。這就要求治理主體要牢記自己的治理職責，并且積極履行治理責任，做到盡職盡責、恪盡職守，只有這樣主體協同合作才能落到實處，才能實現帕累托最優。總之，治理主體各負其責是多元共治與協同合作的內在要求，是社區治理共同體的實踐體現。

　　(三)責任履行實效化：是社區治理共同體生成根本

　　作為社會治理共同體的基石，社區治理共同體是社會治理及其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的實踐形態，是應對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轉變和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需要。建設社區治理共同體最直接的目的是把問題發現在基層、解決在基層，以更好地化解社會矛盾，同時也是實現公共服務向基層下沉，滿足社會大眾需求，更是通過不斷的共治實踐，提升基層治理能力[17]。在這個意義上，實現社區“善治”使矛盾化解精準化、公共利益最大化、治理效能最優化，就成為社區治理共同體的根本旨歸。在實踐的維度，這些價值目標的實現必須要以多元治理責任履行的實效化為前提，因為只有責任得到切實有效履行才是社區“善治”的根本途經。所以，責任履行的實效化決定著社區治理共同體的根本生成。首先，責任履行的實效化實現矛盾化解精準化。社會生活充滿了矛盾，特別是社區生活中的矛盾更是隨處可見，這些矛盾直接影響著社區居民美好生活和社區的和諧穩定，因而如何及時化解這些矛盾就是社區治理的要義所在。這就要求治理主體要認真履行治理責任，做到及時對標對表，第一時間反應、第一時間回應，精準把握矛盾根源、精確采取有效措施，從而以責任履行的實效化有利于實現矛盾化解的精準化。其次，責任履行的實效化實現社區公共利益最大化。治理指向于公共利益，而善治則在于公共利益的最大化。社區治理共同體作為圍繞社區治理和為了進行社區治理而形成的“共同體”[18]，目標就是要實現社區善治。而社區善治又依賴于“人人有責”和“人人盡責”，因為根本上講，無論是化解矛盾、提供公共服務，還是維護和諧穩定的社區秩序在實踐上都以治理責任的履行為基礎，只有每一個主體的治理責任得到有效落實，社區公共利益才能實現和最大化。在這個意義上，責任履行的實效化有利于實現社區公益的最大化。其三，責任履行的實效化實現治理效能最優化。治理效能是推進社區治理創新的內在要求和重要目標，其實現在于制度優勢的發揮，而良好的制度在于責權界分明確、能夠喚起主體責任意識和激發主體自覺履行責任。所以，在這個意義上，制度優勢實際上是責任劃分和落實的效率問題，治理效能的實現歸根結底在于治理責任的履行，社區治理中只有責任履行的實效化，才能實現治理效能的最優化。總之，社區治理共同體作為創新社區治理的新理念、新實踐，目標在于實現更好更優的社區治理，通過治理責任的實效化履行以實現矛盾化解精確化、公共利益最大化、治理效能最優化等價值目標，從而構建并生成社區治理共同體。

　　三、治理責任落實障礙：社區治理共同體形成限度

　　基于上述分析可知，以主體有責、行動盡責和善治履責為內涵的責任共同體是社區治理共同體的基本蘊涵和根本內核，也是社區治理共同體發揮治理效能的基本理路和作用機制。但在實踐中，由于存在著多元治理主體責任意識不強、權責邊界不清、盡責動力不足和履責能力不夠等責任落實障礙問題，致使社區治理共同體難以形成，治理優勢難以發揮，治理效能難以展現。

