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稅收征管能力共建提升機制

　　摘 要：在稅收征管能力方面，“一帶一路”國家大多存在著各種缺陷與不足，因此，中國應當在“一帶一路”稅收征管合作機制(BRITACOM)的框架下，主要以該機制內設的稅收征管能力促進聯盟(BRITACEG)為基礎，引領建構與拓展強化由各方廣泛參與的稅收征管能力共建提升機制。 在稅收征管能力共建提升機制的構建基礎與框架方案方面，應當將“征管能力建設上的相互支持、幫助要求”持續確認與強化為在“一帶一路”區域具有“共同政策約束力”的義務要求，以此逐漸構建與拓展強化“一帶一路”稅收征管能力共建提升的常設組織結構與工作機制。 在稅收征管人力與技術資源的建設路徑與工作機制方面，應當建立和運用基于“供給與需求的匹配協調分析”的工作機制。 為充分保護“一帶一路”各國的稅基，塑造和維護公平合理的稅負競爭環境，需要進一步構建拓展關于反避稅征管能力的評估及共建提升機制。

　　關鍵詞：“一帶一路”;稅收征管;反避稅;數字化

　　趙洲， 理論與改革 發表時間：2021-11-15

　　在“一帶一路”區域，絕大多數國家尚屬于發展中國家，其基礎設施、經濟社會發展等方面處于落后狀態。 與此相關聯的是，這些國家的稅收征管能力也往往十分薄弱，尤其是在跨境經濟活動的稅收征管方面，面對各種復雜的國際稅收問題，更是缺乏精準、科學的征管立法與強有力的征管能力。

　　隨著“一帶一路”建設的迅速發展，跨境所得的稅收征管能力建設問題日益凸顯而重要。一方面，“一帶一路”國家需要建立加強和不斷調整完善跨境所得稅收征管立法水平，并建立和完善現代化的稅收征管體系與能力，不斷提高和優化關于跨境經營所得的稅收征管能力。 另一方面，中國自身也需要充分地順應“一帶一路”建設的發展需要，借鑒學習各國的涉外稅收立法與征管經驗，不斷調整完善跨境所得稅收征管立法水平，加強和完善自身的稅收征管體系與能力。 例如，中國的大數據稅收征管能力建設尚處于初步發展階段，需要不斷改進完善與加強。[1]因此，在共建“一帶一路”中，稅收征管能力的建設與提升將是多方之間相互借鑒交流與相互支持幫助的系統化工程，既有中國向“一帶一路”國家提供經驗分享與能力建設援助這一引領、支撐活動，也有“一帶一路”國家相互之間的基于區域經驗與本土資源的分享、合作與援助，還有中國從“一帶一路”國家獲得的借鑒參考以及共同探索創新的內容。 在提升與優化稅收征管立法水平與征管能力的長期過程中，中國與“一帶一路”國家之間所塑造形成的將是一個各方互動的共同建設與提升的機制，而不是中國向“一帶一路”區域單方面輸出征管經驗、技術與資源的單向過程與機制。

　　稅收征管能力共建提升機制涉及多層次與多維度問題，相關研究的搜集梳理表明，關于 “一帶一路”稅收征管能力共建提升機制問題尚處于鮮有人研究的狀況。 已公開發表的一些材料主要為相關政策及實踐活動的報道和介紹，基本上沒有形成學術性的分析研究。 此外，2020年創刊的《“一帶一路”稅收》(英文版)雜志才出了 3 期，相關的文章主要是介紹作者各自國家在稅收征管能力建設方面的歷史、現狀與趨勢等，借鑒其中的一些分析建議，本文將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分析研究：1.“一帶一路”稅收征管能力共建提升機制本身的建構塑造問題，如機制的功能架構設計、共識基礎與目標原則的凝練確定等;2.稅收征管能力提升所依賴的人力資源與征管技術能力的建設與提升問題，如協助建設與開發利用納稅申報信息系統等征管程序軟件和平臺問題;3.稅收征管能力提升所依賴的稅收征管立法的建設與提升問題，如加強和提高關于特別反避稅的征管立法水平與征管能力問題。

