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高等教育公平政策范式及其治理路徑論析

　　摘要： 高等教育公平是表征社會民主化和現代化的一個重要標志，也是推動社會公平、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動力。中國歷來具有重視公平的價值觀及相應制度體系建構的傳統，注重政策價值的多元化表述、政策內容的多樣性表征、政策體系的多維化構成。中國高等教育公平是國家政策主導下的漸進式發展過程，包含了市場化的理性范式、社會化的保障范式和自由化的選擇范式的共同建構過程。未來的高等教育公平政策在創新與調整上應遵循一定的行動邏輯與治理規律，通過發揮教育政策“元治理”職能、構建協同共治的多元行動體系、發揮復合政策范式的系統效應、重視學生群體的多維化利益訴求、優化政策供給和整體性改革，實現持續性的高等教育公平制度優化的目標，進而更好地發揮高等教育公平政策的積極作用。

　　本文源自大學教育科學 2020年6期《大學教育科學》是經中華人民共和國新聞出版總署[新出版(2002)936號]文件批準，由原1984年創刊的《機械工業高教研究》更名的高等教育類學術研究期刊，現已成為全國中文核心期刊、中文社會科學索引目錄(CSSCI)來源期刊(2014-2015年)，也是《中國學術期刊(光盤版)》和《中國期刊網》的期刊源，曾榮獲首屆《CAJ-CD規范》執行優秀期刊獎。她還是《中國核心期刊數據庫》收錄期刊，在"萬方數據—數字化期刊群"全文上網?！洞髮W教育科學》堅持理論探討與應用研究相結合，為高等教育的改革與發展服務，為教育科學的繁榮服務。

　　關鍵詞：教育公平;高等教育公平;社會公平;教育政策;政策范式

　　高等教育公平是表征社會民主化和現代化的一個重要標志，也是推動社會公平、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動力。中國歷來具有注重公平的價值觀和相應的政策體系建構的傳統，從新中國成立之初的“教育必須為無產階級服務”到21世紀提出“把促進公平作為國家基本教育政策”，我國不斷完善促進高等教育公平的政策體系，將高等教育公平作為一項重要的民生工程和復雜的系統工程來推進?？梢哉f，中國高等教育公平是國家政策主導下的漸進式發展過程，在我國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大眾化教育向普及化階段邁進的重要歷史階段，通過對高等教育公平政策的歷史梳理，科學認知高等教育公平的復雜性，對于有效保障高等教育權利、整體推進高等教育公平具有重要意義和現實價值。

　　一、高等教育公平政策的復雜性表征

　　高等教育公平是教育領域的一個復雜治理問題，具有相對性、多元性、非線性、過程性等典型特征。在國家和政府層面，高等教育公平展現為一種教育理念的表達、一種政策價值的倡導和一種教育措施的頒行。尤其是教育政策作為維系高等教育發展的基礎，也構成了高等教育公平的一個重要治理空間。

　　(一)政策價值：多元化的表述方式

　　錢穆曾說過，“研究制度，必須明白在此制度之背后實有一套思想與一套理論之存在”，在各種教育政策的背后，實際上也存在思想、理念、價值的規范作用。也就是說，基于何種理念或價值來建構教育政策，以及基于何種標準或尺度對教育政策作出價值判斷。正如道德對人類行為起到規范和約束作用一樣，教育政策的建構也要在正確的價值觀念引導下，保證教育治理始終沿著正確的方向前進。高等教育公平是一個存在不同維度的復雜概念，因為它同主體的價值判斷有關，體現著不同利益主體的價值需求。因此，高等教育公平不是某一方向或某一種價值的“獨屬”，而是多重價值協同的系統工程。好的教育政策必然是內生的、正義的、具有優越性的，它應該能有效保障公民權利、促進教育運行的良性秩序、提升教育公平的程度和水平。在教育政策建構過程中能否重視“正義”的價值、依據“公平”的原則、處理好“公正”的分配標準，將“自由而公正、平等而差異”作為教育政策基本價值[1]，是解決教育公平問題的關鍵。高等教育公平必然要與特定的制度框架相結合，同時要具體化為特定的政策或執行機制。我們需要通過科學的制度建構、政策安排，保障基本教育資源供給，同時積極拓展優質教育資源，解決目前廣受社會關注的教育機會公平問題，不斷為我國高等教育發展注入新的活力。