　　(一)責任意識不強，主體活力難激發

　　社區治理是以增進社區公益為目標的多元主體的共治行動，這意味著社區治理主體責任具有多元性，不僅僅局限于傳統責任主體——黨委和政府，還在于社區、社會組織和市場，特別是隨著“單位制”的解體，利益訴求多元化、社會矛盾復雜化，客觀上要求除傳統治理主體以外的其他主體都參與到社區治理中來。可以說，多元主體治理責任共擔為社區治理走向善治明確了方向和路徑。但實踐中，并不是所有的主體都積極地承擔起了社區治理責任，一些主體的責任意識不強，還沒有明確自己的治理主體地位，因而在治理中沒有能夠發揮出“主人翁” 的作用。具體體現在：一是把責任歸于他人，自己獨享權利。社區居民是社區治理的基礎主體，但很多居民并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不注意環境衛生，生活垃圾不按點投放，寵物糞便不清理;不注意公共秩序，車輛亂停亂放，噪音擾民等。二是把責任狹隘解釋，以逃避責任。雖然一些主體特別是職能部門也承認自己是治理主體，但在治理實踐中往往以“折扣”的方式來履責。比如，有職能部門就認為，“自己在社區的職責就是應急處置或問題發生后執法，社區基礎設施的日常管護不到位，一些安全隱患或苗頭性問題無人管。社區干部雖然身處社區之中，但畢竟不是專業人員，難以及時準確發現隱患、做出判斷。”[2]39三是責任承擔惰性化，不積極承擔責任。還有的治理主體存在著治理等待、觀望、看樣的思想意識，“別人不管，他也不管”，甚至“別人管了，他還有意見”。比如，在新冠疫情防控工作中，存在著“黨員在做、群眾在看，物業在做、業主在看，社工在做、居民在看，社區干部跑斷腿、居民還不滿意，防控過程中有的居民甚至不配合社區工作，如不戴口罩、不測體溫，對小區封閉管理有抵觸等”[19]問題。總之，治理責任意識不強，治理主體地位不明確，是當前社區治理面臨的突出問題，嚴重阻礙著社區治理的主體行動。

　　(二)權責邊界不清，協同優勢難發揮

　　社區多元主體協同合作是社區治理形成強大動力與合力的關鍵，也是傳統 “社會管理”向“社會治理”轉變的核心，更是社區治理共同體的必然要求。然而，問題在于實踐中由于多元主體的權責邊界不清，致使難以形成有效的協同。具體而言：一是治理主體的權責不匹配。在社區治理中，治理體系不順所形成的 “條塊分割”使得基層治理主體往往存在權責不匹配的狀況，從而造成了該負的責任沒有承擔好。比如，基層政府部門常常處在“爭利”與“避責”的博弈中，即過于關注經濟利益最大化而選擇性逃避社會治理的責任，本該由本部門負責的工作無限制地移交給下級，由此加劇基層負擔[15]18。與此同時，社區作為基層自治組織，在現實中卻往往承擔了來自條口部門分派的行政和服務工作，變成了一個準行政機構，使得大多數時間和精力都用于完成甚至應付上級的檢查督查，導致針對居民提供的服務不精準和不精細[20]。二是治理主體的權責不明確。為滿足社區居民生活需要，及時高質量地提供服務是社區治理主體進行社區治理的重要方式。但由于社區治理主體的責任不清晰、不明確，過于宏觀、空泛和模糊，使得出現了問題以后主體之間因責任難以確定而相互扯皮，從而不能及時有效地解決問題。比如，社區的“水、電、氣、熱、有線和網絡等基礎設施產權歸屬復雜，日常維護職責不清，職能部門、公共服務企業和物業之間職責劃分混亂，遇到問題‘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群眾反映的很多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 [2]38 三是治理主體的權責不銜接。社區作為公共生活的場域，如環境衛生、公共安全、良好秩序等都是由多個治理主體共同承擔并維護而形成的，只有每個主體都能各盡其責，才不會發生“公共地”悲劇。但現實卻是因為主體責任的不銜接，導致這些問題出了以后找不到解決問題的主體，從而不能及時解決。比如，社區的“高空墜物、亂丟垃圾、養狗等問題，群眾意見很大，物業只能宣傳勸阻，沒有執法權，也不知找誰來執法，常常引發住戶與物業之間的矛盾。”[2]38總之，社區治理主體權責邊界的不清晰、不明確，使其不知道該怎么來進行協同合作，從而使其治理合力難以發揮出來。

