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地區農村流動人口土地流轉行為的決策邏輯——基于推拉理論視角

　　摘 要 [目的]分析農村流動人口土地流轉行為的決策邏輯，對于促進土地流轉、提高土地利用率、加速農業現代化、加快流動人口市民化、推動城鄉一體化具有重要意義。[方法]基于推拉理論視角，利用 2017 年中國流動人口動態監測調查數據，運用 logistics 模型并綜合實證調研，分析城鄉融合發展背景下西部地區農村流動人口土地流轉行為的決策因子及決策邏輯。[結果](1)西部地區農村流動人口土地流轉比例偏低，僅 30.6%的農戶發生土地流轉行為。未發生土地流轉的農戶中，將土地閑置或種植林木的比例達 21.1%，土地拋荒、非糧化問題較為突出。(2)西部地區農村流動人口兼具“農民”和“市民”雙重身份特征，其土地流轉行為決策邏輯契合推拉理論，受個人自身特征、流動范圍以及流出地、流入地特征“二維四要素”影響。(3)男性、年邁、重視老家風俗習慣、流動空間跨度大、在流出地存在家人照料問題、在流入地面臨歧視或存在買房問題的農戶，土地流轉意愿偏低，而在流入地擁有高收入的農戶，土地流轉意愿則較高。[結論]在諸多決策因子的影響下，農戶遵循 “鄉土情懷維系、基本生存保障和流轉風險規避”決策邏輯，對于離土離鄉卷入城市化浪潮的農戶而言，土地財產功能弱化，情感功能、保障功能凸顯。

　　關鍵詞 農村流動人口 土地流轉 Logistic 模型 推拉理論 決策邏輯

　　許進龍; 盧新海; 滕明蘭 中國農業資源與區劃2022-01-13

　　0 引言當前，我國城鄉融合進程快速推進，農村勞動力離土離鄉持續涌入城市成為流動人口①，全國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2020 年流動人口已達 49276 萬人，與 2010 年相比，增長 88.52%。隨之而來的是農業生產勞動力逐漸減少，農業生產后勁不足。與此同時，全國農村土地流轉率尚不足 40%，且區域差異明顯，尤其是農村勞動力大量轉移的西部地區，土地流轉率遠低于全國平均水平，且增長速度緩慢[1-2]，形成“農村勞動力日益緊缺、土地流轉率停滯不前”的悖論，導致農業生產效率低、土地撂荒、土地非糧食化問題突出。城鄉融合發展背景下，準確剖析西部地區農村流動人口土地流轉行為的決策邏輯，從而具有針對性地提高土地流轉率，實現農民放心流轉土地、安心進城務工，對于促進土地高效利用、保障國家糧食安全、推動農業現代化、推進深度城市化等，均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近年來，我國學者針對土地流轉開展了大量研究并取得豐碩成果，主要包括以下幾方面：一是土地流轉現狀評價。21 世紀以來，隨著社會經濟變革和政策制度改革，土地流轉取得長足發展，然而，近幾年土地流轉開始出現“內卷化”態勢,土地流轉增速逐年回落，且存在明顯區域差異，土地流轉率呈現東北及東部地區較高，西部地區較低的空間分異特征[3-4];二是土地流轉意愿分析。農戶土地流轉意愿受多方面因素影響，包括流轉政策體系、社會保障機制、外部市場環境等宏觀因素[5-6]，區域社會經濟水平、自然資源稟賦、基礎設施條件等中觀因素[7-8]，以及文化程度、就業情況、婚姻狀況等微觀因素[9-10];三是土地流轉障礙研究。可將土地流轉的障礙因素，概括為外生性和內部性兩個層面。外生性障礙主要包括產權界定失范、監管體系乏力、交易成本高昂等[11-12]，內部性障礙主要包括農戶風險意識強烈、鄉土情懷濃重等[13-14];四是土地流轉制度完善。可通過制定差異化流轉政策、調整農業補貼制度等措施，提高農戶土地流轉意愿，完善土地流轉市場，降低土地流轉風險[15-16];五是土地流轉福利效應測度。土地流轉有利于實現資源優化配置，能夠促進農村減貧、增加農戶收入、提高農戶社會福利水平[17-19]。

