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知識產權糾紛新管理應用措施要求

　　目前我國知識產權糾紛的ADR機制已經有了一定的雛形，協商、調解、行政裁決、仲裁都已經被運用到了知識產權糾紛的解決中，但由于法律對于以上幾種ADR方式僅有原則性的規定，并未規定具體的程序并賦予協商、調解等形式達成的協議以法律約束力，造成我國目前解決知識產權糾紛依然是以司法判決為主。

　　《電子知識產權》(月刊)創刊于1991年，由工業與信息化部科學技術司主管，信息產業部電子科技情報研究所、信息產業部電子知識產權咨詢服務中心主辦。本刊集理論性和實踐性為一體，是目前國內信息技術領域唯一的知識產權專業期刊。

　　一、ADR概述

　　ADR(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也被稱為“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是指訴訟以外的其他各種糾紛解決方式、程序或制度的總稱，最早發源于美國，主要包括調解、仲裁等形式。雖然世界各國針對ADR的具體叫法不同，但在ADR所體現出的功能和價值上已經達成了一致。

　　(一)ADR的類型

　　根據主持糾紛解決的主體或第三者，ADR主要可分為以下幾種類型：

　　1.司法性ADR。一般由法院設立，但區別于訴訟程序，司法ADR采用專門的程序，并可與訴訟程序進行銜接，如調解協議的司法確認。

　　2.行政性ADR。例如行政調解、行政裁決均屬此類，特點是由行政機關所設立，隨著糾紛解決方式的多樣化發展，專門設立的行政性糾紛解決機構也正在不斷增加。

　　3.民間性ADR。主持這類ADR的機關可能是由政府或司法機關支持的社會性糾紛解決機構，也可能是民間自發成立的自治性糾紛解決組織。我國的人民調解制度即屬此類。

　　(二)ADR的基本特征

　　1.程序上的非正式性。訴訟是解決糾紛最主要的途徑，但通常都要伴隨著復雜的程序，容易造成司法延遲，影響糾紛解決效率。而ADR具有靈活簡易的特點，與制度化的訴訟程序不同，ADR在程序上并沒有一個明確的標準，可以有效降低當事人糾紛解決的成本，節約司法資源。

　　2.糾紛解決主體具有非法律職業化的特點。訴訟程序多數情況下的構成主體均是具有專業法律職業素質的群體，如法官、律師等。而ADR在糾紛解決過程中，無論是調解還是仲裁，均可由非法律專業人士主持進行。

　　3.形式的多樣化。如今ADR的實踐運用主要是以民間性為主，以司法性和行政性為輔，三者互相補充，形成了多元化的糾紛解決機制系統。

　　4.解紛過程的非對抗性。ADR以促成和解以及圓滿解決糾紛為價值取向，其中非對抗性是當代世界最為認同的ADR的優勢。

　　二、知識產權糾紛概述

　　知識產權糾紛是指在知識產權權利的行使過程中發生的爭議。由于ADR主要適用于民事領域，故本文所探討的知識產權糾紛主要為民事糾紛。由于知識產權糾紛具有復雜多樣性，故關于其的分類學術界也有不同的聲音，其中，張耕先生認為，知識產權糾紛分為知識產權民事糾紛、知識產權行政糾紛、知識產權刑事糾紛，本文認可這一分類。由于ADR是為解決民事糾紛而產生的，故本文主要探討的知識產權糾紛主要集中在民事糾紛領域。

　　知識產權糾紛相較于普通的民事糾紛，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高度的專業性及法律處理難度大

　　隨著科技與法制的不斷發展，知識產權保護的客體范圍也在不斷擴大，從生物分子學分析技術至集成電路設計，均被知識產權所保護。可以說，如今知識產權引起的糾紛已經涉及到了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兩大領域，既包含復雜專業的技術知識，也必然會涉及到相關的法律知識。國家知識產權局在對專利申請進行審查時，就必須運用到大量且多樣的技術手段。工作人員在處理糾紛時需同時適用技術標準與法律標準，無形中加大了糾紛解決的難度。