　　(三)盡責動力不足，創新共治難開展

　　“社區治理動力是牽引社區治理創新發展和有效運轉的根本動因，也是推動社區治理走向善治的決定力量。”[21]從治理主體視角來看，社區治理行動本質上是主體的履責行動，盡責的動力越足越強，履責的行動越自覺。在這個意義上，盡責動力決定著社區治理主體能否自覺履責。從現實來看，目前社區治理實踐中很大程度上呈現出了主體盡責動力不足的現象，進而滯礙著自覺的履責行動。表現為：一是盡責缺乏積極性，消極逃避治理。在社區治理中，一些治理主體不關心社區公共事務，不參與社區活動，表現出對治理的冷漠。這部分治理主體主由以社區居民中的青年人較為突出，“他們不僅參與度低而且主體性意識也較低。他們每天主要都忙于工作，大多是家中的經濟支柱，正是因為經濟、工作等現實緣故，致使他們一直與單位粘連在一起，與社區的關聯度較低，造成了這一部分居民對社區缺乏歸屬感，對社區活動漠不關心是他們的顯著特征。”[22]二是盡責缺乏主動性，被動應付治理。社區治理是一種及其繁雜的社會活動，耗費著治理主體大量時間以及巨大精力和耐力。如果缺乏應有的激勵，社區治理主體必然陷入被動治理的境地。調查就發現，“社區兩委成員、專干和網格員普遍存在工資福利待遇低、同工不同酬、服務得不到居民認可、很難提升居民參與度、社團參與社區活動非常少等問題。”[23]所以，在物質上無法得到補償，在工作上無法得到認可，使得一些社區治理主體盡責的主動性受挫，以至于被動應付治理。三是盡責缺乏創造性，機械刻板治理。社區治理活動也是一種極富挑戰性的社會活動，僅僅付出時間還不行，還要有智慧，就是在治理活動中要善于思考，把握治理的內在規律，積極探索和創新，只有這樣社區難題才能迎刃而解。然而，在一些社區治理中，治理主體仍然習慣于傳統的治理方式，還是按照老思路老辦法來解決問題。比如，經常能夠看到，當社區中的水、電、網等出了問題以后，才能看到相關職能部門的身影。這些治理主體不是提前預防和發現矛盾，而是還在停留在出現了矛盾才去解決矛盾。這顯然是盡責缺乏創造性的表現，也是盡責動力不足的重要體現。總之，在社區治理中，盡責的動力不足，缺乏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從而難以形成自覺治理行動。

　　(四)履責能力不夠，善治效能難提升

　　社區治理有效，履責能力是根本，只有練就高效的履責能力，社區治理主體責任才能落到實處，社區善治才能取得實效。從履責能力本身來看，主要包括三方面內容：一是主觀愿望或價值目標，二是有無客觀條件，三是使主觀與客觀相結合的渠道，即機制。在實踐中，雖然治理主體在社區治理過程中發揮了一定作用，但是仍然普遍存在著履責能力不足的問題。主要表現在：一是履責的理念滯后，一些社區治理主體未能實現由管控管理理念向“以人民為中心”的多元協同服務理念轉變，致使在治理中經常采用命令和強制式的管控方式，不僅無助于化解矛盾，還可能引發群眾不滿新的矛盾。二是履責的資源缺乏。社區治理依賴于資源的配置，一定意義上資源構成了履責能力的基礎性要素。正是由于資源的不足，很多工作無法有效開展。比如，在一些社區現有的人員與需要配備的社區工作人員存在較大差額，長期影響正常工作的開展，特別是在疫情防控中社區工作人員不僅要負責日常行政性工作，還要做好居民生活協調、特殊群體服務、體溫排查以及應對上級監督檢查等，事務不僅多而且細，更加突顯了人員不足的矛盾;再比如，隨著社區居民訴求的不斷增加以及矛盾糾紛日益突顯，社區要承擔的職能越來越多，工作任務也越來越繁重，要求必須有充足的資金支持，但實際是資金難以“下沉”，經費得不到保障，致使工作難以開展。三是履責的機制不暢。社區治理責任的履行不是簡單的“各掃門前雪”，而是要在協同的基礎上各盡所能。實踐中，履責缺少的就是協同，一方面多元主體缺乏溝通，使得在社區治理中難以形成大局觀和整體意識，“各自為政”的結果是群眾不滿意，自己的責任沒有履行好，還造成了各治理主體履責效益的沖突，不僅不能形成公共利益最大化，反而導致資源浪費;另一方面多元主體缺少聯動，使得一些復雜的、亟待解決的問題因為單一主體力量薄弱而不能得到及時妥善解決，造成矛盾升級與爆發。同時，也易造成單個主體因為缺少監督而失責或不盡責。總之，履責能力決定著治理主體履責能否實效化，而履責能力不夠，也必然導致社區難以實現善治。

