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的減貧效應分析

　　摘 要：促進”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減貧是中國踐行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的重要環節。文章在中國促進“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減貧事實的基礎上，進一步通過固定效應模型檢驗了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的減貧效應。研究發現：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能夠顯著地促進沿線國家減貧，且對低收入國家的作用效果更大;貿易量增長與資本豐裕度提升是“一帶一路”沿線低收入國家擺脫貧困的重要“抓手”;“一帶一路”沿線高收入國家減貧目標的實現依賴于效率水平提升和市場規模擴張;農村人口比重上升會加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貧困。

　　本文源自統計與決策 發表時間：2021-03-29統計與決策不僅連續入選北大核心目錄，還被眾多重點院校評為權威期刊，其學術性得到了廣大學者的承認，根據新聞出版總署發布的《期刊出版管理規定》和教育部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指導委員會第六次會議精神，本刊從2007年10月出版的雜志開始，規范刊期和版本標注，恢復刊期標注為連續出版刊期標注。下半月不再標注“理論版”字樣，即今年10月上半月出版期為2007年第19期，10月下半月為2007年第20期，以此延續類推。

　　關鍵詞：“一帶一路”倡議;對外投資;減貧效應

　　0 引言

　　從改革開放之初7億多農村貧困人口到2020年全員進入小康社會，中國在自身實現脫貧的同時，也在積極地推動世界的減貧進程。其中，“一帶一路”倡議即為中國推進世界減貧進程的一項重要舉措。從中國“走出去”戰略實施再到“一帶一路”倡議穩步推進，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直接投資規模呈現了“井噴式”的增長。其中相當數量的投資流向了基礎設施建設、互聯互通等關乎沿線國家經濟發展的領域，從直觀上看，這將有助于提升沿線國家的經濟發展質量，提高居民的福利水平。那么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可否促進沿線國家脫貧?是否產生了減貧效應?

　　從資源配置的角度來看，對外投資作為在全球范圍內整合資源的一種重要形式，將有助于雙邊國家整合資源，對減貧目標的實現產生促進作用。據此，系統分析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的減貧效應，將有助于為穩妥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提供重要的經驗支撐，有助于進一步提升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基于此，本文系統構建了對外投資促進東道國減貧的理論框架，在厘清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促進其減貧事實的基礎上，構建計量經濟模型實證檢驗中國對沿線國家投資的減貧效應。

　　1 研究假設

　　對外投資是實現資本、勞動等要素在更大空間范圍配置的重要途徑，減貧是一國或地區在經濟發展中追求的目標。國際經濟學的相關理論表明，對外投資能夠明顯提升東道國的福利水平。結合國內外相關文獻，可以得到對外投資促進東道國減貧的理論機制主要包括如下幾個方面。

　　(1)基礎設施效應

　　從發展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基礎設施不完善是導致一國或地區貧困的主要原因。而對外投資能夠通過促進基礎設施完善而產生減貧效果。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扎實穩步推進，諸多學者研究了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的基礎設施改善效應[1—3] ，研究結果表明其有助于明顯改善沿線國家的基礎設施質量，且其對沿線國家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中相當一部分是由基礎設施改善來實現的。因此，本文認為對外投資能夠通過促進基礎設施的改善而產生減貧效果。

　　(2)就業拉動效應

　　對外投資對東道國的就業拉動作用是減貧目標實現的直觀顯現，從傳導機制來看，大致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對外投資能夠為東道國創造就業機會，隨著企業到東道國投資經營，東道國的勞動力作為一種生產要素被企業吸納進來，帶動了就業[4,5] ;二是對外投資能夠對東道國勞動力市場產生示范效應，即隨著對外投資流入東道國，技術和管理經驗也隨之流向東道國，這將會促進東道國勞動力市場不斷完善，起到優化就業結構、提升就業質量的效果[6,7] ，這一機制會對東道國減貧目標的實現產生積極影響。

　　(3)技術轉移效應

　　對外投資促進東道國減貧的另一傳導機制可以歸結于技術的轉移效應，在國際經貿合作中，對外投資在整合資源的同時，也會產生技術的傳遞[8] 。在該效應的影響下，對外投資將有助于促進東道國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9] ，助力東道國向全球價值鏈的高端位置攀升[10] ，避免其陷入全球價值鏈“低端鎖定”狀態而加劇貧困。基于此，可以認為對外投資的技術轉移效應能夠促進減貧目標的實現，并使這一效果具有可持續性。

　　本文以“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為研究對象，基于上述的理論機制分析可以認為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投資具有促進沿線國家減貧的效果，基于此，本文提出：

