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安全感對冠狀動脈介入術前患者焦慮

　　【摘要】 目的：探討心理安全感對冠狀動脈介入手術(PCI)前患者焦慮的影響以及侵襲性思維與自我損耗的中介作用。方法：采用安全感量表、事件影響量表、自我調節(jié)疲勞量表和焦慮自評量表對584名PCI術前患者進行調查。結果：①心理安全感與患者焦慮呈顯著負相關(r=-0.45，P<0.05);②侵襲性思維和自我損耗在心理安全感與患者焦慮之間起中介作用，心理安全感通過三條路徑影響患者焦慮：一是侵襲性思維的單獨中介作用(β=-0.16，P< 0.05);二是自我損耗的單獨中介作用(β=-0.08，P<0.05);三是侵襲性思維-自我損耗的鏈式中介作用(β=-0.03，P< 0.05)。結論：心理安全感可負向影響PCI術前患者焦慮，并可通過侵襲性思維和自我損耗間接起作用。

　　【關鍵詞】 心理安全感;焦慮;侵襲性思維;自我損耗;冠狀動脈介入手術(PCI)

　　魏華; 董越娟; 劉瑾春; 師賓芬; 何敏 中國臨床心理學雜志 2021-12-03

　　經皮冠狀動脈介入術(percutaneous coronary in? tervention，PCI)是臨床常用的重建冠狀動脈血流的一種治療技術，其過程為經皮穿刺周圍動脈，沿動脈向心臟方向送入球囊或支架等介入器械，以解除冠狀動脈狹窄或梗阻的手術方法。術前患者焦慮癥狀顯著[1] 。焦慮指個體對現(xiàn)存或潛在威脅情景的擔憂、煩惱、緊張不安情緒體驗[2] 。Spielbrger按其特征將焦慮分為兩種，一種是暫時性對當下環(huán)境主觀感受的狀態(tài)焦慮，另一種是較為穩(wěn)定、持久具有個體差異的特質焦慮[3] 。PCI患者術前焦慮屬于狀態(tài)焦慮，威脅情境來自患者悶氣、瀕死感等不適和對于手術未知引發(fā)的心理安全感水平降低[4] 。心理安全感是對身體或心理危險的預感，以及個體應對威脅性應激處置時的確定感和控制感[5] 。關于手術前患者安全感的已有研究顯示，患者手術前心理安全感水平較低[6] ，個體心理安全感對其焦慮情緒有負向預測作用[7] 。因此，提出假設 1：心理安全感可以負向預測PCI術前患者的焦慮。

　　依據認知-情境理論，患者對安全情境的認知和判斷可能成為其情緒反應的關鍵因素[8] 。注意控制理論認為，心理安全感降低會增加威脅性應激的注意偏向，侵襲性思維可能成為其情緒反應中介因素[9] 。侵襲性思維是由威脅性應激源引發(fā)的認知偏差，是關于應激事件重復無意義、不請自來的非正常認知加工[10] 。實證研究證明，心理安全感負向預測侵襲性思維，即由威脅性應激源引發(fā)的心理安全感水平越低，個體無意義的信息加工越多，侵襲性思維越嚴重[11] 。同時，實證研究也證明，侵襲性思維正向預測焦慮情緒，即高水平侵襲性思維的個體更傾向于出現(xiàn)擔憂、煩惱、緊張的焦慮情緒[12] 。已有實證研究顯示，手術患者是侵襲性思維的易感人群[13] 。因此，提出假設2：PCI術前患者的侵襲性思維在心理安全感與焦慮之間起中介效應。