　　四、責任共同體構建：社區治理共同體建設路徑

　　社區治理共同體作為以責任共同體為根本內核的行動共同體，責任架構起其實踐的根本意義和基本邏輯。因此，建設社區治理共同體應以責任共同體建設為著眼點，通過教育引導增強責任意識以實現“人人有責”、制度賦責明確責任邊界以實現“人人明則”、強化激勵生成盡責動力以實現“人人盡責”、黨建引領實現責任落實以實現“人人履責”，從而以責任共同體構建推進和深化社區治理共同體建設。

　　(一)教育引導增強責任意識：人人有責

　　治理責任意識是社區治理共同體成員主體所具備的基本素質。實踐中，由于缺乏治理責任意識，一些主體不明確自己的社區治理地位，游離于社區治理實踐之外。因而，建設社區治理共同體首要的就是要通過教育引導增強主體的治理責任意識，使其成為自覺參與社區治理的合格主體。具體而言，一是加強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構生為社區謀幸福的責任擔當與情懷。大力傳播馬克思主義理論，特別是宣傳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以及習近平系列講話精神，以黨的理論武裝社區治理主體的頭腦，樹立“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培養和強化對社區的認同，形成為社區群眾美好生活服務的責任擔當與情懷。二是加強本職業務教育培訓，增強負責盡責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各職能部門根據實際定期開展業務技能水平及職業道德的教育與培訓，使其深入認識作為治理主體參與社區治理的重要性，強化自身肩負的治理責任，培養其迎難而上、開拓創新、干事擔當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三是強化社區治理實踐教育，培養參與社區治理的自覺性。實踐是認識的來源，生活實踐教育更具深刻性。在社區治理實踐中，要善于鼓勵和吸納更多的社會主體參與到社區治理中來，使其通過實踐了解社區與自己，以親身感受體驗社區發展對于自身的意義以及自己對于社區發展的意義，從而明確應該肩負起什么樣的責任，并生成參與社區治理的自覺性。

　　(二)制度賦責明確責任邊界：人人明則

　　作為與責任直接聯系的社區治理共同體，明晰的治理主體責任不僅僅是一種抽象意義上的義務，更是一種治理實踐的要求，因而要通過定立制度明確和厘清社區治理多元主體及其責任分工，避免因權責不清而導致的治理失靈問題[24]。一是通過制度明確社區治理責任主體。社區治理無疑需要多元力量參與，但抽象的、籠統的治理主體往往形成主體的虛化。因而需要通過制定制度將有可能參與社區治理的主體明確下來，賦予主體社區治理的責任主體角色和地位，只有這樣才能避免社區治理主體單一化和治理實踐無人參與的現象，形成多元共治的格局。二是通過制度明確治理主體的責任范圍。治理主體如何參與社區治理要以明確的職責為前提，為此要通過制定法律條文或責任清單的方式框定各主體在社區治理中應承擔的責任內容，明確哪些事情是黨政必須做的，哪些事情是社會組織、市場和公眾必須做的;與此同時，還要明晰各個主體的責任邊界及責任運行層次以免造成混亂，從而形成“事事有人管”的社區協同治理局面。三是通過制度明確治理主體履責行動要求。社區治理既要做到主體明確，還要做到責任分工明確，更要做到行動要求明確。要通過制定工作機制和行動方案明確履責的程序與步驟，使主體在社區治理中知道如何參與治理實踐，從而做到及時反應、及時處置、及時使群眾需求得到滿足。