　　假設1：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具有減貧效應。

　　具體到“一帶一路”沿線各個國家來看，其經濟發展水平、階段、收入水平差異性較大。有理由認為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的減貧效應存在異質性。“一帶一路” 倡議的突出屬性在于其始終以發展為導向，以構建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命運共同體”為出發點與落腳點，那么有理由認為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低收入國家投資的減貧效應更大，基于此提出：

　　假設2：中國對“一帶一路”低收入國家投資的減貧效應更大。

　　2 對外投資促進減貧的特征事實

　　在本文涉及的61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中，多數為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落后的發展中國家，貧困更是成為制約其發展最為棘手的問題。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標準，在這 61個國家中，43個國家處于中等收入或中等收入水平以下(以下統稱為“低收入國家”)，其中2003年該43國的人均 GDP 水 平 為 1529.73 美 元 ，僅 為 世 界 平 均 水 平 的 24.98%，2008年金融危機后該比例具有一定程度的上升，但始終不足50%。而阿富汗、尼泊爾、塔吉克斯坦、緬甸、柬埔寨、孟加拉國、吉爾吉斯斯坦的人均GDP水平更是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0%。隨著世界經濟的發展以及經濟全球化進程的逐步加深，低收入國家依靠自身的資源稟賦來擺脫貧困的難度變得越來越大，借助外力則成為其實現經濟發展的重要選擇。在國際事務中，中國始終以負責任的大國形象和擔當致力于推動全球的減貧進程。具體到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投資方面，具有如下的事實。

　　2.1 BOT模式為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的主要形式

　　所謂 BOT 模式(Build-Operate-Transfer)即為“建設經營-轉讓”的投資模式。中國政府從“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具體國情出發，結合沿線國家的經濟發展特征和技術條件，引導中國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投資完成 “建設-經營-轉讓”的過程，代表性的投資項目如中國以 BOT的形式投資于緬甸的油氣管道建設和水電資源開發等關乎民計民生的領域;在充分考慮柬埔寨水電資源豐富但受技術制約的現實狀況后，中國以BOT形式助力柬埔寨的水電基礎設施建設，提高了其電力普及率。直觀上講，這些投資均有助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減貧目標的實現。

　　2.2 投資領域廣泛集中于基礎設施建設、互聯互通領域

　　中國政府十分重視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基礎設施投資，如中國對烏克蘭基輔4號地鐵線的建設、南方糧食碼頭項目、對M03和M12公路的修復和翻新改造，切實有效地提升了烏克蘭基礎設施的質量;中國水電建設集團海外投資有限公司投資的上馬相迪A水電站和中國水利電力對外公司投資的上馬蒂水電站有效緩解了尼泊爾電力緊缺的問題，這些皆有助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減貧。

　　在互聯互通領域，中國政府積極推動國際主干道建設，中巴經濟走廊建設穩步推進，中老鐵路、中泰鐵路、匈塞鐵路、雅萬高鐵等一系列“一帶一路”旗艦項目取得了階段性成果，瓜達爾港也已經具備全作業能力，“六廊六路多國多港”的建設框架基本形成。結合前文的理論來看，這些建設均可例證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會促進沿線國家減貧目標的實現。

　　2.3 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為沿線國家創造了就業機會

　　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會產生“就業拉動效應”，從而對減貧目標的實現產生積極影響。具體來看，中國對越南的投資廣泛集中于制造業、房地產業和建設行業，據不完全統計，中國對越南的投資項目至少為當地員工提供了8~10萬人的就業機會，占越南外資企業吸納當地員工總數的5%~7%，這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當地就業緊張的局面，對越南的脫貧產生促進作用。

　　通過如上特征事實，基本可以判定中國對“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投資會產生促進沿線國家減貧的效果。

　　3 研究設計

　　3.1 模型的設定

　　本文構建如下計量經濟模型檢驗中國對“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投資的減貧效果：

　　ln HDIit = α + β1 ln OFDIit + λΓmt + vi + μt + εit (1)

　　其中，ln HDIit 表示 t 期 i 國人類發展指數的對數值， ln OFDIit 表示 t 期中國對 i 國投資的對數值，Γmt 為其他控制變量;α 為截距項;vi 為個體固定效應，μt 為時間固定效應，?it 為隨機擾動項;t = 200320082018 ，i 表示本文涉及的“一帶一路”沿線61個國家。