　　(二)糾紛處理過程對當事人影響大

　　知識產權權利人的目的在于利用自身獨有的知識產權優勢，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取得優勢地位，故對于知識產權的管理和保護尤為重要。但傳統的知識產權糾紛解決機制周期較長，成本較高，在處理過程中，知識產權權利人不僅要付出高昂的訴訟成本，還需要承擔在過程中面臨的市場份額損失，這將對生產經營造成重大影響。在知識產權糾紛處理過程中，權利人既要考慮處理結果所能提供的侵權損害賠償，又要同時考慮糾紛解決過程對自身未來利益的影響。

　　(三)糾紛的主體客體復雜

　　知識產權糾紛的主體不僅包括法人、非法人單位，也包括其他社會組織與個人。知識產權糾紛涉及到的客體包括方方面面，如發明、實用新型、商標、著作權、外觀設計等，往往在一起糾紛中會涉及多重法律關系的認定，爭議焦點較多，且由于知識產權的高度專業性，當事人在取證方面也會變得困難。

　　三、運用ADR機制解決我國知識產權糾紛的必要性分析

　　(一)運用訴訟機制解決我國知識產權糾紛的缺陷

　　首先，訴訟所需的周期較長。以專利權為代表，專利權的取得需要在提交申請后，由國家專門的行政主管機關確認其權利的范圍，這就導致了在知識產權糾紛案件中經常會出現民事爭議和行政爭議同時存在的問題，也就導致了知識產權糾紛案件在審理程序上會比普通的民事案件更為復雜，對當事人的要求會更高，審理周期也就會變得更長。

　　其次，訴訟的成本較高。由于知識產權的特殊性，當事人通常提出的賠償標的額都較大，相應的訴訟費用也會較高。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提供的資料顯示，我國的知識產權訴訟案件一審的平均成本達到了15萬美元，而美國更是驚人的高達400萬美元。高昂的訴訟費用極大地加劇了當事人維權的經濟負擔。

　　最后，面對新型的技術糾紛，訴訟方式具有局限性。新型的技術糾紛通常都是基于最新的科學技術而產生，并不為多數人所知，具有較強的專業性。這就需要審理知識產權案件的法官掌握一定的自然科學知識，但絕大多數法官只是法律領域的專家，在面對此類新型問題時通常會束手無策，即使能及時解決，其公正性也會受到質疑。我國目前沒有審理知識產權案件的專門法庭，一般都是由民事審判庭處理，訴訟資源的有限和法院體制的不健全，使得知識產權訴訟解決機制不夠完善。

　　(二)運用ADR解決我國知識產權糾紛的優越性

　　首先，ADR具有專業性。在傳統的訴訟機制中，知識產權糾紛所涉及到的許多專業技術性問題令不少法官十分頭痛，而多數ADR都需要作為中立方的第三人來從中斡旋使糾紛達成圓滿的解決，在應對知識產權糾紛時，當事人可以事前協商共同選擇糾紛涉及領域的技術專家與法律專家作為中立第三人參與進來，促進糾紛的解決。第三方專家能夠對引起糾紛的技術性問題給出自己客觀公正的評價和認知，對專家的信任能夠使當事人能夠更好地厘清糾紛中涉及的技術問題與法律問題，在最大限度內保障當事人能夠基于客觀的心態作出決斷。

　　其次，ADR具有靈活性。在訴訟程序中，法官在審理案件時需要“剛性適法”，一切決斷都要依法而行，不免會使訴訟程序陷入拖沓。而ADR并不需要訴訟那樣標準嚴格的程序，充分尊重當事人的意思自治。在ADR程序中，當事人可以自主選擇糾紛解決的方式，根據自律的原則選擇適用的法律法規以及行業規范，且當事人在糾紛解決過程中可以充分表達本人的意愿以期能夠體現自身的意志，促使最終達成糾紛解決協議，因為只有當事人自身才能恰當把握更適于自己的糾紛解決方式，只有個人才能最終判斷什么是最符合他本人的利益。當事人雙方根據自愿平等的原則選擇最佳方式解決糾紛，可以充分保障當事人在糾紛解決過程中的主體地位。