　　一、稅收征管能力共建提升機制的構建基礎與框架方案

　　(一)稅收征管能力共建提升的共識義務基礎與機制建設路徑

　　1.構建稅收征管能力共建提升機制的共識義務基礎

　　稅收征管能力的建設狀況關系到一國是否能夠有效維護其稅收利益，是否能夠塑造優良的跨境投資稅收營商環境，進而影響著一國的經濟社會發展。 同時，無論是打擊傳統的稅基侵蝕與利潤轉移(BEPS)問題，還是應對數字經濟下的稅收新挑戰，都需要建立和不斷加強國家間在稅收征管層面的協同配合，這尤其需要更多的發展中國家的有效參與。 但是，發展中國家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著稅收征管相關立法水平較低、征管能力建設滯后、征管水平參差不齊等問題，這不僅會影響發展中國家自身的稅收征管效率與效果，還會影響稅收征管的國際合作效果。 因此，在 2008 年世界金融危機后，為應對解決各國普遍面臨的財政困難，保障與促進各國以及全球經濟的恢復與增長，國際社會逐漸形成和不斷強化關于支持、幫助發展中國家提高稅收征管能力的政策共識要求。 在此方面，中國已經成為積極的倡導者、引領者與實踐者。

　　2.稅收征管能力共建提升機制的建設路徑與框架

　　2019 年 4 月 18 日，中國國家稅務總局正式成立了“一帶一路”稅收征管合作機制(The Beltand Road Initiative Tax Administration Cooperation Mechanism，BRITACOM)。 在該稅收征管合作機制的組織架構中，除設立了理事會等機構之外，還專門設置了“一帶一路”稅收征管能力促進聯盟(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ax Administration Capacity Enhancement Group，BRITACEG)這一機制。 BRITACEG 是一個由 BRITACOM 理事會中自愿參加征管能力互助建設的稅務征管成員方和觀察員組成的網絡，它充分利用其現有的培訓機構或專業知識，致力于開展與稅務有關的培訓、研究和技術援助項目。 BRITACEG 主要幫助稅務征管成員方和觀察員進行稅務征管能力建設。 此外，BRITACEG 還將開展學術研究和交流，促進“一帶一路” 國家稅務征管合作。BRITACEG 的原則和戰略將與現有國際組織在稅收能力建設方面的經驗和最佳做法相一致并予以補充。 ① “一帶一路”稅收征管能力共建提升機制應當直接以稅收征管能力促進聯盟為框架基礎逐步塑造與發展。

　　(二)稅收征管能力共建提升的項目框定與工具開發

　　稅收征管能力共建提升將涉及諸多方面的各種問題，對此，稅收征管能力共建提升機制尤其需要充分考慮各種情況，審慎地框定關于能力建設提升的具體實施項目，并研究開發各種關于能力建設的工具與方法。 在這方面，“一帶一路”稅收征管能力共建提升機制可以參考借鑒各種相關的機制、平臺等的工作規劃與實踐做法，如 OECD 等在 2016 年共同建立的稅收合作平臺，并與這些機制、平臺等建立協同配合關系，構建稅收征管能力建設提升的網狀協同體系。

　　二、稅收征管人力與技術資源的援助建設路徑與工作機制

　　對于許多“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而言，其稅收征管能力的薄弱與缺陷的重要根源在于，稅收征管方面的高素質人力資源匱乏，以及稅收征管的技術基礎設施與手段原始落后。 因此，在 “一帶一路”稅收征管能力共建提升機制中，應當特別重視稅收征管的人力資源與技術資源的建設提升，并為此形成切實可行的工作機制。

　　(一)稅收征管人力與技術資源建設的基本狀況與趨勢要求

　　在稅收征管的人力資源的培養建設方面。 2019 年 4 月，經過“一帶一路”稅收征管合作機制(BRITACOM)理事會審議通過，分別在哈薩克斯坦、中國澳門以及北京、揚州設立“一帶一路”稅務學院，作為區域培訓與研究中心。 目前，這些“一帶一路”稅務學院主要為機制成員和觀察員稅務部門提供培訓，促進稅收征管能力和納稅服務水平的提升。 這些培訓機構的建立和運作對于幫助更為廣泛的“一帶一路”國家的稅務官員培養提升稅收征管能力具有重要的作用。[9]鑒于人力資源的培養是一項常規的長期工作，筆者不做進一步的分析展開，而著重分析稅收征管的技術資源與能力的援助建設問題。