　　3.2 變量與指標的說明

　　(1)被解釋變量(lnHDI)：《人類發展報告》中公布了世界各國的人類發展指數(HDI)。人類發展指數(HDI)是一國或地區在健康狀況、教育普及程度、經濟發展水平三方面的綜合反映，其取值范圍為0~1，取值越大，表明該國的貧困程度越低。本文取“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人類發展指數的對數值作為被解釋變量，用以衡量“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貧困程度。

　　(2)核心解釋變量(lnOFDI)：為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的對數值，數據來自《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

　　(3)控制變量：

　　①農村人口比例(rup)：從發展經濟學的角度來看，一國的農村人口占比與貧困程度呈正相關關系，即農村人口所占的比重越高通常表明該國的貧困程度越高。參照張原(2018)[11] 、張桂文等(2018)[12] 的研究，引入農村人口比例作為控制變量。

　　②人均資本形成額(lnpcap)：用各國人均資本形成額的對數值來反映“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資本豐裕情況。從經濟學理論的角度看，一國的資本越豐裕越有利于該國減貧目標的實現。

　　③進出口貿易額(lntrade)：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逐步加深，貿易作為國際經貿合作中最主要的形式對一國的經濟增長和減貧具有重要的意義。基于此，本文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與世界進出口貿易額的對數值來反映其貿易往來狀況。

　　④效率(eff)：以“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創辦企業平均天數的倒數值作為代理變量來衡量各國的效率水平。

　　⑤人均GDP(lnpgdp)：通常情況下，一國或地區市場規模越大，其對企業的吸引力越大，消費者的選擇空間也越大，這些均與該國的貧困程度具有密切的關系。基于此，本文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人均GDP的對數值來反映其市場規模狀況。

　　⑥工業化階段(ids)：參照已有的相關研究，本文用制造業占GDP的比重來反映“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所處的工業化階段。上述變量除特殊說明外均來源于世界銀行數據庫，其描述性統計如表1所示。

　　4 實證分析

　　混合OLS估計、固定效應模型和隨機效應估計為三種較為常見的面板數據估計方法。已有研究經驗表明，混合 OLS估計對于遺漏變量問題的處理存在較大的缺陷，隨機效應模型要求遺漏變量服從嚴格的假設條件，具體操作的難度較大。相比之下，固定效應模型能夠將不隨時間變化的變量固定起來以此達到降低估計偏誤的效果，基于此，本文選用固定效應估計方法對模型(1)進行估計，此外Hausman的檢驗結果也表明選用該方法進行估計更具合理性。 4.1 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的減貧效應——整體視角

　　以2003—2018年61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數據為樣本，對模型(1)進行回歸，結果如表2所示。

　　表 2 模型(1)至模型(7)中核心解釋變量對外投資(lnOFDI)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均通過檢驗且系數符號為正，由此表明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具有促進沿線國家減貧的效果(即假設1成立);控制變量中，農村人口比例(rup)的系數符號為負，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通過檢驗，即農村人口比例的上升會加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貧困狀態;此外，人均資本形成額(lnpcap)、進出口貿易額(lntrade)也均具有統計顯著性。

　　4.2 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的減貧效應——異質性視角

　　為了進一步分析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減貧效果的異質性，將本文涉及的61個國家，依照世界銀行收入水平的劃分標準分為兩個組別，即低收入國家組(處于中等收入或中等收入水平以下的43個國家)和高收入國家組(處于高收入水平的18個國家)，回歸的結果分別如下頁表3和表4所示。

　　從表3中模型(1)至模型(7)的回歸結果來看，核心解釋變量對外投資(lnOFDI)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均通過檢驗，系數符號為正，即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低收入國家投資具有促進其減貧的效果;農村人口比例(rup)在10% 的統計顯著性水平下通過檢驗，人均資本形成額(lnpcap)和進出口貿易額(lntrade)分別在10%和1%的顯著性水平下通過檢驗。

　　表4中的回歸結果顯示，模型(1)至模型(7)中核心解釋變量對外投資(lnOFDI)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也均通過檢驗，且系數符號為正，表明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高收入國家投資同樣能夠促進其人類發展指數的提升;控制變量中，農村人口比例(rup)、效率水平(eff)和人均GDP(lnp? gdp)分別在 1%和 5%的水平下通過統計顯著性檢驗，即 “一帶一路”高收入國家本國農村人口比例降低、效率水平的提升和人均GDP的增長對其減貧的促進作用顯著。