　　(二)政策內容：多樣化的存在形式

　　高等教育公平是一個系統工程，而系統的問題要用系統的方法來解決。教育政策是政府為解決教育問題和達成教育目標所使用的重要手段、工具與方法。教育政策建構是一個關系多元利益主體的重大教育理論與實踐問題，需要解決高等教育供給與人的發展需求不平衡的實踐難題。高等教育政策的制定過程中，既要保證高等教育資源“持有”的程序正義，保障“生而平等的教育權利”，也要強調高等教育公平的復雜性和相對性，不能為追求純粹的平等而削足適履，特別是要關注高等教育公平的歷史性和發展性，為切實增強教育選擇提供制度條件，即實現“自由基礎上的公正，平等基礎上的差異”的理想愿景。這就需要基于高等教育公平的復雜性特征，建立需求維度、價值維度與結構維度的映射關系，并整合到高等教育公平政策規范之中。教育政策建構要以政策“價值涉入”“公平導向”“倫理自覺”為基礎，運用層次邏輯和系統思維提出高等教育公平的政策內容體系，并對高等教育公平問題的實踐邏輯進行系統規劃。高等教育公平的政策系統是一個整體建構的過程，采取的主要政策工具包括建構型政策工具、賦權型政策工具、結構性調控工具、資源支持型工具以及整體性改革工具、項目式改革工具、運動式監管工具、試驗型政策工具等。它從政策內容上可分為宏觀、中觀、微觀等層面，常見的宏觀制度建構即通過整體性改革加強現代教育體系設計，加快構建體系開放、機制靈活、渠道互通、選擇多樣的普職融通體系，增加教育制度的選擇性、靈活性和自由度，從而滿足人們不斷增長的高等教育多樣化需求;中觀政策如旨在促進中西部高等教育薄弱地區的整體發展，縮小地區間差距的資源型政策、結構性政策和賦權型政策，從而達成“辦人民滿意的教育”目標;微觀政策如通過規范性政策、清理型政策加強高考錄取制度的“公正”設計與運行規范等，旨在通過多樣化路徑達成高等教育公平的目標。

　　(三)政策體系：多維化的構成方式

　　教育政策建構是一個關系多元利益主體的復雜性問題，需要解決高等教育供給與人的發展需求不平衡的實踐難題，政策體系的建構是解決復雜性問題的一個基本路徑。頂層設計高等教育公平政策需要明確的一個立場就是，注重政策體系的多維化構成方式，既要加強單一的、個別的、具體的政策設計，更要注重教育政策的整體性和互洽性，發揮教育制度的綜合協調功能。由于高等教育公平的價值是多元的，包括了平等價值、包容價值、自由價值等不同維度，所以，教育公平政策只有在整體、系統上的建構才具有意義。如果以個體的視角評價制度，就會面臨一個問題：每項教育政策都具有某一特定功能，有些政策的功能指向方面是互相排斥的，比如“陽光招生”政策指向公正性價值，依據公開、透明、能力至上原則公正地選拔人才，實現教育機會分配的規范性;“定向招生”政策指向包容性價值，通過對農村及貧困地區等弱勢學生群體進行教育機會的補償，保障教育權益的均衡和教育制度的“實質正義”;“自主招生”政策則傾向于自由價值，針對當前統一高考的弊端，強調學生綜合素質和發展潛力的考察，注重學校與學生的自主選擇，也是對高等教育招生考試制度的改革與嘗試。這些制度具有不同的制度倫理基礎和價值追求，需要以復雜系統的視角把握每一個具體教育政策的意義和價值。單獨地看某一項具體的教育政策，由于其政策出發點在于某些價值的特殊安排，可能看似不合理，但如果在一個更為完整、更高層次的制度系統中來看，它卻可能具有更高的價值理由，是一種不可缺少的制度建構。

