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后現代主義思潮中的英美文學通俗性

　　摘 要: 后現代主義文學思潮的興起與發展是英美社會后現代性的產物，“精英文學邊緣化” 與“大眾文學市場化”是其發展的基本走向。在這種不可逆轉的文學發展潮流中，“高雅文學”與 “通俗文學”之間的界線已被打破，從 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的諾貝爾文學獎和英美文學大獎獲獎作品的頒獎詞以及作品可以看出，非主流意識敘事、小說體裁的通俗性、文學跨界現象、不確定性的故事敘事策略等特征顛覆了既有的文學傳統，助推了當代英美文學的通俗化發展。從英美當代通俗文學這些后現代主義特征觀之，其通俗性特征僅是文學作品的外部表征而已，深刻的思想內涵仍是其價值取向的核心，只不過其作品改換了文學反思的方式，把文本世界的完美性與現實生活中的非完美性連接起來，從而賦予了當代人理想的完美性以確定的應然性意義。因此，英美后現代主義文學作品雖然在形式上看似“通俗”，但思想內涵上卻并不“庸俗”，其通俗性實質上是后現代主義文學對人類終極價值追求的另一種表現方式。

　　張龍海; 張英雪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11-28

　　關鍵詞: 英美文學; 后現代主義思潮; 通俗性; 形式與內容

　　20 世紀 60 世紀以來英美文學進入后現代主義發展階段，這與英美社會的后現代性具有直接關系。美國學者霍頓( Rod W. Horton) 和愛德華茲( Herbert W. Edwards) 在《美國文學思想背景》 ( Backgrounds of American Literary Thought，1974) 一書中指出，“了解文學與產生該文學的社會背景之間的關系”意義重大，因為“文學作品有時落后于時代，有時又會預示未來”，但總體而言，“文學通常能夠反映時代的主要發展趨勢”。① 在“精英文學邊緣化”和“大眾文學市場化”的當代文學發展趨勢下，受大眾文化影響的“通俗文學”成為英美后現代主義文學的主要表現形式。雖然英美通俗文學在發展過程中存在著模式化和趨眾性等弊端，尤其是早期部分通俗文學作品由于缺乏真實性和藝術性而被評論界所指摘，當代英美文學的通俗性也一度成為影響其經典化的主要因素，但隨著當代英美通俗文學“通俗性”與“高雅性”的不斷融合，學術界對英美文學通俗性的論爭從形式和內容層面都經歷了由否定到肯定的演進歷程。在此過程中，學術界逐漸達成共識，逐漸挖掘出“通俗文學”這種在文學傳統上并不被看好的文學類型在其文學終極價值層面的積極意義。

　　一、英美社會的后現代性與文學的后現代主義思潮

　　英美當代文學以小說為主要文學形式，美國文論家萊斯利·菲德勒( Leslie Fiedler) 在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英美文學的性質進行分析的基礎上作出的結論是: 后現代主義小說實質上就是通俗小說，是“反藝術的”和“反嚴肅的”全新的小說類型。該類型小說致力于新的神話敘事，以求“在其真實的語境中‘形成一種’原始的魔力”。① 該論斷雖然看上去有些武斷，但縱觀 20 世紀 60 年代以來的英美小說作品，尤其 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諾貝爾文學獎獲獎作品以及英美文學大獎獲獎作品可見，英美文學不僅在不同程度上體現出當代大眾文化時代文學作品的通俗性，而且體現出英美社會的后現代性與文學的后現代主義思潮之間相互影響與相互作用的關系。

　　英美當代文學與“后現代”關系密切，然而，“后現代性”和“后現代主義”并非完全等同的概念。英國批評家伊格爾頓( Terry Eagleton) 在《后現代主義的幻象》( The Illusions of Postmodernism， 1997) 一書中將“后現代性”界定為當代的一個歷史時期，其基本特征是懷疑真理、理性、同一性和客觀性的經典概念，懷疑進步和解放的觀念、懷疑單一體系、大敘事或者解釋的最終根據。他認為后現代主義是一種文化形式或文化風格，這種文化形式以無深度、無中心、無根據、自我反思式、游戲式、模擬式、折中主義和多元主義的藝術形式來反映當今時代性變化的某些方面，模糊了“高雅” 文化和“大眾”文化之間的界線以及藝術和現實生活經驗之間的界線。② 不論是英美資本主義社會的“后現代性”，還是與之相關的“后現代主義”文化思潮，從詞源學釋義角度來看，均與“現代性” 和“現代主義”相關。雖然學術界對這種解釋存在分歧，但從社會發展史和文化發展史觀之，卻是毋庸置疑的客觀事實。中國學者曾艷兵采取“前現代—現代—后現代”的分析視角探討資本主義文化思潮的演進現象，并在此基礎上指出后現代主義文學并非一個內涵確定的概念，該文學思潮包括存在主義文學、荒誕派戲劇、新小說、黑色幽默、垮掉的一代、元小說、魔幻現實主義、投射詩、具體詩、語言詩等不同文學流派。③