　　(二)稅收征管能力數字化、智能化建設的供給側評估與統籌安排機制

　　在“一帶一路”稅收征管能力共建提升機制中，面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對數字化、智能化建設援助項目的龐大需求，中國作為數字化、智能化建設援助項目的主要供給方，需要準確評估與協調安排各種可以組織動員的供給資源。 為此，中國應當在“一帶一路”稅收征管能力促 進聯盟層面引領建立、實施關于稅收征管援助建設的供給評估與統籌安排機制，并在中國國內形成相應的機制安排。 目前，在“一帶一路”沿線區域及其延伸拓展的區域，中國企業開展的稅收征管數字化、智能化建設項目已經取得積極效果。 如山東浪潮集團及時順應非洲國家的數字化、智能化稅收征管的需求，在非洲多個國家組織開展了稅收征管數字化、智能化建設項目。[17]從山東浪潮集團在多個國家組織開展的稅收征管數字化、智能化建設項目的效果來看，它們有效地改善提高了“一帶一路”區域及其延伸拓展區域的國家的稅收征管能力，但這畢竟只是中國企業的市場行為，并非中國政府所組織實施的系統性的對“一帶一路”國家的數字化、智能化建設援助項目。 面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對數字化、智能化建設援助項目的龐大需求，僅僅依靠山東浪潮集團這類企業的自發的市場行為將是不夠的。 中國應當通過“一帶一路”稅收征管能力共建提升機制，統籌組織各方面的供給資源和能力，更加充分地適應滿足“一帶一路”國家對數字化、智能化建設援助項目的需求。 在此方面，中國應運用稅收征管能力數字化、智能化建設的供給側評估與安排的區域和國內機制，首先綜合評估自身的供給資源和能力，包括中國企業和政府的供給資源和能力，這既涉及已有的成熟的技術資源與經驗方法，也涉及尚在進一步調整完善中的征管技術與方法，如中國稅務機關近年來正在引入運用和調整完善的網絡爬蟲技術。[18]其次，中國應運用供給側評估與安排的區域機制，進一步梳理和評估可能組織動員的包括“一帶一路”國家的其他國家的供給資源和能力。 例如，亞美尼亞在涉稅數據的采集與分析運用方面所形成和擁有的豐富經驗與成熟技術。[19]格魯吉亞將現代信息技術應用于稅收征管已經取得了明顯成果，2016 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稅收征管診斷評估工具”(theTax Administration Diagnostic Assessment Tool，TADAT)的評估結果表明，現代信息技術應用和愿意接受創新等是格魯吉亞稅收征管體制的主要優勢。[20]哈薩克斯坦自 2016 年開始引入電子發票系統，該系統能與納稅人的財務系統實現良好對接。 并具有追蹤貨物流通過程與“虛擬倉庫”功能，可主動判別用戶的貨物銷售量是否超過倉庫存儲量。 根據 Billentis 的國際評估，哈薩克斯坦已經成為全球開發電子發票系統的領先國家之一。 2019 年印度尼西亞專門成立稅收數據分析部門，對內外部的各種數據進行集成與分析，在“轉讓定價遵從風險” “智慧網絡” “支付能力”等領域取得進步。 其中：“轉讓定價遵從風險”將納稅人的風險指標繪制成風險矩陣地圖，可以了解到每位納稅人的風險特征。 馬來西亞則開發運用“網頁數據提取機器人”“地理稅收”等稅收征管新技術。 “網頁數據提取機器人”可自動提取外部數據開展分析，減輕納稅人遵從成本，有效增加稅收收入。 “地理稅收”系統根據納稅人各項業務發生的地理位置數據，分析納稅人行為特征，預測未來的涉稅風險行為。[21]對于這些在稅收征管能力數字化、智能化建設方面的現有的可供給資源，中國應通過“一帶一路”稅收征管能力共建提升機制，統籌規劃，合理有序地安排“一帶一路”國家的數字化、智能化建設援助項目，并恰當地確定其建設規模、等級、進度等。