　　對比表3和表4中的回歸結果可以得到，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投資無論是投向高收入國家還是低收入國家均有助于其人類發展指數的提升，從系數的大小來看，對低收入國家減貧效果的促進作用更大，即假設2成立。從控制變量的角度來看，無論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低收入國家還是高收入國家，農村人口比例的提升均會加劇其貧困狀態;另一方面，人均資本形成額和進出口貿易額的增加對“一帶一路”沿線低收入國家減貧效果的促進作用明顯，而高收入國家的減貧則更多需要效率水平的提升和人均GDP的增長。

　　4.3 結果分析

　　通過上述的實證研究結果，可以判定中國對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能夠顯著地促進沿線國家減貧，且對低收入國家的促進作用更大。其原因可能來自如下幾個方面：第一，中國以大國責任和擔當積極踐行以減貧為核心的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而“一帶一路”倡議是新時代背景下中國向國際社會提供的一項重要公共產品， “合作共贏、包容互鑒”的古絲綢之路精神始終根植于“一帶一路”倡議之中，中國以“一帶一路”為載體積極推動與沿線國家的合作，并積極推進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這些也必將使得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產生促進沿線國家減貧的效果;第二，“一帶一路”倡議堅持以發展為導向，并始終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的基本原則。顯然，“一帶一路”倡議始終將沿線國家的發展問題置于最重要與突出的位置，“一帶一路”倡議的設計理念與沿線國家謀求發展的邏輯具有高度的同一性。這也必然使得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產生減貧效應，且其對低收入國家的作用效果更大;第三，從對外投資的基礎設施效應、就業拉動效應和技術轉移效應來看，“一帶一路”沿線發展中國家居多，其實現經濟發展面臨基礎設施建設落后、勞動力市場不完善以及技術水平滯后等多方面的制約，在世界經濟深度融合的背景下，這些發展中國家僅依靠自身的力量無法解決這些困難，而借助外力便成為其擺脫貧困的重要選擇。中國對沿線國家的投資即為其需要借助的重要“外力”，由此使得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的減貧作用明顯。

　　從控制變量的角度來看，農村人口比例的增加無論是對“一帶一路”沿線高收入國家還是對低收入國家減貧目標的實現均具有不利影響，這與預期的結論相符。由此便要求”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切實關注農村人口問題，穩步有序地推進城鎮化進程。此外，人均資本形成額與進出口貿易額增長對于促進“一帶一路”沿線低收入國家減貧的效果明顯，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一方面，“一帶一路”沿線低收入國家普遍存在資本匱乏的現實問題，由此使得資本的豐裕情況直接影響到減貧的效果;另一方面，“一帶一路”沿線低收入國家的貿易量較高收入國家仍然存在較大的提升空間，受此影響，貿易量增長成為其擺脫貧困的重要“抓手”。相比之下，貿易量和資本已經相對充裕的“一帶一路”沿線高收入國家實現進一步的發展則需要依托效率水平的提升以及國內市場規模的進一步拓展。

　　4.4 穩健性檢驗

　　(1)反向因果關系檢驗

　　從實證研究的角度來看，采用固定效應模型對面板數據進行估計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因變量遺漏導致的估計偏誤，但是反向因果導致的內生性問題可能依舊存在，參照李培馨(2014)[13] 的做法，將核心解釋變量和控制變量均作滯后一期處理，在此基礎上對模型(1)進行進一步估計，估計結果如表5所示。

　　由表5的回歸結果可知，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無論從整體的角度還是從異質性角度來看，均會對沿線國家的減貧產生積極作用，且對低收入國家的促進作用更大，該結論與前文的一致。

　　(2)異常值的影響檢驗

　　本文涉及的研究樣本既包括收入水平較高的“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同時也涉及收入水平偏低的廣大發展中國家，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規模非均衡性特征也十分突出，這些均可能對實證研究結論產生影響。為此，本文將所涉及的變量作1%和99%的縮尾處理，在此基礎上對模型(1)進行估計，回歸結果如表6所示。

　　從表6可以發現：從整體的角度來看，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具有促進沿線國家減貧的效果;從異質性的角度來看，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高收入國家投資的減貧效應更大。該研究結論與前文一致。

　　通過以上的穩健性檢驗基本可以認為，本文的研究結論具有較高的科學性與可信度。

　　5 結論

　　本文從理論與實證兩個維度分析了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的減貧效應，得到如下主要結論：(1)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的減貧效應明顯，且對沿線低收入國家投資的減貧效應明顯高于高收入國家;(2)資本豐裕和貿易量增加會顯著地促進“一帶一路”沿線低收入國家減貧目標的實現;(3)“一帶一路”沿線高收入國家減貧目標的實現依賴于效率水平的提升和市場規模的擴張;(4)農村人口所占的比重越高，越不利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減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