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小語種”Ｔ字型人才培養的再思考

　　摘要：當前，我國的外語專業教學面臨著時代的巨大挑戰，傳統的人才培養模式已經不能滿足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需求。在此背景下，T字型人才培養問題成為外語教育界關注與討論的熱點問題。所謂T字型人才，即橫向上涉獵較廣，縱向上在某一領域具有較深造詣的人才，是一專多能，同時兼具廣博度和精專度的復合型人才。T字型人才的培養，應該從各地區、各高校的實際情況出發，避免“大一統”和“一刀切”。在這方面，小語種專業進行了探索，如德語界不僅在20世紀末就提出了T字型人才培養的問題，還在跨文化交際等領域多有嘗試。此外，德國高校雙主專業和一主兩輔的專業組合形式以及“柏林模式”更可為我國外語類特別是小語種T字型人才的培養提供有益的借鑒與參考。

　　本文源自魏育青，當代外語研究發表時間：2021-02-28《當代外語研究》雜志，于1980年經國家新聞出版總署批準正式創刊，CN:31-2039/H，本刊在國內外有廣泛的覆蓋面，題材新穎，信息量大、時效性強的特點，其中主要欄目有：學術爭鳴、語言學研究、翻譯研究等。

　　關鍵詞：小語種;外語人才培養模式;T字型人才

　　面對新時代的巨大挑戰，外語專業的教學應對自身提出更高的要求，努力實現高質量發展。傳統的人才培養可以概括為阿拉伯數字“1”字型的“專才”和漢字“一”字型的“通才”兩種類型。“專才”和“通才”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其片面性也是明顯的，可能被人詬病為“書呆子”或“萬金油”：前者求專深，只涉一點，不及其余;后者偏廣博，面面俱到，不求甚解。相較于二者，T字型人才培養模式以其創新性引發了外語教育界的廣泛關注與思考。

　　德語界在20世紀末就提出了T字型人才培養問題。T字型人才是一專多能的復合型人才，兼具廣博度和精專度，最初探索復合是嘗試使核心專業與復合內容有機結合，力求造就T字型人才，即橫向上涉獵較廣，縱向上在某一領域具有較深造詣的人才。但這絕非是提倡為了“泛讀”而丟掉“精讀”，通覽之外更須不斷鉆研，T字型人才應該是釘子型人才。此后，沿著這一思路，又出現了關于π型人才和X型人才的討論。π型人才具有較大的覆蓋面，且兼通兩個領域，因此，比T型人才機會更多，適應性更強。當然，π型人才也并不能簡單地等同于所謂“斜杠青年”。所謂X型人才，需較為系統地掌握兩門專業，且這兩門專業之間要有顯著的交叉。X型人才與T型人才的區別在于更強調交叉，而不是突出博專廣精的結合。這一點倒是與之前德國大學的專業組合頗為類似。德語學術著作扉頁上的作者介紹中常常寫著其在某時某地攻讀過A專業、B專業、C專業等，這幾乎是德國高等教育的常態。在所謂“博洛尼亞進程”之前，德國第一級學位(其實譯為“本科”或“碩士”都不合適)的專業組合有雙主專業和一主兩輔兩種類型。雙主專業與X型人才培養模式不無相似之處，一主兩輔則更接近于一般意義上的T字型人才培養模式。上述人才培養模式之間雖然存在著一些差異，但其主要傾向大致相同，即不提倡金雞獨立，而主張多重適應，相得益彰。由此一來，就產生了一些問題留待我們思考與探討。

　　T字型人才培養模式有助于增強學生在就業市場上的競爭力和職業生涯中的靈活度，比如德語區的中學老師普遍能教幾門課，數專多能。此外，T字型人才培養模式在科研工作、學科發展等方面也不無裨益，有互補融合、觸類旁通之功效。創新的概念和構想不少源自于其他領域，并且不僅僅是來自于臨近學科和相關專業。創新的火花往往是在交界處迸發出來的，這樣的例子在學術史上不勝枚舉。當然，在這個意義上，也有人將T字型人才從負面評價為有廣度和深度，卻不善于創新，轉而強調要培養善于推陳出新、敢于向上冒尖的所謂“+”型人才。不過從廣義上說，以上提及的π型，X型、+型人才等，實際上都可以看成是T型人才的各種變體。