　　抑制控制理論認為，個體出現(xiàn)認知偏差時，會有意識地控制情緒、認知和行為，通過抑制控制的矯正達到符合社會規(guī)范和自我標準的目的[14] 。Baumeis? ter 等從心理資源有限論的角度提出自我控制損耗理論，該理論認為個體對于認知和情緒的主動自我控制和調節(jié)依賴于某一種有限的心理資源，完成需要的自我控制任務會消耗特定心理資源，并且，損耗的心理資源需要一段時間才能夠恢復。當心理資源匱乏引發(fā)心理資源失衡時，會影響后續(xù)任務的正常發(fā)揮，出現(xiàn)自我調節(jié)能力下降，并影響情緒行為[14， 15] 。因此認為，PCI 術前患者對侵襲性思維進行認知、情緒的主動自我調節(jié)會引發(fā)的心理資源消耗，導致患者資源匱乏至失衡，出現(xiàn)焦慮、抑郁、暴躁等負性情緒[16，17] 。實證研究也證實，個體的自我損耗正向預測其焦慮情緒[18] 。綜上所述，本研究提出假設 3：侵襲性思維、自我損耗在PCI術前患者心理安全感與焦慮之間起鏈式中介效應。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于2019年3月～2020年7月，以安陽市人民醫(yī)院、安陽地區(qū)醫(yī)院、安陽市第三人民醫(yī)院、安陽市第六人民醫(yī)院心臟中心住院非急診擬行PCI手術患者為研究對象，納入標準：①住院≥3天;②能夠獨立完成問卷填寫;③有自知力并知情同意調查。手術患者住院號末尾兩位加上入組日期末尾兩位查DOLL 隨機數據表取樣。采用現(xiàn)場問卷調查法，由經過心理學專業(yè)培訓的人員進行統(tǒng)一指導語講解后，由受試者獨立填寫完成問卷，現(xiàn)場核對完整度、收回問卷。共發(fā)放問卷 600 份，回收有效問卷 584 份，占 97.3%。其中，男性368人，占63.0%，女性216人，占 37.0%;年齡37～76歲(M=59.45，SD=4.28)。

　　1.2 研究工具

　　1.2.1 安全感量表 采用叢中等編制的安全感量表(Security Questionnaire, SQ)[19] 。該量表共16個條目，包括人際安全感、確定控制感2個維度。每個條目從1“非常符合”～5“非不符合”5點計分。評分越高，代表患者安全感水平越高。本研究中量表Cron?bach’s α系數為0.80。

　　1.2.2 侵襲性思維量表 采用Weiss等編制的事件影響量表修訂版(Impact of Event Scale Revised, IESR) [20] 。該量表共 22 個條目，包括侵襲性思維、回避和高喚醒3個分量表。本研究選取侵襲性思維分量表，共7個條目，每個條目從0“從來沒有”～4“常常出現(xiàn)”5 點計分。分值越高表示侵襲性癥狀越明顯。本研究中該分量表Cronbach’s α系數為0.86。 1.2.3 自我損耗量表 采用王利剛等修訂的大陸版自我調節(jié)疲勞量表(Self-Regulatory Fatigue Scale, SRF-S)[21] 。該量表共16個條目，包括認知、情緒和行為3個維度。每個條目從1“非常不同意”～5“非常同意”5點計分。評分越高表示自我調節(jié)疲勞程度越嚴重，自我損耗越嚴重。本研究中量表 Cron? bach’s α系數為0.82。

　　1.2.4 焦慮量表 采用Zung 等編制的焦慮自評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 [22] 。該量表共 20 個條目，每個條目從1“沒有或很少時間”～4“絕大部分或全部時間”4點計分。原始分×1.25后取整數部分為標準分，得分越高焦慮水平越高。本研究中量表Cronbach’s α系數為0.76。

　　1.3 數據處理

　　采用SPSS 20.0和Amos20.0進行數據統(tǒng)計處理。

　　2 結 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

　　采用Harman 單因素檢驗法對問卷所含的項目進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結果未旋轉的情況下7個因子特征根大于 1，第一個因子能解釋 20.4%，小于 40%臨界標準，本次研究不存在明顯共同方法偏差[23] 。