　　二、高等教育公平：多維政策范式的 自覺建構

　　“政策范式”是學界廣為使用的政策分析概念，其系統闡釋源于美國政治經濟學家霍爾1993年的代表作《范式、社會學習和國家：以英國經濟政策的制定為例》一文。政策范式指理念標準和實踐規范的邏輯框架，包括政策目標、實現目標的工具種類以及政策所解決問題的性質等。不同的政策范式，其政策取向、政策風格、政策工具、政策語言都存在較大的差異。高等教育公平政策是一項具有歷史傳承性的動態實踐過程，其發展變革直接關系到我國高等教育領域教育資源、教育機會分配的合理性與公平性。由高等教育公平政策系統從建構到實施的過程不難看出，新中國成立以來，有關高等教育公平的治理大致包含了三種不同的政策范式。

　　(一)市場化的理性范式

　　市場化的理性范式起源于我國高等教育的精英教育階段。高等教育主要是作為一種選拔性教育而存在，如何對高等教育進行合理的分配，最終表現為從龐大的基礎教育體系中選拔“英才”的過程，選拔標準的公正性是高等教育進行利益分配的重要價值。中國是高度篩選型社會，這一歷史和文化傳統已經深深植根于千家萬戶的教育觀念中[2]。高等教育存在一個巨大的供需市場，而新時期我國高等教育發展的主要困境，就是人民群眾接受更好高等教育的需要與高等教育發展不平衡、不充分以及教育供給不足之間的矛盾。那么，確保教育權利的平等、教育利益分配的公平、教育價值尺度的公正，是高等教育公平政策的目標指向。由于高等教育發揮著社會流動和社會分層的正向功能，因而成為個人獲得理想前程的重要手段。但由于高等教育資源的相對稀缺性，由此導致高等教育機會的有限性和高等教育市場競爭愈演愈烈。高等教育公平與否取決于合理的教育制度及資源配置方式，能力評估成為最公平的量化指標，“高考成績”成為高等教育市場中“購買”服務的唯一“貨幣”，“分數面前人人平等”成為高等教育資源競爭中被廣泛認同的價值標準。在市場化的理性范式中，教育公正由考試成績所反映，優勝劣汰就是公正，以才取人就是平等。

　　市場化的理性范式強調教育政策體現平等、規范和理性的價值。從政策工具方面來看，常規式的調控型政策工具、規范型政策工具、監管型政策工具、清理型政策工具是政府最為倚重的治理技術，因為它們可以快速高效地構建規范運行的高等教育秩序。所謂調控型政策工具，是政府的一種平衡和協調機制，我國高考招生錄取實施分省定額制度，將各省的高考招生錄取名額的差異控制在社會可以承受的限度之內，通過合理的區域配額調控實現教育區域公平，即屬于調控型政策工具;所謂規范型政策工具，主要指政府作為調節社會公平的職能主體，通過政策規范的形式對高等教育系統中各利益主體遵循的規則、程序、法律和道德倫理作出明確安排，例如“陽光工程”政策，通過強化考試環節、招生環節和錄取環節的規范管理，加強過程監督，規范高等教育公平運行;所謂監管型政策工具，主要指通過多種日常監管行動的制度安排，進一步強化對教育組織的規范管理，最大程度地保障公平的教育環境，通過嚴厲整肅考風考紀以保障考試安全，保障招生、考試、錄取等流程在形式、規則和程序等方面的規范性;所謂清理型政策工具，即對教育過程和教育領域的差別性待遇、有損公平的理念和違規違紀行為以及由此引起的教育領域不平等現象進行修正和糾偏，例如教育行政部門全面加強教育考試環境綜合整治，針對考試環節的違紀違規行為、高考加分亂象、高考移民問題進行規范治理，輔以必要的清理和整治措施。