　　美國文論家詹姆遜( Fredric Jameson) 從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入手，論證了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詹姆遜把資本主義劃分為三個階段: 馬克思撰寫《資本論》時期的國家資本主義階段、列寧論述的壟斷資本主義或帝國主義階段、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晚期資本主義階段或多國化的資本主義階段。與之相匹配的藝術準則分別是現實主義、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英美后現代主義文學是英美當代資本主義階段的文化邏輯作用于當代文學的產物，處于資本主義文化邏輯鏈條上的第三個階段，是西方人在當代社會中的“一種新的心理結構，標志著人的性質的一次改變，或者說革命”。④ 詹姆遜將文學準則的改變視為一場翻天覆地的“革命”，這就足以看出后現代主義文學思潮在文學領域中的變革并非局部革新，而是脫胎換骨式的巨變。從歷史背景來看，英美后現代主義文學的形成與英美社會的后現代性具有密切關系。二戰后，英美資本主義社會體制固有矛盾進一步激化，導致了美國黑人抗暴斗爭、婦女解放運動、反對越戰的學生運動以及肯尼迪總統被刺等重大事件的發生。此外，英美資本主義工業化進程和科技的迅速發展影響到文化領域而形成了“文化產業”，“文化產業”又進一步加速了當代英美大眾文化語境的形成。

　　事實上，“大眾文化”并非 20 世紀后半葉獨有的文化現象。早在 19 世紀中葉的英國維多利亞時代，伴隨英國工業革命的進程，文化產業發展迅速，驚悚小說和偵探小說等具有通俗小說性質的大眾文化作品曾一度占據了維多利亞時期的文化市場。其中，驚悚小說作品以其獨特的“懸疑”藝術形式和“驚悚”的藝術效果在大眾讀者中迅速“流行”起來，成為文化市場上的暢銷書。受英國 19 世紀大眾文化語境下通俗小說的影響，當代大眾文化和通俗小說于 20 世紀中期再度興起與發展。然而，英美資本主義文化邏輯中歷來就有崇尚“精英文化”的傳統。法蘭克福學派中的多數成員堅持傳統文化藝術的個性原則和批判現實的烏托邦精神，堅持藝術自律，留戀古典和傳統藝術，對大眾文化持貶低和批判的態度。在大眾文化的否定派學者看來，文化應該是少數文化精英的專利，而大眾文化則是社會大眾卑微的文化，因而大眾文化不能代表文化的真諦。美國文化理論家麥克唐納( Dwight Macdonald) 在其《大眾文化理論》( “A Theory of Mass Culture”) 一文中指出，一個世紀以來，西方有兩種文化: 一種是傳統文化，又被稱為“高雅文化”( high culture) ，主要出現在教科書中; 另一種是“大眾文化”( mass culture) ，是為市場批量生產的包括廣播、電視、電影、流行小說等文化產品，而這些領域卻是嚴肅的藝術家所不愿涉足的。在麥克唐納看來，大眾文化已成為標準文化、程式文化、重復文化和膚淺文化的同義語。① 伯明翰學派使大眾文化理論出現了轉向，以費斯克( John Fiske) 為代表的文化研究學派對大眾文化采取認同的態度，認為法蘭克福學派采用的“大眾文化”這個術語含有貶義，因而換用了“通俗文化”( popular culture) 的概念。實質上，“大眾文化”同“高雅文化”一樣，也是資本主義社會演進過程中的一種文化表現形式。科技革命帶來社會生產力的巨大發展，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進程使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結構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革。隨著市民社會的日臻成熟，商品經濟逐漸占據了市場并影響到大眾生活的各個方面，資本主義社會文化體系也在發生相應的變革，“粗鄙”的“大眾文化”逐漸取代傳統的“高雅文化”。到 20 世紀中期，“精英文學邊緣化”和“大眾文學市場化”在英美已發展成為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