　　考察現有文獻可以發現，學者們對土地流轉問題進行了大量研究，為推動土地流轉奠定了扎實理論基礎。但仍存在以下四方面值得探討和深化：第一，現有文獻的研究對象以純農戶或兼業農戶為主，鮮有研究農村流動人口的。隨著城鄉融合進程加快，大量農村勞動力離開戶籍地務工成為流動人口，人口基數比例大，且受交通、時間等成本制約，農村流動人口無法成為兼業農戶難以兼顧農業生產，土地拋荒、非糧化利用更為普遍，土地流轉更為迫切;第二，現有文獻的研究視角以農村或城市的單方面影響因素為主，農村流動人口從鄉村中來，到城市中打拼，他們的決策行為不可避免地受流出地和流入地兩方面因素共同影響;第三，現有文獻的研究范圍以縣域或市域尺度為主，且鮮有研究西部地區的。相較于其他地區，西部地區外出務工農戶數量龐大，由于土地流轉率低而導致的土地拋荒、非糧化問題更為嚴峻;第四，多數研究內容以主觀未發生的流轉意愿及其影響因素為主，鮮有針對客觀已發生的流轉行為及其決策邏輯，不利于準確剖析農戶土地流轉行為的內在決策機理。鑒于此，本文以西部地區農村流動人口為研究對象，基于推拉理論視角，測度個體特征以及流出地、流入地等因素中影響土地流轉行為的決策因子，并剖析其決策邏輯，以期為提高西部地區土地流轉率、保障糧食安全、促進農業現代化、推進深度城市化等，提供理論依據和決策參考。

　　1 基于推拉理論的西部地區農村流動人口土地流轉行為分析框架

　　推拉理論(push and pull theory)是研究人口流動、遷移的重要理論。該理論的起源可追溯至英國社會學家拉文斯坦于 19 世紀 80 年代提出的“人口遷移法則”，拉文斯坦將人口遷移歸因于歧視、貧困、自然災害等不利生活條件[20]。20 世紀 50 年代末，唐納德·博格對其進行深化，提出系統的人口遷移推拉理論，他認為人口遷移的目的是為了改善生活，遷移的原因主要來自于兩方面：一是流出地的“推力”(如較低的收入水平、較少的就業機會、較差的生活環境等)，二是流入地的“拉力”(如較高的工資收入、較好的生活水平、完善的基礎設施等)[21]。但唐納德·博格的推拉理論過于強調外部因素，忽視了人的主觀能動性，例如，面對同樣的環境條件，同一區域的人并非集體全部遷移，人的“非理性”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對此，20 世紀 70 年代末，Lee 對推拉理論進行完善，將個人因素引入解釋框架中，同時，他指出流出地和流入地均存在 “推力”和“拉力”，并且兩者之間存在介入因素。由此，形成了“推拉理論”人口遷移解釋框架的“二維四要素”，“二維”指同時存在于流出地與流入地的推力與拉力因素，“四要素”指“流出地因素”、“流入地因素”、“個人因素”和“介入因素”，人口遷移的動力源于“四要素”共同作用下的推力與拉力之差 [22]。

　　推拉理論運用二分力量維度去解釋人口流動遷移的原因，該理論引入我國后，大量學者借鑒其研究思路，廣泛用于農村宅基地退出行為[23]、農戶耕作意愿[24]等研究領域。西部地區農村流動人口由鄉村流往城市進行務工就業，具備“農民”與“市民”雙重身份特征，其流動遷移行為適用推拉理論，其余行為決策也可借用推拉理論框架進行解析。從推拉理論視角看，西部地區農村流動人口其本質是“人”，具有主觀能動性，其土地流轉行為決策受個人因素影響，同時，受到作為“農民”時的流出地(農村)因素影響，以及受到作為 “市民”時的流入地(城市)因素影響，還受到流動范圍等介入因素影響。具體而言：流出地中，土地面積小、土地經濟效益低等不利于生產生活的因素，以及流入地中，月均收入高、生活便利等有利于改善生活質量的因素，都可能會推動流動人口土地流轉。但是，流出地中，家人照料需求大、風俗習慣影響力強等“吸引”流動人口回流的因素，以及流入地中，就業不穩定、買房壓力大、子女入學難等不利于長期定居的因素，都可能會阻礙流動人口土地流轉。另外，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等個人因素，以及流動范圍、流動時間等介入因素，也會對流動人口的土地流轉行為決策產生影響。基于上述理論分析，該文構建出西部地區農村流動人口土地流轉行為分析分析框架(圖 1)。