　　(三)強化激勵激活盡責動力：人人盡責

　　強大的盡責動力是社區治理主體自覺履行治理責任的根本保證，也是社區治理共同體的必然要求。構建強大的盡責動力除了不斷強化治理主體的責任意識以外，還要注重對治理主體進行激勵，特別是通過情感、利益、個體發展等方面的激勵可以有效生成履職盡責的動力。一是通過培育社區歸屬感激發社區群眾積極參與社區治理。社區歸屬感是社區成員對社區的一種認同感、滿足感、依賴感和信任感，對社區主體具有凝聚的功能。因而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引領，通過社區教育構建和諧的鄰里關系、濃厚的文化氛圍，以及通過設計和建設實現社區景觀、環境衛生、良好秩序的營造，使社區成員真正感受到“家”的感覺，從而積極主動參與到社區治理中來。二是要通過改善工資福利待遇以調動社區工作者開展治理的熱情。馬克思認為，“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但是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東西。”[25]社區工作者從事社區工作首先也是為了滿足自身生存生活的需要，因而針對目前工資待遇低與社區工作者流動大的問題，有關部門應積極考慮提高社區工作人員的工資待遇水平，使廣大社區工作者能夠安心并以最大的熱情從事社區治理工作。三是要把基層社區治理經歷作為個人進職升遷的優先條件以鼓勵黨員干部參與社區治理。社區治理不僅需要制度供給與資金支持，還需要“人才下沉”，政府部門可以選派業務精、能力強的黨員干部進駐社區，同時以社區治理經歷作為個人進職升遷的優先條件作為鼓勵，既能夠充實隊伍緩解人才不足的問題，又能夠激勵黨員干部投身社區，在社區治理中發揮先鋒模范作用。

　　(四)黨建引領強化履責實效：人人履責

　　黨的領導是我國社區治理共同體的根本特征。建設社區治理共同體既要堅持黨的領導，又要發揮基層黨建引領社區治理的獨特優勢，通過黨建引領強化人民治理、推動治理資源下沉和實現聯動協同治理，以破解社區治理主體盡責能力不強的矛盾，從而實現履責的實效化，達到社區善治。一是通過文化引領強化人民治理。馬克思主義認為，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是推動社會發展的主體力量。因而我們黨始終把人民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強調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在社區治理共同體建設中，通過社區黨的政治和思想建設發揮先進文化的引領功能，使社區治理主體樹立“以人民為中心”的治理理念，以實現人民治理，從而提升其履責的現代化水平。二是通過嵌入整合推動資源“下沉”。我們黨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具有社會整合的功能優勢。在社區治理中通過黨員干部進駐社區等方式使黨的力量“嵌入”社區，從而最大限度地整合社會資源，為社區治理責任履行奠定堅持基礎。三是通過發揮樞紐功能實現協同治理。黨組織作為連接社會各方的橋梁和紐帶，在社會治理中發揮著重要的樞紐功能。為此，要以基層黨組織為核心，構建社區、社會組織、市場組織等治理主體共同參與的黨建工作機制，聚焦社區矛盾與群眾訴求，形成“聯議”、“聯辦”、 “聯動”的協同治理模式，從而使治理責任得到實效落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