　　(二)社會化的保障范式

　　弱勢群體問題是一個較為普遍的社會現象。歷史發展的每一個社會階段都存在著弱勢群體問題，只不過不同的社會條件和社會領域，弱勢群體問題的成因、表現和解決方式都各不相同。眾所周知，自然稟賦、社會境況、階層出身、資源獲取能力等因素的差異將導致有限的高等教育這一準公共產品供給無法在異質群體中完全平等，導致分配結構失衡和處于弱勢的學生群體仍有較大規模，因而保障弱勢群體教育權益仍是高等教育公平的政策主線[3]?，F代教育的理想和使命是努力減少由出身造成的對個體獲得教育機會的制約。在高等教育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如何在起點存在著各種差異的個體之間實現教育結果的公平，是教育公平的一個關鍵性問題。從政策實踐來看，處境不利學生群體的高等教育權益得到政府越來越多的關注，保障型政策聚焦的對象從中西部地區、農村特困地區、少數民族地區到殘疾學生群體，政策的瞄準單元不斷下沉，瞄準精度不斷提高。在政策向度上，它以社會化的保障范式為基礎，強調對弱勢群體進行補償和矯正，運用不同的政策工具對高等教育權益進行合理干預。

　　社會化的保障范式強調教育政策總體上體現包容主義特點。高等教育能否為弱勢群體打破教育機會困境提供清晰的價值導向和實踐環境，從而為高等教育在促進社會公平方面提供積極的社會認知和現實可能，成為高等教育公平的保障型政策范式的價值目標[4]。從政策工具方面來看，常規式的建構型政策工具、賦權型政策工具、結構性調控工具、資源支持型工具是政府最為倚重的治理技術，因為它可以有效發揮政策調控、資源支持和權利保障等基本功能。所謂建構型政策工具，主要是政府通過保障政策的頂層設計，實現保障目標的精準化、保障主體的多元化、保障路徑的差異化、保障對象的多樣化，構建針對中西部地區、農村貧困地區、少數民族地區等弱勢學生群體的補償性政策體系;所謂資源支持型工具，主要是通過財政轉移支付和政策性傾斜等調控杠桿，提高貧困地區和弱勢群體的教育保障條件，通過實施中西部高等教育振興計劃和中西部高?；A能力建設工程，逐步縮小高等教育資源的系統失衡，增加中西部優質高等教育資源的總量，提供更多優質的高等教育機會;所謂結構性調控工具，主要是通過增量安排和存量調整的方式，改善我國高等教育機會失衡的基本格局，將新增的高等教育資源向民族地區、邊疆地區、集中連片特困地區傾斜，新增招生計劃向高等教育資源欠發達、高等教育錄取率低的省區傾斜，發揮政府在高等教育公平方面的宏觀調控職能[5];所謂賦權型政策工具，主要體現在對少數民族考生的照顧政策方面，經過不斷發展演變已形成明顯的制度體系特征，主要方式有從寬錄取、優先錄取、加分錄取、降分錄取、少數民族班和民族預科班等補償性舉措。

　　(三)自由化的選擇范式

　　自由化的選擇范式，實質上是以學生為本的教育價值在政策領域中的回歸。高等教育公平是多樣態的，表現為一種多元論立場，可以是資源、權利、機會的均等，也可以是對弱勢群體發展權的公正對待，還可以表現為一種“有限性超越”的方式，把學生自由權利作為審視高等教育公平的尺度，這是“以學生為主體”的理念在教育政策上的反映。高等教育公平本質上是主體的一種價值判斷，必然與主體對教育的滿意程度直接相關[6]。自由化選擇范式的旨趣在于從教育尺度和人的自由發展理念出發對現代高等教育政策進行系統設計，主張制度規約與學生自由權利的統一。在這種政策理念下，高等教育公平的關鍵在于制度設計能否為每個學生提供“適切”的教育，滿足主體能力、興趣、稟賦方面的不同發展需要，促進和保障每個受教育者充分發展[7]。然而，當前高等教育體系缺乏足夠的“彈性”，這就導致學生教育選擇權利訴求與現行教育制度的沖突時有發生，難以有效包容教育需求多樣化與學生個性化發展的要求。面向未來，我們需要加強高等教育制度供給，改變高等教育無法滿足學生多樣化教育選擇的困境，提高教育政策的前瞻性、靈活性和有效性，使高等教育體系更加豐富、模式更加多樣、制度更加靈活，致力于為更廣泛的學生群體提供更加平等的價值信念、生存方式和發展途徑。