　　(三)稅收征管能力數字化、智能化建設的需求側評估與回應安排機制

　　在“一帶一路”稅收征管能力共建提升機制中，面對“一帶一路”國家對數字化、智能化建設援助項目的龐大而復雜多樣的需求，中國作為“一帶一路”稅收征管能力促進聯盟的主要核心成員，需要準確、全面地分析掌握相關國家在數字化、智能化建設方面的不同的需求內容，判斷這些需求相互之間的輕重緩急等，從而更加精準、合理地提供援助資源，并統籌協調分配稅收征管數字化、智能化建設援助項目。 目前，“一帶一路”沿線區域及其延伸區域的國家在稅收征管數字化、智能化發展方面存在著不同情況，從而導致它們在數字化、智能化建設方面產生不同需求。 例如，塞爾維亞目前需要進一步推進對納稅人行為的實時的稅務審計過程的數字化、自動化建設，從而為大量的中、低風險納稅人建立了一個自動控制系統，并將審計資源導向高風險和極高風險納稅人。[22]區塊鏈技術為“一帶一路”倡議的各國政府提供了實現更好稅收合規的新途徑。[23]顯然，對于區塊鏈技術在其經濟生活中得到較為廣泛運用的“一帶一路”國家，建設以區塊鏈技術為基礎的稅收征管體系與能力將是這些國家的重要需求。 總之，“一帶一路”各國在征管數字化、智能化建設方面的階段性方向與內容是差異多樣化的，在“一帶一路” 稅收征管能力共建提升機制中，只有建立和運用稅收征管能力數字化、智能化建設的需求側評估與回應安排機制，才能充分地分析掌握這些差異，并準確恰當地組織實施數字化、智能化建設的具體援助項目。 目前，由哈薩克斯坦財政部國家收入委員會(the State Revenue Committee)領導的稅務征管數字化工作小組與稅收征管合作機制秘書處共同編制了關于稅收征管數字化的問卷，并發送給“一帶一路”稅收管轄區，其主要目的就是研究確定這些稅收管轄區的數字化建設水平。 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幾乎所有的“一帶一路”轄區都在順利向稅務數字化轉型。 一些轄區在運用新數字技術方面處于領先地位，如區塊鏈、大數據、風險管理系統等。[24] 筆者認為，問卷調查工作應當成為建立需求側評估與回應安排機制的初步探索實踐。 在采用“問卷調查”這樣的初級分析工具的基礎上，為更加客觀全面、準確深入地分析評估“一帶一路”各國的稅收征管能力數字化、智能化建設的現有狀況與短板，以及有援助需求的各方之間的橫向比較狀況等，應當參考已有的更為強大的分析工具，進一步開發與運用適合“一帶一路”稅收征管能力數字化、智能化建設的需求側評估與回應安排的分析評估工具，如參考借鑒 2014 年 OECD 在《Technologies for Better Tax Administration》 研究報告所提出的“ 大數據稅收管理成熟度模型”，[25]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出的并被廣泛運用的“稅收征管診斷評估工具” (the Tax Ad? ministration Diagnostic Assessment Tool，TADAT)。[26]

　　三、“一帶一路”反避稅征管能力的評估及共建提升機制

　　與發達國家相比，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同樣(即便不是更加)易受跨國公司利潤轉移的影響，并在應對解決能力方面存在挑戰與困難。[27]反避稅立法與征管上的能力薄弱與缺陷將使“一帶一路”國家難以有效地維護本國稅基，公平分享跨境投資經營活動的稅收紅利。 同時，對于塑造和維護“一帶一路”公平合理的跨境投資經營稅負環境而言，反避稅規則體系的缺陷或不足將產生一定的扭曲影響。 那些在反避稅規則體系方面嚴重缺乏的“一帶一路”國家將因而成為跨境投資經營的“稅負洼地”，在這些國家投資經營的企業將獲得稅負競爭力優勢，從而扭曲跨境投資經營的區位選擇。 進而影響“一帶一路”各國建立和加強反避稅立法與實際能力的決心、行動與效果等。 因此，在“一帶一路”稅收征管能力共建提升機制中，需要進一步構建關于反避稅征管能力的評估及共建提升機制，以充分地支持與幫助“一帶一路”各國提升各種反避稅規則的立法水平與運用能力。 筆者選擇“受控外國公司規則”這一特別反避稅規則為中心與樣本，并兼顧其他的多個特別反避稅規則的概要性的衡量比較，分析評估“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反避稅立法水平與能力的現有狀況。 在此基礎上，分析明確“一帶一路”反避稅征管能力共建提升機制的建構意義和重要作用。