　　“后現代性”意味一個時代的轉變，或者說，它意味著具有獨特組織原則的新的社會整體的出現，意味與現代性的決裂。也正由于此，后現代性標示的是英美當代社會的一種形態、一個時代，或者一個時代中的一個階段，同時又是英美當代人的一種情緒、一種心靈狀態，或者是一種體驗; ② “后現代主義”是“現代主義中代表欲望、本能與享樂的一種反規范傾向，它無情地將現代主義的邏輯沖瀉到千里之外，加劇了社會結構性的緊張與惡化”，促使政治、文化和經濟三大領域進一步分崩離析。③ “后現代主義文學思潮”受社會后現代性的影響，成為當代英美在資本主義文化邏輯層面上的一種復合體，它既屬于一種思潮，又是一種運動，同時也是一種文化現象。受社會的后現代性和文化思潮中后現代主義的影響，當代英美文學也隨之進入后現代主義階段，昔日崇尚中心、提倡權威、尊崇等級、高揚整體的現實主義文學不再占據主導地位; 在非理性哲學的影響下，雖然“上帝已死”，現代主義仍在堅持中心論，但也已經破碎不堪，只能借助隱喻、象征、夢幻、直覺、變態和時空錯亂等敘事方式來把握和描寫現實世界，表達現代人焦慮、孤獨、迷惘和漂泊的意識，最終不得不讓位于當代以大眾文學為主要特征的后現代主義文學。

　　文學思潮由“中心論”向“無中心論”發展的總體趨向表明，“大眾文化”取代“精英文化”是英美后現代主義文學興起與發展的主要原因，而后現代主義文學則以通俗文學為基本特征。英美文學的當代特征又進一步引起了文學研究方式的改變，對此現象，中國學者卓今指出: “信息化時代的文學文本有可能經過改編和再創作，從而脫離原來的形態。文化研究者正在為這種變化調整研究策略，探討其規律和生成機制。與傳統的文學研究不同的是，文化研究者除了關注新形態起源和新要素發展，關注更多的是外部形態。因為外部形態是新發生的，變化著的，引人入勝的，而內部形態是固有的，大體不變的。”④批評界通常對后現代主義文學的批評過于注重文本形式研究，試圖從英美后現代主義文學作品的外部形式研究入手，以作品創作的多元性和反傳統性為突破口來論證后現代主義文學主題的“不確定性”，其結果不僅會徹底否定英美后現代主義文學作品的大眾性和通俗性，而且極易從本質上否定后現代主義文學在人學意義上的終極價值追求。① 既然后現代主義文學作品總體而論均為通俗文學性質，那么作為資本主義文化邏輯中至關重要的一環，后現代主義文學作品只不過是重新建立起一種文學想象和文學期待的全新模式而已，諾貝爾文學獎和英美文學大獎頒獎詞的相關表述則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二、英美大眾文學發展脈絡及其當代文學通俗性特征

　　英美后現代主義文學作品基本上屬于通俗文學范疇，這一結論是由“精英文學邊緣化”和“大眾文學市場化”的當代文學發展大趨勢所決定的。與“純文學”相對，大眾文學是一種具有廣泛群眾性和作品通俗性的文學總稱。大眾文學作品的“大眾性”主要體現在作品的商業化運作機制中，其突出特征是因其具有大眾讀者所追求的趣味性、消遣性和娛樂性而廣為“流行”，因此，大眾文學作品必定是暢銷的“文化工業產品和商品”。值得說明的是，“大眾文化”語境下的通俗文學并非后現代社會資本主義文化邏輯中獨有的現象，大眾文學的通俗性有其自身的歷史淵源。從英美 19 世紀文學算起，題材小說、驚悚小說、傳奇小說、冒險小說、偵探小說、政治小說、推理小說、科幻小說、言情小說等均屬于大眾文學的范疇。②