　　自由化選擇范式，旨在構建發展型的教育政策框架，從而保障教育選擇權和提升教育滿意度[8]。從政策工具方面來看，整體性改革工具、運動式監管工具、試驗型政策工具、項目式改革工具是政府最為倚重的治理技術。所謂整體性改革工具，即將高等教育公平視為系統性、多維度的教育改革實踐，需要通過多方政策協同才能取得教育改革的整體效果，特別是對現代教育體系的制度設計，如“提出舉辦融職業教育、高等教育和繼續教育于一體的新型大學”，打通職業教育、高等教育的通道，保障多樣化學習機會，這些目標的實現都需要整體性改革的思路;所謂試驗型政策工具，即政府通過在要素、條件適宜的區域設立各類型的教育改革試驗區，以實現制度創新試點和經驗積累推廣效果，如實施新高考改革試點，增加學生在考試科目、報考學校以及專業上的選擇權;所謂項目式改革工具，即通過項目設立的方式探索和完善政策方案而進行的“政策生成”活動，是達到政策意圖的一種政策改革行動，如通過實施“強基計劃”，指導高校探索建立基于考生能力的考察方式、嘗試綜合評價的招生模式，實現從單一評價向多元評價的轉變，體現了自由化選擇范式下招生考試制度改革的政策取向[9];所謂運動式監管工具，即通過運動式的政治動員來貫徹落實自上而下的政策意圖，開展各類專項治理運動，突破常規化的制度運作方式，具有一定程度的非常規性、非延續性，如教育行政部門為維護良好教育生態，進一步嚴格規范招生程序，加強特殊類型招生的監查工作力度，提升教育公平的保障能力，也體現了促進人才選拔的公平性、實現社會正義的政策導向。

　　三、高等教育公平政策的行動邏輯與 治理規律

　　對政策范式的分析是一種解釋性的研究，可以對教育實踐路徑的建構有所貢獻。高等教育公平的政策建構作為具有多維結構的社會行動，通過對政策范式的分類、政策工具的探討、政策效果的分析，促進了人們對高等教育公平具體政策的整體化理解和系統性認知，從而總結高等教育公平政策不斷變化的行動邏輯與治理規律，實現持續性的高等教育公平制度優化的目標。

　　(一)發揮教育政策“元治理”職能，構建協同共治的多元行動體系

　　在系統思維的意義上，提升高等教育公平治理能力，需要從“元治理”的理論視角構建教育政策框架，實現協同共治的多元行動體系。針對高等教育公平這一復雜性問題的解決，元治理理論主張簡化模式，重視關鍵角色的行為取向、權利職責及規范體系，同時，強調各種治理主體的相互協調配合[10]。教育是介于政府和市場之間的第三部門，高等教育公平的政策建構必然關注教育行政部門在教育治理中的主導作用，強化教育政策的民生導向，而市場、社會及政府其他部門的政策參與相對較少。隨著社會文明的不斷進步以及社會成員對于權利平等的渴望和意愿愈發強烈，高等教育公平問題逐漸成為國家政策關注的重要領域，單一的教育治理模式已不足以解決高等教育公平的復雜性問題，未來的教育政策設計需要正確運用計劃和市場兩種手段，實現內在的協調與有機統一。高等教育公平的政策建構也要倡導從單一主體轉向多元主體，切實發揮好教育政策“元治理”作用，在政策層面積極構建協同共治的多元行動體系，明確各部門的目標管理和責權劃分，通過設計協作機制，提出遠景設想，發布聯合文件，以達成協作目標。在高等教育公平治理過程中，要發揮政府的主體作用，明晰教育部門同其他協同職能部門之間的關系定位和權利責任，承擔起政策供給、綜合試點的宏觀統籌推進職能，協同推進高等教育公平的政策落實。同時，把握住制度變革的關鍵節點，健全社會力量、市場力量及高等學校對教育公平治理的綜合協調作用，立足于我國基本國情，凝聚社會各方共識，通過深化社會改革，破除阻礙高等教育公平的各種社會桎梏以及利益固化的藩籬，從政策層面明確落實多元主體的職責，促進不同主體間的有效銜接與合作，凝聚教育合力，拓寬開發路徑，滿足不同教育需求，為高等教育公平政策注入鮮活動力。