　　(一)“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已建立的 CFC 稅制的分析評估

　　在“一帶一路”沿線 65 個國家中，目前僅有 25 個國家已建立 CFC 規則。 這 25 個國家分別是印度尼西亞、巴基斯坦、尼泊爾、馬爾代夫、土耳其、以色列、埃及、希臘、塞浦路斯、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俄羅斯、阿塞拜疆、烏克蘭、波蘭、立陶宛、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克羅地亞、斯洛文尼亞、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和匈牙利。[30]近年來，俄羅斯政府施行了旨在打擊離岸經濟活動的“去離岸化”的稅收政策，其 CFC 規則得到了進一步的調整修訂。[31]總的來看，這些已經建立 CFC 規則的國家僅占“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近 40%，而且各自的 CFC 規則存在著較大差異。 對此，根據 BEPS 第 3 項行動計劃所建議的 CFC 規則的 6 項構成要素，建立 “CFC 稅制立法水平與反避稅征管能力” 的分析評估框架，將這些國家的 CFC 規則予以對比分析。

　　(二)基于自身稅制致使建立 CFC 規則缺乏政策必要性或重要性

　　根據上述分析，40 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至今尚未制定 CFC 規則，這是否就意味著它們的反避稅立法與征管能力處于落后水平，同時，“一帶一路”沿線區域是否也因此屬于反避稅立法與征管能力明顯薄弱的區域。 對于這種狀況的產生原因，有分析認為，“一帶一路”很多國家之所以缺乏受控外國公司條款，可能是因為它們屬于資本凈輸入國，因而并不特別關注受控外國公司的海外利潤情況。[32]筆者認為，資本凈輸入狀況并不意味著沒有資本輸出，只要存在著資本輸出，就會存在著利用 CFC 規避母國稅收的風險問題。 當然，如果一國的資本輸出量很小，那么基于 CFC 而損失的稅基可以忽略不計。 但是，在經濟全球化時代，即便是在發展中國家，資本輸出量很小也不是大多數國家的狀況。 同時，輸入的資本也存在著向第三國再投資的情況。 因此，資本輸出量很小且稅基侵蝕可以忽略不計不能成為大多數國家沒有引入 CFC 規則的一般原因。 筆者認為，對于那些尚未制定 CFC 規則的“一帶一路”國家，應根據其各自的稅制特點、反避稅規則體系的具體狀況來分析確定不同的原因所在，以及相應的解決措施。 為此，筆者將尚未制定 CFC 規則的 40 個國家大致區分為若干類型，確立不同的分析框架，對不同類型下的 CFC 規則的缺失狀況分別予以分析評估。

　　(三)基于可能的政策優先考慮而不制定 CFC 規則

　　在“一帶一路”65 個國家中，有 15 個國家在其國內法上已經制定有較為全面的特別反避稅規則體系，但至今尚未制定 CFC 規則。 這是否意味著，這 15 個國家的特別反避稅規則體系存在著立法缺失或征管能力漏洞的問題? 對此，筆者通過“CFC 規則與其他特別反避稅規則的構建情況相互比較”的分析評估框架予以分析評價。

　　(四)基于反避稅立法水平與能力落后而未制定 CFC 規則

　　在“一帶一路”65 個國家中，有 17 個國家在其國內法上不僅至今沒有制定 CFC 規則，而且其他的特別反避稅規則也大多缺失。 ① 這意味著，這些國家沒有制定 CFC 規則的原因可能不是孤立的，而是與其他的特別反避稅規則的缺失具有共同的原因所在。 當然，有的國家也可能存在著特定的個別化原因。 對此，筆者通過建立“CFC 規則與其他特別反避稅規則的總體構建情況”的分析評估框架，做如下的具體的分析評估。