　　盡管大眾文學在其發展道路上已形成傳統，但具有大眾文學性質的通俗小說境遇卻大不相同。以英國維多利亞時期的驚悚小說為例，其境遇就遠不及當代美國同類型小說。維多利亞時期，受文學市場規律的影響，英國驚悚小說勃興，一時間發表驚悚小說的期刊和出版機構猛增; 與此同時，相關政策的改革和交通運輸條件的改善也把驚悚小說推向了維多利亞時期文學的前臺，其發行量遠超“純文學”的現實主義作品，成為紅極一時的“暢銷書”。然而，驚悚小說的“反主流意識”敘事卻遭到“正統”批評家的指責和抨擊。例如，批評家曼塞爾( Henry Mansel) 在《季刊評論》( Quarterly Review) 上曾列舉了該類小說的五大“罪狀”③，對驚悚小說的形式和內容進行全面否定并得出結論: 該類型小說生產的是文化垃圾( cultural trash) ，而其傳播的主要方式是期刊④、流動圖書館和火車站的書刊亭，這就必然決定了該類型小說是短命的。⑤ 曼塞爾對驚悚小說的評價代表了維多利亞時期“主流”評論家的觀點，他們從傳統的批評原則出發，在藝術表現形式、創作目的、創作題材以及對社會道德風尚的影響等方面否定了驚悚小說的藝術創新和思想內涵。

　　美國是大眾文化更為繁榮的國度，也是世界通俗文學的重鎮。查爾斯·布朗( Charles Brockden Brown) 是 18 世紀美國哥特小說的創始人，也是早期從事通俗文學創作的美國作家之一。他以當時美國社會為背景創作的哥特式小說關注道德和心理問題，雖然故事情節和語言帶有情節劇的色彩，但小說本身在英國哥特小說的基礎上形成了創新。“美國小說之父”華盛頓·歐文( Washington Irving) 進一步拓寬了美國通俗文學的創作領域，其歷史傳奇和人物傳記等文學作品因情節幽默、語言風趣、富有激情發展了哥特文學的風格，代表作品為《睡谷傳奇》( The Legend of the SleepyHollow，1820) 。愛倫·坡( Edgar Allan Poe) 是美國 19 世紀上半葉著名的哥特小說作家和推理小說作家，作品主要以揭示人類意識及潛意識中的陰暗面為主題。與同時代其他浪漫主義作家大不相同，愛倫·坡以恐怖小說這一通俗文學形式刻畫非現實狀態下人的精神狀態和心理特征，以非現實和非理性的敘事方式來揭示現代人的精神困境，并通過夸張、隱喻和象征等修辭手段來表現人性的危機。愛倫·坡對傳統哥特小說中的懸念、言情、兇殺和恐怖等通俗元素予以雜糅，這對后來的英國偵探小說家柯南·道爾( Arthur Conan Doyle) ，美國現代主義小說家福克納( William Faulkner) 、韋爾蒂( Eudora Welty) 、奧康納( Mary Flannery O’Connor) 和通俗小說家斯蒂芬·金( Stephen Edwin King) 等人的創作產成了重大影響。愛倫·坡的通俗小說創作形成了全新的創作理念，對美國早期本土文化和對物欲驅使下資本主義社會人們的非理性情感給予了極大的關注，從而使其哥特小說在創作中打破了嚴肅小說和通俗小說的界限，在更為廣闊的審美空間里實現了作品與讀者的心靈溝通。

　　美國學者佩爾斯( Richard H. Pells) 在其著作《激進的理想與美國之夢》( Radical Visions & American Dream，1973) 中描述了 20 世紀 30 年代美國大眾文化的興旺景象: “在整個 30 年代，幾乎沒有什么比新聞影片、畫報、廣播節目以及好萊塢電影更能影響人們對世界的看法了。對于知識界及一般公眾而言，大眾傳播媒介的影響是無孔不入，無法回避的。從以上闡述中可以看出，美國大眾文化語境下的通俗文學要比 19 世紀英國通俗文學幸運得多。實際上，佩爾斯所論證的 20 世紀 30 年代美國大眾文化現象也僅僅是后現代主義文學的“序曲”而已。作為一種文學思潮，后現代主義于 20 世紀 60 年代在英美興起，這比佩爾斯所論及的美國大眾文化還要晚將近三十年。當具有資本主義文化邏輯性質的后現代主義文學思潮真正占據英美文學市場之后，具有大眾文學性質的通俗小說如雨后春筍般出現，大有反客為主的發展趨勢。批評界也不再對“高雅文學”和“通俗文學”進行論爭，似乎這種文學轉向已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由此可見，維多利亞時期的通俗小說與當代后現代主義文學中的通俗小說相比，其境遇完全不可同日而語。其差異主要在于文化語境的不同: 維多利亞時期英國文學將現實主義小說視為“高雅文學”，驚悚小說則被視為“通俗小說”，是“不入流”的小說類型。尤其維多利亞驚悚小說反主流意識的倫理敘事在“正統”批評家的視野中有劍走偏鋒之嫌，因而受到抨擊也在所難免; 后現代主義文學思潮中的通俗小說則完全處于當代大眾文化語境下，如前所述，“精英文學邊緣化”和“大眾文化市場化”已成為當今不可逆轉的文學發展趨勢，當代文學的現實境況下，“高雅文學”與“通俗文學”的界線已被打破。