　　2.2 各變量間的相關分析

　　相關分析結果顯示，心理安全感與侵襲性思維、自我損耗、焦慮呈負相關。侵襲性思維、自我損耗、焦慮呈正相關。見表1。

　　2.3 鏈式中介效應模型檢驗

　　以心理安全感得分為自變量，焦慮得分為因變量，侵襲性思維與自我損耗得分為中介變量，運用Amos20.0建構結構方程模型。結果顯示，χ2 =102.51， df=41，χ2 /df =2.50，RMSEA=0.027，NFI=0.905，TLI= 0.924，CFI=0.943，模型擬合效果較好。見圖1。依據溫忠麟和葉寶娟推薦的中介效應分析方法，使用 Bootstrap 方法進行中介效應檢驗，設置抽取樣本量 5000，置信區(qū)間為 95%[24] 。結果顯示三條路徑的 Bootstrap95%置信區(qū)間均不包含0，表明中介效應顯著。見表2。

　　3 討 論

　　以往較少研究探討心理安全感與PCI術前患者焦慮的關系，本研究關注心理安全感對PCI術前患者焦慮的影響及其內在機制。研究結果表明，心理安全感對PCI術前患者焦慮有負向預測作用，說明心理安全低的患者容易引發(fā)焦慮情緒，這與黃亞梅等的研究結果一致[7] 。心理安全感降低造成患者緊張、疲憊等心理感受會直接引發(fā)情緒資源的消耗，導致情緒調控能力下降，表現(xiàn)為焦慮情緒顯著[16，17] 。研究表明，侵襲性思維和自我損耗在心理安全感與PCI患者術前焦慮之間起中介作用，并且這一中介作用包含三條路徑，其中侵襲性思維在兩者間的中介效應最大。該結果支持注意控制理論在PCI 術前患者群體中的實證檢驗，心理安全感的降低，增加患者對威脅性應激的注意偏向。首先，PCI 術前患者對于胸悶、胸痛瀕死感等不適引發(fā)的疾病威脅和對手術未知的恐懼威脅的認知加工內容，以“注意定向加速”和“注意解除困難”形式進行的反復無意義的循環(huán)思考模式，以“不請自來”的形式進行潛意識的意識化過程，容易消耗認知資源，引發(fā)資源匱乏，導致資源失衡，加重患者焦慮[25] 。

　　此外，自我損耗在心理安全感與PCI 患者術前焦慮之間的中介作用也顯著。該結果支持自我控制理論在PCI術前患者群體中的實證檢驗。患者手術前心理安全感的降低，引發(fā)患者對于低水平心理安全感進行主動調節(jié)，但是，由于患者對疾病專業(yè)信息的不匹配，加之對于手術治療信息的匱乏，使得其難以在情緒反應發(fā)生之前采取積極關注策略對情緒監(jiān)控與管理，而更傾向于采取反應關注策略的消極情緒管理，表現(xiàn)為強行抑制不安全感情緒，這種情緒調節(jié)更容易消耗情緒資源，導致情緒枯竭，表現(xiàn)為焦慮情緒顯著[26] 。

　　研究表明，侵襲性思維和自我消耗在心理安全感與PCI患者術前焦慮之間起到鏈式中介作用，PCI 術前心理安全感低的患者更容易引發(fā)侵襲性思維和更多的自我消耗以及更顯著的焦慮癥狀。心理安全感水平降低，引發(fā)患者的注意偏向，使得其對于危險性應激過度加工。患者對于侵襲性思維的主動調控表現(xiàn)為意識化的抑制，造成認知心理資源損耗。心理安全感的認知控制調節(jié)與情緒控制調節(jié)應用了相同的情緒資源模塊，形成協(xié)同效應，加重資源匱乏，損害情緒調節(jié)能力，形成“多米諾骨牌效應”，加重術前焦慮[14] 。

　　綜上所述，本研究支持認知-情境理論、注意控制理論和自我控制損耗理論在PCI術前患者群體中的實證檢驗，心理安全感通過侵襲性思維和自我損耗的單獨中介作用以及侵襲性思維和自我損耗的鏈式中介作用影響PCI術前患者的焦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