　　當今世界的變化快速而劇烈，不確定性增加，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的興起對高校外語專業形成了巨大的挑戰，這些都對學生的知識系統、能力格局、素質結構等提出了新的要求。T字型人才培養實際上在相當程度上符合新文科關于“堅持問題導向，打破學科壁壘，力求融合協同，促進創新發展”的理念。

　　外語專業要致力于中外文明互鑒和文明互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對話溝通，求同存異，兼顧引入和輸出。在這些方面，T字型人才培養更是顯現出較為明顯的緊迫性與必要性。雖然在20世紀80年代我們就已經在跨文化交際等領域有所嘗試，但現在更應該銳化意識，增加強度。

　　我們討論外語專業高質量發展的問題，也要適當顧及一般人所說的“小語種”，即英語之外的其他通用語種和非通用語種。英語作為linguafranca，其交際功能無可替代，在不少人眼里，英語儼然就是外語的代名詞。相比之下，小語種的交際功能則是相當受限的，在許多國際交流場合，默認選項就是以英語溝通，以至于瓦爾特·本雅明一度成了沃爾特·本杰明，顧不上“名從主人”了;懷疑尼采著作、里爾克小說的漢譯有錯，卻以“英文原文”為勘誤的依據。這些都從側面表明了英語的無敵“霸權”。在全球化的進程中，小語種的一般性交際功能似乎并不突出，其用武之地主要也不在傳遞一般信息的“實用”方面，而更多體現在對有關該語種的文學、文化、社會、歷史等學科知識的傳播，以及在該語言區特別發達、傳統悠久、影響巨大的領域的交流等方面。以德語區為例，在其哲學、音樂、古典學、宗教學、考古學、機械、化學、醫學等領域，使用德語進行學習與交流至少與使用英語同樣重要。深層和精細的交流，尤其是涉及以上領域的深層和精細的交流，在一定程度上還是離不開小語種的。將小語種的文化傳遞功能和英語作為linguafranca的交際功能結合起來，對小語種專業而言才是既有意義又具可行性的T字型人才培養的選項之一。

　　T字型人才的培養，不可能是大一統型的，而應該從各地區、各高校的具體情況出發。在這方面，德國二戰后影響頗大的所謂“柏林模式”頗有值得借鑒之處。柏林學派的教學論主張系統地考慮條件場和決斷場這兩大范疇的集合。所謂“條件場”，是指制約教學要素的現實狀況，通常教師對其是難以左右的，包括人類—心理前提(即與學生相關的所有因素，如個體特性、群體關系等)和社會—文化前提(即學校等機構框架條件、文化環境，如政治、宗教、意識形態、科學等)。所謂“決斷場”，指的是教學過程中的基本結構成分，這是教師在課堂教學中可以作出決斷的范圍，如目標、內容、方法、媒介等。“柏林學派”的教學論并未試圖理想主義地設計一本包羅萬象的教師手冊，而是努力建立理論分析的框架，究其原因在于教學并非預先設定的流水線生產過程，而是涉及人與人之間的、錯綜復雜的互動過程，猶如下棋，必須根據不同情況進行增減取舍。教師并無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其最重要素質的之一就是在了解各種可能性的基礎上酌情“決斷”的能力。這種因X制宜、實事求是的思路對T字型人才培養乃至其質量指標、評判標準的設定亦不無啟發。雖然難免聽到諸如“人的精力是有限的”“結果什么也沒學好”之類的尖銳批評，但是，必須指出的是，T字縱橫兩條線各自的長度和濃度、涉及的廣度和深度要根據具體情況進行制定和調整，不可能也沒有必要搞所謂的大一統式的理想主義。同時，實事求是的態度也有利于維護外語學科的生態多樣性，各美其美，美美與共。

　　總而言之，T字型人才的結合應該是有機的，而不是拼湊的。核心素質或稱關鍵素質才是檢驗這種結合是否有效的試金石。橫向的寬度和縱向的深度體現了人才培養“高質量”的程度，而核心素質則是不可或缺的靈魂。國內外的相關討論已經開始涉及這一問題，如以上提到的+型人才培養，還有所謂的“新T字型人才”或者“T字型人才2.0”等亦是如此。這些新的T字型人才培養模式突出了動態轉型，一方面繼承了傳統T字型人才寬而深、廣且精的培養模式，注重對實體層面知識和技能的扎實掌握;另一方面，則更加關注對其內在素質以及創新、突破、變革等意識和能力的養成與提高。雖然這當中難免有些難以測量的非智力因素，但從總體上看，這一目標的設定，無疑有益于我國現有外語人才特別是“小語種”人才培養模式的完善與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