　　縱觀學術界對英美后現代主義文學通俗性的討論，后現代主義文學作品中的不確定性特征主要表現在主題、形象、情節和語言四個方面。美國文論家哈桑( Ihab Hassan) 指出: “像在一般文化中一樣，藝術中的不確定性也有許多樣式，不一而足。”①與大多數學者觀點不同的是，哈桑并未完全否定后現代主義文學的價值與意義。事實也正是這樣，大眾文學雖然“通俗”，但并不“庸俗”。通俗文學作品在英美文學市場上往往都是暢銷書，其發行量巨大，接受該類型作品“教誨”的讀者人數眾多。因此，在對通俗文學的評價中，批評家不能僅看到其“通俗”的一面而忽視其具有意識形態作用的另一面。斯蒂芬·金的第一部作品《凱麗》( Carrie，1974) 初版時就因賣出三萬本而躋身當年暢銷小說之列。自 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斯蒂芬·金的通俗小說在歷年美國暢銷書排行榜中一直名列榜首。他的很多作品成為好萊塢制片商的搶手貨，包括《閃靈》( The Shining，1977) 、《綠里奇跡》( The Green Mile，1996) 和《肖申克的救贖》( The Shawshank Redemption，1982) 等在內的多部小說被拍成電影或電視節目。2003 年，斯蒂芬·金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終身成就獎。2015 年，白宮為斯蒂芬·金頒發了國家藝術榮譽獎章，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評價他為: “我們這個時代最負盛名、最為多產的作家之一，斯蒂芬·金的創作結合了高超的敘事技藝和深刻的人性分析。在過去的幾十年里，其恐怖、懸疑、科幻和幻想小說作品使世界讀者感到驚悚與欣喜。”① 斯蒂芬·金作品的通俗性特征也同樣體現在英美諾貝爾文學獎獲獎作家的后現代主義小說作品中。自 1980 年以來對英美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的頒獎詞分別表述為: 卡奈蒂( Elias Canetti，英國，1981) 的“作品具有廣闊的視野、豐富的思想和藝術力量”; 布羅茨基( Joseph Brodsky，美國， 1987) 的“作品超越時空的限制，無論在文學上及敏感問題方面都充分顯示出他廣闊的思想及濃郁的詩意”; 莫里森( Toni Morrison，美國，1993) 的“作品想象力豐富，富有詩意，顯示了美國現實生活的重要方面”; 奈保爾( V. S. Naipaul，英國，2001) 的“作品將極具洞察力的敘述與不為世俗左右的探索融為一體，驅使我們從扭曲的歷史中探尋真實”; 品特( Harold Pinter，英國，2005) 的“劇作揭示出隱藏在日常廢話掩蓋下的驚魂之處，并強行打開了受壓抑者被關閉了的房間”; 萊辛( Doris Lessing，英國，2007) 作為“女性經驗的詩人，以其懷疑主義精神，火一樣的熱情和豐富的想象力，對一個分裂的文化作了詳盡的考察”; 鮑勃·迪倫( Bob Dylan，美國，2016) “用美國傳統歌曲創造了新的詩意表達”; 石黑一雄( Kazuo Ishiguro，英國，2017) “在充滿情感力量的小說中揭示出我們與世界虛幻聯系之下的深淵”。② 以上作品均體現出后現代主義文學思潮的基本特征，其中尤為引人注目的是美國民謠歌手鮑勃·迪倫，其獲獎理由是將美國傳統的民謠歌曲賦予詩意，形成了文學跨界現象。盡管這些英美獲獎作家創作風格各異，但所有作家的共同點是，他們的作品均體現出對當代人現實生活的關注。③