　　(二)發揮復合政策范式的系統效應，注重 多樣化政策工具的集成優勢

　　面對高等教育公平的系統性、復雜性以及多重利益訴求，需要發揮復合政策范式的系統效應，構建三維多層的政策框架，才能有效推進高等教育公平的整體目標。其中，三維是指市場化理性范式、社會化保障范式和自由化選擇范式三個維度的政策建構，多層是指宏觀、中觀和微觀三個方面的政策體系。高等教育公平政策的三種范式不僅是“歷時性”的，即具有某些前后相繼的歷史發展特征;它們還是“共時性”的，是平等性價值、包容性價值、發展性價值在教育政策同時“共存”“共融”，各自體現著高等教育公平的不同需求維度。任何單一政策范式都無法實現高等教育公平的整體目標，強調構建一個高等教育公平政策的復雜系統，發揮多元化政策價值、多樣化政策內容、多維化政策工具的系統效應。在持續優化的政策框架內，政策工具作為銜接政策目標和政策問題化解的重要載體，需要以多樣化的政策工具體現復合政策范式的要求，發揮政策執行終端的集成優勢。我們需要樹立系統思想，強化政策改革的全局性，協調好政策的頂層設計與實踐探索之間的關系。加強政策的頂層設計需在實踐經驗上謀劃，而政策工具的選擇要在頂層設計的引領、規劃、指導下進行，要促進政策宏觀架構設計與政策工具選擇之間的良性互動、有機結合[11]。同時，要注重政策評估與總結，對證明行之有效的政策工具和組合方式，應總結提煉、完善規范，及時推廣、借鑒經驗做法，不斷豐富政策執行手段，提升政策協調和落實的效果。

　　(三)重視學生群體的多維化利益訴求，細化規劃尺度以保障政策落實

　　高等教育公平涉及面廣，利益訴求復雜，因此不能片面追求高等教育公平目標的簡單化，籠而統之地盲目開展政策部署。未來我國高等教育公平政策的制定過程中，要明確教育公平的多元性、教育需求的差異性以及政策價值的多樣性，保障底線公平、關注補償性公平、追求質量公平，構建多維度的高等教育公平政策體系;要注重高等教育政策的教育尺度，將政策目標落實在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上，在政策的“設計—執行—評價”環節貫徹“以人為本”的理念，重視學生群體的多維化利益訴求，為學生的全面成長、個性的高度發展以及最終實現“辦人民滿意的教育”目標提供制度環境和政策保障;要注重教育政策的精細化設計，綜合考慮不同受教育群體的利益訴求，真切地了解我國受教育群體的利益需求情況，以及當前高等教育供給的主要矛盾、重要問題和重點關注的弱勢學生群體，尤其要關注到，當下高等教育保障性制度體系尚不健全，處于弱勢地位的受教育群體的教育弱勢境況依舊存在，各種補償性政策舉措仍存在錯位、缺位和不到位等政策落實問題。因此，政策工具要重視學生群體，尤其是貧困學生群體的多維化利益訴求，實施教育關懷，政策制定過程要充分尊重主體利益訴求和群眾基礎，以政策目標學生群體的利益訴求為導向，綜合考慮他們的多維化利益，以過程參與性強化群眾對高等教育公平政策認同感，不斷細化規劃尺度以保障政策落實，強化政策約束力，從而提高政策執行的效果。同時，要著眼于高等教育公平問題的復雜性，通過“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相結合的方式，因勢利導地優化制度設計，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高等教育公平政策體系，使各方面政策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四)強化整體性改革和供給側改革，優化 高等教育公平的制度基礎和政策環境