　　(五)建立反避稅征管能力建設的工作組機制：廣泛引入與完善 CFC 稅制

　　目前，25 個“一帶一路”國家雖然已經建立 CFC 稅制，但其在構成要素上所存在的缺陷或者不足將使其難以有效地應對 CFC 所致的稅基侵蝕問題，或者將導致 CFC 稅制不合理地干擾跨境投資經營活動等。 此外，40 個“一帶一路”國家至今沒有建立 CFC 稅制，這種狀況將產生多方面的影響和效果。 1.除了實行屬地稅制以及低稅率的國家外，這些“一帶一路”國家居民股東利用 CFC 逃避母國稅收的問題將難以得到有效防范和解決。 即便是對那些資本輸出量很少或資本凈輸入的“一帶一路”國家而言，也依然會面臨著較大的稅基侵蝕問題。 這是因為，輸入的資本在這些國家往往將形成當地的居民企業，其所實現的境內外所得將成為這些國家的稅基來源，但是，CFC 稅制的缺失將使外來投資得以順利地規避在當地的納稅義務。 2.對于塑造和維護“一帶一路”公平合理的跨境投資經營環境將產生一定的扭曲影響。 對于那些開展跨境投資經營的來自于“一帶一路”不同國家的企業來說，其稅負競爭力將處于扭曲失衡狀態。與母國沒有 CFC 稅制的企業相比，母國有 CFC 稅制的企業在稅負競爭力等方面將處于劣勢;與母國的 CFC 稅制寬松的企業相比，母國的 CFC 稅制嚴格的企業在稅負競爭力等方面將處于劣勢。 此外，CFC 稅制的缺乏還可能造成雙重不征稅的狀況，從而有損公平競爭的稅負環境。3.“一帶一路”建設需要塑造和維護一個適度的合理的稅收競爭環境與秩序，即維持一個合理的稅負水平，以滿足和保障各國經濟社會發展等的財政支出需要。 惡性的國際稅收競爭將使 “一帶一路”沿線各國維持其合理稅負水平處于困難境地，競相降低稅率將導致各國在稅收利益上的共同受損。 CFC 稅制不僅能夠適當遏制有害國際稅收競爭，[35]而且也有助于塑造合理有度的國際稅收競爭秩序。 然而，CFC 稅制的普遍缺失將嚴重影響對有害國際稅收競爭的遏制和打擊效果。 對于筆者所分析提出的上述問題，它們與稅收征管能力共建提升中的人力資源和技術資源等問題有著明顯的不同，因此，需要根據《烏鎮行動計劃(2019—2021 年)》中的 “建立強有力的工作組實施機制”的框架要求，專門建立“一帶一路”反避稅征管能力共建提升的工作組機制，以便在“一帶一路”區域展開充分的討論與研究，并形成基本共識。 在反避稅征管能力共建提升戰略與方案計劃等的實施推進層面，工作組機制將進一步承擔和發揮支撐、推動作用。

　　結 語

　　在稅收征管能力方面，“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大多存在著各種缺陷與不足，有些國家則更是處于明顯的薄弱狀態，這嚴重制約著“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維護本國稅基的能力及效果，同時，它對“一帶一路”跨境投資經營活動造成了諸多障礙與問題。 此外，中國自身的稅收征管能力也正處于進一步改進完善與調整加強中，需要與各國開展廣泛深入的相互借鑒交流與合作。因此，中國應當綜合權衡考慮多層次與多維度問題，引領建構一個由各方參與的相互借鑒交流與相互支持援助的稅收征管能力共建提升機制。 2019 年 4 月，中國已經引領建構了“一帶一路”稅收征管合作機制(BRITACOM)，在該機制中，專門建立了“一帶一路”稅收征管能力促進聯盟(BRITACEG)，以及不同的工作組機制。 目前，BRITACEG 正在積極探索與開展“一帶一路”稅收征管能力共建提升工作。 但是，“一帶一路”稅收征管能力促進聯盟尚處于初步創立和運作階段，在機制基礎、框架構建、參與成員、工作機制等方面存在著各種薄弱與不足，從而使得“一帶一路”稅收征管能力共建提升工作尚未產生更多和更好的效果。 為塑造建設一個具有 “高能影響力”與強大功能作用的“一帶一路”稅收征管能力共建提升機制，有必要針對稅收征管能力共建提升及機制建設中的關鍵和重點問題，分析提出前瞻性的應對解決方案。 為此，筆者主要就三個方面的問題進行了分析探討，即稅收征管能力共建提升機制的構建基礎與框架方案，稅收征管人力與技術資源的建設路徑與工作機制，反避稅立法水平及征管能力的評估及共建提升的工作組機制。 通過對這些問題的理論與實證分析，對如何進一步調整完善與加強 “一帶一路”稅收征管能力共建提升機制提出相應的理論主張與操作方案。 筆者將進一步跟蹤關注與分析研究“一帶一路”稅收征管能力共建提升方面的各種實踐開展與相關研究，為不斷調整完善與加強“一帶一路”稅收征管能力共建提升機制提供理論參考與行動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