　　如果說斯蒂芬·金的作品代表了當代英美“通俗文學”的話，那么卡奈蒂等諾貝爾文學獎獲獎作家的作品則代表了當代英美文學中的“高雅文學”。然而，從對二人各自頒獎詞的表述中可見， “通俗文學”和“高雅文學”之間已無明顯界線。面對當代文學發展的現實，雖然批評界對諾貝爾文學獎的評獎導向仍有負面評價的聲音，認為諾貝爾文學獎的獲獎作品脫離現實而沒有意義，頂多是 “無病呻吟”，如果諾貝爾文學獎評獎再繼續“走火入魔，標新立異，不選振聾發聵有益于世”的作家，那么這個獎項就不再有“含金量”，④但大眾卻對具有通俗性質的文學作品持熱烈歡迎的態度，其作品的發行量和頒獎詞的表述就是最有力的證明。事實上，英美后現代主義文學的通俗性特征是大勢所趨，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必然發展規律所決定的。

　　三、通俗文學形式創新與思想內涵辯證關系的統一

　　英美后現代主義文學思潮中的通俗文學“通俗”但并不“庸俗”，其基本特征主要體現在通俗文學作品形式創新與深刻思想內涵之間辯證關系的統一。形式與內容的關系原本是哲學領域中的一個命題。通常說來，形式是事物內在要素的結構和組織方式，內容是事物所有內在要素的總和。在 “精英文學邊緣化”和“大眾文學市場化”的現實境況中，英美當代通俗文學雖然在形式上具有后現代主義文學“不確定性”的典型特征，但實質上卻并非主題、形象、情節和語言層面“四不確定”的文學作品。

　　雖然當代通俗小說在人物形象、故事情節和文學語言三個層面上確實具有“不確定性”的特征，但“主題”方面的不確定性卻值得商榷。前三項不確定性屬于作品的形式層面，主題的不確定性則屬于作品的內容層面。主題是作品內容的主體和核心，是文學藝術家對現實生活的認識、評價和理想的體現，因而是作品的靈魂。假設在后現代主義思潮的通俗文學批評中堅持這種“四不確定”的定論，那么此種批評就從形式到內容全方位地否定了當代通俗文學存在與發展的合理性，這顯然不符合當代通俗小說的現狀。從上述獲獎作家的頒獎詞中可以看出，這些作家作品既體現出后現代主義形式層面上的不確定性，但同時又體現出作品主題層面上的確定性。以斯蒂芬·金的《凱麗》為例，這部作品采取了后現代主義“身體敘事”“魔幻”“互文性”和電影“蒙太奇”式的敘事策略，以少女成長歷程為主題，通過少女的恐懼和無力反抗探討了人性問題。與當代文學對少女歌頌的態度相反，斯蒂芬·金為其女性人物脫下了虛偽的外衣，表現出女性人物惡毒、虛偽、軟弱、無力抗爭的人性弱點，而這些弱點卻又體現出馬基雅維里關于人“趨利避害”的本質論。① 從宏觀層面上來看，《凱麗》并未采取傳統文學的粉飾手段來遮掩人性的弱點，而是采取了“暴露文學”的創作方式，揭示出當代人的生存困境和當代人面對這種困境所應采取的道德行為，使其成為該小說的創作主題。該主題又通過多角度、立體化的人物塑造方式以及驚悚的故事情節，加之“碎片化”和 “拼接”的后現代主義敘事形式得以實現，使作品更具真實感和可讀性，形成了當代通俗小說對人予以關注的“人學意義”，成為通俗小說形式與內容完美結合的典范。