　　最后，ADR具有非對抗性。運用訴訟解決知識產權糾紛，即使得到了圓滿的解決，但由于法律的嚴肅性和訴訟的對抗性，往往會使雙方當事人產生嚴重的對立情緒，甚至在案件解決后引發后續的激烈沖突，嚴重破壞社會的穩定。ADR由于不要求嚴格適用法律，糾紛的圓滿和平解決才是ADR追求的最大價值。運用ADR處理知識產權糾紛時，擺在雙方當事人面前的并不是冷冰冰的法律和嚴肅的法官，而是一種更加緩和的氣氛和心平氣和的中立第三人，ADR不僅注重眼前糾紛的解決，而且更加注重修復在后續過程中有可能發生的沖突關系，綜合考慮當事人的長遠利益，故運用ADR解決知識產權糾紛不會損傷當事人之間的感情，對于維護人際關系與社會穩定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四、構建我國知識產權糾紛ADR機制的建議

　　為使ADR機制能夠更廣泛地運用到我國解決知識產權糾紛的方式中來，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一)進一步規范人民調解機制，賦予調解協議以強制執行的法律效力

　　人民調解是群眾自主發起形成的ADR解紛方式，是ADR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故對民間調解過程進行制度化與規范化是很有必要的。首先應對調解人員的素質提出更高的要求，因為如前所述，知識產權糾紛同時涉及到了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調解人員應至少掌握其中一方面的知識。其次應克服調解過程的隨意性，具體來說應秉持著平等自愿的原則，建立規范化的調解程序，明確調解管轄，增強調解的可操作性。

　　另外，賦予調解協議以法律強制執行力同樣是完善ADR機制的關鍵，我國目前的調解協議僅具有合同性質，并不具有強制執行的效力，雖可通過司法確認來賦予其效力，但在無形中增加了當事人的糾紛解決成本。筆者更加贊同張衛平教授的看法，即應當將調解協議視為是通過特殊的糾紛解決機制形成的結果，本身就具有拘束力和執行力。如一方當事人拒絕履行，另一方當事人可依據調解協議直接申請法院強制執行。

　　(二)積極發揮行政機關在知識產權糾紛解決中的作用

　　行政機關處理民事爭議在我國是一項極具特色的制度，但法律法規一直未對其作出具體的程序性規定，造成行政機關在處理民事爭議尤其是知識產權糾紛時抱有一種消極的態度，為了更好地發揮行政機關的作用，筆者建議可在我國建立高度整合統一的知識產權管理部門，培養一批高素質的知識產權糾紛處理人員，實行中央到地方的垂直性管理，這樣既可緩解我國知識產權管理部門眾多且混亂的現狀，也可避免出現各部門之間互相推諉的情況發生。其次，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行政調解處理知識產權糾紛，調解不成應及時告知當事人選擇其他的糾紛解決方式，并加強行政機關處理結果的法律效力，實現行政同司法的良性“互動”。

　　(三)強化仲裁在知識產權糾紛處理過程中的效力

　　首先在可仲裁性上，應將當事人已經在事前達成仲裁協議的知識產權糾紛明確納入可仲裁的范圍內;其次。可在社會中設立多個專門的知識產權仲裁機構，并完善組織機構的設置和專業人員的配置。再次，可借鑒《民事訴訟法》第53、54條關于共同訴訟、訴訟代表人的規定，建立我國的共同仲裁和仲裁代表人的制度。最后，在不違反法律規定的前提下，可賦予知識產權糾紛當事人自主的程序選擇權，減少對程序的強制性規定，在仲裁員的選擇上也給予當事人最大程度自由的選擇權，不受限于仲裁員名冊，充分體現尊重當事人的意思自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