　　2 數據來源與研究方法

　　2.1 數據來源及處理

　　該文所用數據來源于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發布的 2017 年中國流動人口動態監測調查(CMDS)數據。該調查通過分層、多階段、與規模成比例的 PPS 方式進行，數據覆蓋了全國除港澳臺以外 31 個省份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流動人口，調查內容涉及流動人口基本信息、流動范圍和趨向、流出地承包地和宅基地利用狀況、流入地就業和社會融入狀況等，具有研究代表性。該文基于研究主題需要，根據國家統計局 2011 年發布的《東、西、中部和東北地區劃分方法》，篩選出戶籍地為內蒙古、廣西、重慶、四川、貴州、云南、西藏、陜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 12 個西部地區省份及其戶口性質為“農業”的樣本，將研究樣本嚴格控制在“西部地區農村流動人口”范圍內。為保證研究結果的真實性、有效性和科學性，進一步剔除掉缺失值過多的樣本，最終獲得有效樣本 4708 份。調研結果來源于課題組 2019—2020 年在廣西、貴州等主要流出地以及廣東、重慶等主要流入地，對西部地區農村流動人口開展的深入調研訪談。

　　2.2 變量選取及特征

　　2.2.1 變量選取

　　因變量：土地流轉是指擁有土地承包經營權的農戶將土地經營權轉讓給其他農戶或經濟組織，即保留承包權、轉讓使用權，流轉對象包括耕地、林地、草地等土地類型，結合問卷特征及研究主題，該文所研究的土地流轉，指承包地經營權的轉出，將“承包地經營權是否發生流轉”作為因變量。自變量：根據推拉理論，人口遷移流動受“二維”(同時存在于流出地與流入地的推力與拉力因素)和 “四要素”(流出地因素、流入地因素、個人因素和介入因素)共同作用下的推拉力影響。該文基于前文理論框架分析，參考借鑒相關學者研究成果[25-26]，并綜合考慮問卷原有指標數據，將性別、年齡等個體特征，承包地面積以及每畝年均收入等流出地因素，月平均收入、是否存在穩定就業問題等流入地因素，以及流動范圍、流動年份等介入因素，作為西部地區農村流動人口土地流轉決策行為的自變量，具體變量設計如表 1 所示。

　　2.2.2 變量主要特征描述

　　其一，西部地區農村流動人口土地流轉現狀：根據問卷結果，僅 30.6%的農戶發生土地流轉行為，仍有 69.4%的農戶未參與土地流轉，值得警惕的是，這部分未發生土地流轉行為的農戶中，有 21.1%的農戶將土地閑置或種植林木，土地拋荒、非糧化問題較為突出;其二，個體特征：調查對象中，男性 2890 人，占 61.4%，女性 1818 人，占 38.6%，平均年齡為 39.18 歲，初中學歷占比最大，高達 47.4%，這與我國流動人口中以男性、青壯勞動力為主，文化程度偏低的現狀相符;其三，流出地因素特征：調查對象家庭平均承包地 2.97 畝，每畝平均年收入 1256.98 元，戶均宅基地面積 85.21m2，71.1%的調查對象在流出地存在老人贍養問題，20.4% 存在子女照看問題，63.3%重視老家風俗習慣。表明當前大部分西部地區農村流動人口承包地面積較小、土地種植效益偏低，在向城市流動過程中傾向于將子女帶在身邊照料，老人贍養問題是農村流動人口在流出地的主要牽掛，同時，大部分農村流動人口在城市化中依然保持著較濃厚的鄉土觀念;其四，流出地因素特征：調查對象在流入地的月均收入為 4683.53 元，與國家衛健委公布的《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 2017》中全國流動人口月均收入 4503 元基本持平，55.2%的調查對象在流入地存在穩定就業問題，65.7%存在買房困難問題， 12.1%面臨本地人歧視，37.5%存在子女入學問題，11.4%存在生活適應問題。表明當前流動人口在流入地受歧視、生活適應等問題得到較好解決，但就業、子女教育等權益問題仍較為嚴峻，在流入地買房安家落戶的問題更為突出。

　　2.3 模型構建及檢驗 2.3.1 模型構建

　　該文中，因變量為二分類變量，自變量有二分類變量、連續變量和有序多分類變量。探討二分類因變量與自變量之間的關系，應采用二分類 Logistic 回歸模型進行分析。二元 Logistic 回歸屬于概率型非線性回歸，其因變量為二分類變量，取值為 0 或 1：Y =0 則為“無土地流轉行為”，Y =1 則為“有土地流轉行為”。研究中有 18 個對Y值有影響的自變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