　　在英美后現代主義小說中，以戰爭敘事與和平反思為重大主題的作品是更為耀眼的一個領域。在當代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下，英美小說家( 其中包括很多所謂“正統”的小說家) 以不同的后現代主義敘事策略書寫反思戰爭與向往和平的嚴肅主題。約瑟夫·海勒( Joseph Heller) 的《第二十二條軍規》( Catch-22，1961) 開創了黑色幽默通俗文學敘事的先河，馮內古特( Kurt Vonnegut) 的《五號屠場》( Slaughterhouse-Five，1969) 為語言游戲的小說敘事方式作出了重要貢獻，而羅伯特·庫弗 ( Robert Coover) 的《公眾的怒火》( The Public Burning，1977) 則以“世界末日的隱喻、美國信念的衰微和反英雄的悲劇等一系列視角，深刻地揭示了美國民族性認同的危機”②。雖然這三位作家均有從軍的經歷，但他們的小說卻與真實的戰爭無緣，只是以戰爭作為創作背景，這折射出大眾文化對他們的影響。庫佛曾就此說過: “我們從小就接受的大眾文化———這里面也包括所有世俗的宗教，一直在影響著我們對世界做出反應的方式，也影響著我們在有生之年談論它的方式。”③三位小說家在大眾文化的影響下，通過后現代主義小說的敘事模式表達出他們對戰爭的反思和人道主義的人文關懷。此外，英國諾貝爾文學獎獲獎作家石黑一雄在多元文化的影響下創作的《被掩埋的巨人》( The Buried Giant，2015) 通過記憶書寫揭示了“虛幻”與“現實”之間的關系。④

　　約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軍規》是英美后現代主義文學中的早期代表性作品，開創了黑色幽默敘事模式的先河。“軍規”不過是這部小說的引子而已，黑色幽默和悖論式的語言游戲才是其故事敘事的主要形式，小說揭示出當代資本主義文化邏輯中人的生存困境。這部長達五百多頁的小說充滿了悖論式的表達，其中最為典型的是被一再提及的“第二十二條軍規”: 飛行員如果認為自己的“精神處于崩潰的邊緣”，那么他通過軍醫向大隊司令部打個報告，按照軍規就可以獲準停飛。他所能做的一切就是提出申請，可一旦他這么做了，那也就表明他在精神方面并沒有問題，于是他就得執行更多的飛行任務。① 海勒采取這種黑色幽默和語言游戲方式抨擊了軍隊中的集權主義。該小說形式層面的創新是海勒對后現代主義文學敘事形式的貢獻，而揭示當代資本主義文化邏輯中人的生存困境卻是該小說的主題思想。由于“Catch 22”一詞的特定含義，該詞被收入《柯林斯 COBUILD 英語詞典》中，用于指相互抵觸、不合邏輯、自相矛盾的境況。②

　　馮內古特的《五號屠場》進一步發展了黑色幽默的后現代主義敘事策略，并在此基礎上增加了象征和反諷的藝術表現形式。如小說中把“芥子的氣味”與“玫瑰的香味”混雜在一起; “反戰就像攔截冰河一樣”，作家“與其寫反戰作品”，“倒不如不寫反冰河作品”; 戰爭毀掉整座城市和無數無辜者的生命，而一個美國士兵就因在戰爭的廢墟里拿了一只茶壺而被軍事法庭判了死刑; “我對英美空軍對德累斯頓大轟炸中死去的 135 000 人深表遺憾”，“對德累斯頓的這次轟炸是一場無人能夠否定的巨大災難”，“也沒人會相信這次轟炸在軍事上有什么必要性”。③ 馮內古特把戰場比作屠場，把“芥子的氣味”和“玫瑰的香味”比作“戰爭”與“和平”，把反戰比作“攔截冰河”，以黑色幽默、象征和反諷的藝術手法表現出小說家對后現代主義小說在敘事形式上的創新，并通過這種形式表達出該小說對“大轟炸中死去的 135 000 人表示遺憾”和對“這次轟炸必要性的質疑”，揭示出后現代主義小說人文關懷的主題思想。