　　實現高等教育公平的整體目標，需要構建一個內涵廣泛、角度多元、主題豐富的復雜政策系統。完善高等教育公平政策體系的內在結構，需要以系統論的研究視角，突出整體性改革和政策的供給側改革，持續優化高等教育公平的制度基礎和政策環境。如今，我國高等教育進入普及化的新階段，職業教育也加快了發展步伐，構建普職融合、上下貫通的現代教育體系的政策愿景日漸清晰，滿足不同層次學生群體的高等教育需求的政策目標，成為新時期高等教育公平的政策增長點。但礙于結構性體制機制障礙、資源要素的配備問題，人民群眾多層次、多類型的教育需要還無法在教育體制層面給予保障。要將美好的愿景與目標轉化為高等教育實踐中可接受的現實，關鍵在于強化整體性改革和供給側改革，取決于如何進行高等教育制度創新和怎樣的政策環境與政策調節[12]。當前，我國構建現代教育體系的政策主線比較明確，出臺了“加強高校分類管理，實現高質量多樣化教育供給”“引導高校向應用技術型轉變，打通職教學生發展通道”“建立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銜接機制，提供多樣化升學機會”等一系列政策規范，為構建各類教育人才成長“立交橋”指明了方向。但這些大多以綱領性政策、發展性規劃為主，公共政策力度偏低，整體效力不足。未來高等教育公平政策制定過程中，應從提高政策供給質量出發，優化部門間合作關系，合理配置教育資源，形成政策合力，提升高等教育政策供給對教育需求變化的靈活性和適應性，充分激發和釋放政策有效空間與活力，最終實現高等教育公平，達成人人都能接受公平而有質量的高等教育之目標。

　　四、結語

　　全文從政策范式的視角對我國高等教育公平的政策演變作了一個總體概述，分析了不同政策范式下其政策取向、政策目標、政策工具、政策風格等方面的差異性，以期為高等教育公平政策的改進與優化提供可行性建議。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政府一直致力于解決高等教育公平問題，針對不同時期的高等教育公平問題實施了不同的高等教育公平政策，使我國高等教育公平狀況在大多數時期內都是處于可控狀態，從而為我國社會公平和社會和諧穩定奠定了厚實的基礎。中國高等教育公平是國家政策主導下的漸進式發展過程，包含了市場化的理性范式、社會化的保障范式和自由化的選擇范式等三種政策范式，相關政策范式的形成與演變與我國高等教育公平問題的復雜性相關，也顯示了國家在發展高等教育、促進教育公平方面的責任與擔當。科學地探究高等教育公平政策范式演變的特點及其背后的行動邏輯，對完善高等教育公平政策體系、提升高等教育公平治理效果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在未來高等教育公平政策的創新與調整上，中國政府應發揮復合政策范式的系統效應，充分利用我國制度體系的集成優勢，將國家宏觀戰略、社會系統規劃與教育發展和社會多樣化需求有機結合起來，加強宏觀制度的頂層設計，優化和細化政策工具系統，完善制度治理體系，提升治理能力，為保障高等教育公平提供堅實的制度基礎。

　　參考文獻

　　[1] 王宜鵬，尚正永.“自由而公正，平等而差異”——試論我國高等教育公平的四大原則[J].學術交流，2011(10)：190-193.

　　[2] 陳濤，鞏閱瑄，李丁.中國家庭文化價值觀與影子教育選擇——基于霍夫斯泰德文化維度的分析視角[J].北京大學教育評論，2019(03)：164-186+192.

　　[3] 張繼平，董澤芳.高質量高等教育公平：理念詮釋、現狀分析與政策進路[J].大學教育科學，2017(01)：42-48+124.

　　[4] 付八軍.共同利益：高等教育決策的價值基礎[J].大學教育科學，2018(05)：11-15+123.

　　[5] 劉煥然.高校招生配額制與高等教育公平——歷史檢視與現實省察[J].高等教育研究，2019(02)：39-46.

　　[6] 章小謙.孔子“有教無類”思想新探[J].大學教育科學，2019(04)：14-22+123.

　　[7] 林玲.有質量與適切的教育：新時代高等教育公平的意義建構及實施策略[J].浙江社會科學，2018(05)：102-108+160.

　　[8] 周作宇.教育改革的邏輯：主體意圖與行動路線[J].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01)：5-29.

　　[9] 全守杰，華麗.“強基計劃”的政策分析及高校應對策略[J].高校教育管理，2020(03)：41-48.

　　[10] 孫珠峰，胡近.“元治理”理論研究：內涵、工具與評價[J].上海交通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03)：45-50.

　　[11] 陳廷柱，蔡亮.高等教育如何傳承和發展試點改革的中國經驗[J].大學教育科學，2020(03)：22-30.

　　[12] 武毅英，童順平.高等教育供給側改革的動因、鏈條與思路[J].江蘇高教，2017(0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