　　庫弗被批評界冠以“美國形式主義小說家”的“桂冠”，其代表作《公眾的怒火》采取戲仿、拼貼、蒙太奇等元小說敘事技巧，以荒誕的手法書寫歷史，引導讀者遠離“虛幻”而趨于“真實”，避開神秘而走向“明朗”，遠離神奇而更加“現實”，揭示神秘而更加“實際”。小說雖然源自基督教的《圣經》母題，卻把宗教母題作為嘲諷的靶子，以社會批判的態度對美國宗教信仰的起源提出質疑。小說中對廣場狂歡景象的描寫意在表現當今美國人的心理狀態，尤其對美蘇可能爆發的核戰爭和世界末日即將到來的恐懼。庫弗以虛構小說“編造者”自居，以此將其批判的矛頭指向了“美國信念的核心”，并戲謔性地以美國總統尼克松和美國形象山姆大叔的人物形象表現出來。在談到《公眾的怒火》中的人物時，庫弗認為這部小說觸及美國近代史的一個重要時刻。此外，這是第一部以在世人物為主人公的小說。庫弗的初衷是嘲笑這部小說的敘述者———以“反共”參選的總統理查德·尼克松，這反倒使其成為一個有趣的人物，因為不久就發生了“水門事件”。④ 從庫弗對小說創作的自我評價中可以看出，后現代主義小說的通俗性同樣體現在小說作品與現實生活的緊密結合層面，而《公眾的怒火》正是這類結合當中的一個典型范例。

　　石黑一雄小說的后現代主義文學敘事特征主要包括文化多元性和文學話語意義的不確定性，其不確定性主要體現在長篇小說《被掩埋的巨人》的“虛幻”層面。在這部貌似復古的虛構小說中，石黑一雄以歷史傳奇的故事敘事方式探討了人類看似荒謬卻又意義深刻的悖論: “母龍”使人們喪失記憶; 但殺掉“母龍”又會喚醒人們的民族仇恨并引發新的戰爭。小說留住“母龍”的目的是為了能使這個國家在遺忘中避免新的戰爭。石黑一雄以記憶為主要敘事手段，采取把“模糊的記憶” “融合在一起的記憶”“沒有喚醒的記憶”和“迷霧消散后恢復的記憶”等“靠不住”的記憶“碎片” “拼接”在一起作為該小說敘事的主要策略，使“回憶”在小說中成為獨特的敘事模式。作為后現代主義文學的一種敘事方式，“記憶”既服務于《被掩埋的巨人》的創作主題，同時也是石黑一雄在后現代主義語境中個性化發展的顯著標志。石黑一雄站在多元文化視角的高度審視人類自身，其 “記憶”敘事體現出作家對戰爭與和平的反思，揭示了在物質文明發達時代當代人精神空虛狀態下的生存困境。⑤ “精英文學”和“通俗文學”兩者之間的融合使這部虛幻小說將形式上的通俗性和主題上的深刻性完美地體現出來。

　　由此可見，后現代主義文學思潮中英美文學的通俗性既體現出當代作家在文學創作中與當代大眾文化的關系，同時又折射出當代資本主義文化邏輯深刻的思想內涵。與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文學作品一樣，后現代主義文學作品同樣具有社會批判和人本質弱點批判的文學本質，將現實社會中“不完美”的特性在文學作品中“完美”體現，進而實現人類美好的文學憧憬。作為當代文學的基本發展趨向，英美后現代主義文學的市場性和通俗性體現出當代文學的大眾文化意義。英美后現代主義思潮中通俗小說對作者來說是“暢銷小說”，對大眾讀者而言則是“消遣小說”。美國批評家赫勒爾德( Diana T. Herald) 認為，讀者在閱讀通俗小說的消遣過程中，可以沉浸在幻想的天地里，與作品人物產生共鳴，與作品人物共同冒險，這種過程雖脫離現實，但并未超出想象。研究美國通俗小說的中國學者黃祿善在其《美國通俗小說史》中指出，檢驗文學作品的優劣，不是依據權威人士劃定的批評標準，而是依據大眾讀者的歡迎程度。絕大多數通俗小說作品是暢銷書，是深受大眾讀者歡迎的，因而沒有理由將其劃入“亞文學”“粗俗文學”和“垃圾藝術”之列。① 綜上，將通俗小說視為“暢銷小說”和“消遣小說”僅揭示出通俗文學的市場屬性和社會功能，并未揭示出其獨特的藝術特征及其深刻的思想內涵。因此，對后現代主義文學思潮中的英美文學通俗性研究需要在歷史的和辯證的認知視角下進行評價。這樣，費斯克用“通俗文化”取代“大眾文化”的做法也就不再有文字游戲之嫌，它使當代英美文學通俗性研究具有了學術意義和現實意義，為人們了解當代以英美為代表的資本主義文化邏輯打開了一扇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