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職稱論文發表我國資產短缺下的經濟管理措施

　　對待我國當前存在的“資產短缺型流動性過剩”宜“梳”不宜“堵”，中國的流動性管理方式需要做出一定轉型，要從被動的總量控制與表層結構調整轉向供給激勵，政策重點也應從抑制流動性轉向如何有效利用過剩的流動性上來，這樣才有助于我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和金融結構調整，在供給激勵下的增加資產供給的實現路徑轉變。

　　《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月刊)創刊于1981年，是中國人民大學主辦的綜合性經濟與管理學術月刊。注重研究深度和學術規范，關注經濟現實，講求理論與實踐相結合。該刊主要組織刊發兩類文章：一類是具有原創性的純理論文章，強調理論創新、思想深度和思辨性;另一類是熟練運用經濟數量分析技術和實證方法、理論聯系實際、有新的觀點和發現的文章。

　　一、 文獻綜述

　　流動性偏好即“一個人以貨幣形式加以保存資產價值的偏好”(凱恩斯，1936)，流動性所指的就是貨幣，也正是受此影響，盡管各個經濟學家對流動性的理解有所不同，但總體上均將流動性視為和“貨幣特性”具備等同的經濟含義，一般從兩個角度定義流動性：

　　(1)用資產到期曲線來界定流動性。主要通過資產的變現所需要時間的長短及交易費用的高低進行衡量，流動性能力與剩余期限成反比。國外較早的是從動態視角闡述了資產價格形成過程中買賣價差是如何產生的，并提出了基于交易即時性和買賣報價差(Bid-ask Spread))的流動性概念，開創了以金融產品的市場流動性為核心的微觀結構研究之先河(Demsetz，1968)。國內學者有認為流動性是資產轉化為現實購買力的速度(錢小安，2007)，也有將流動性定義為資產短時間內以低成本完成市場交易的能力(黃峰，2007)，也有學者認為從期限結構來理解流動性更為準確，并以此解釋了我國金融市場流動性過剩下資產價格上漲與收益率曲線平坦化兩個典型現象(彭興韻，2007)。

　　(2)從總量的角度定義流動性。為貨幣余額與產出的比率，該比率反映貨幣對產出的效率，在產出值固定的情況下，越高的比率意味著貨幣的生產力效率越低(G. Kaminsky，1999)，國內部分學者將流動性理解為貨幣總量(盧萬青，2008;談正達，2012)，他們具體的差別只在于采取的口徑不同，這一定義的主要問題在于將流動性過剩等同于貨幣的超額供給，但單純的從量的角度對流動性進行的界定容易忽略深層次的金融特征。在我國事實上存在流動性過剩的情況下，學術界對流動性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貨幣層面，屬于“量”的研究，其主要從短期商品市場與貨幣市場的均衡角度進行分析。實際上流動性過剩導致的經濟過熱、通貨膨脹、資產泡沫等社會福利損失都只是表面征象，流動性過剩背后的問題是中國國民財富積累的渠道缺失，大量的財富被占用在低效率的資產之上。在金融創新的深化與金融市場快速發展的背景下，金融逐漸成為現代經濟的核心部分，在外圍經濟體寬松貨幣政策之下，后金融危機時代的國際經濟將進入一個持續的流動性過剩與金融體系改革的再平衡時期，在對流動性過剩問題進行研究時，需從傳統的貨幣與商品市場二元視角轉向貨幣市場、產品市場、金融市場的三元平衡問題，這也要求我們要從期限結構考慮流動性的“結構”與從資產選擇與收益率的角度考慮流動性的“金融力”，即從流動性的第三個含義對其進行探討與研究。已有文獻的流動性研究大部分集中于貨幣的供給角度，本文從貨幣的需求入手，先對貨幣需求進行論述，將貨幣的需求與資產的供給聯系在一起，結合資產短缺對流動性問題進行分類探討，探討流動性過剩在資產短缺情況下解決路徑是否有其他選擇。

　　二、 從貨幣需求與資產選擇角度考察流動性過剩

　　隨著經濟發展與金融結構的不斷深化，對金融資產的需求結構出現了貨幣支付類為主金融資產向價值儲藏類金融資產和資本投資類金融資產的演變，主要表現為相對于存款需求而言，更具“金融力”的金融資產需求規模日益增大，借助于瓦爾拉斯一希克斯一帕廷金的理論模型分析了經濟運行中的貨幣作用，證明了貨幣的職能重心正由交易媒介功能向價值儲藏功能轉變(范從來，2007)。據《中國金融年鑒》統計，現金占總家庭金融資產比例從1978年的44.61%降低到2012年7.05%;存款總量穩定增長，2008年后儲蓄存款占家庭金融資產之比有明顯的上升，2012年為57.75%;股票從無到有，2012年占比15.45%;基金與銀行理財產品占6.52%。我國歷年數據表明更具“金融力”的金融資產需求規模正在變大，在金融資產需求結構演變和貨幣職能重心轉變的同時，流動性過剩的主要機理是否發生變化?基于上文三大資產分類，進一步分層次梳理流動性過剩的內涵和類型，為以更好地探析流動性過剩的機理，本文嘗試將流動性過剩劃分為“摩擦型流動性過剩”“結構型流動過剩”“短缺型流動性過剩”三個層次，其中摩擦型流動過剩對應著運營資產，結構性流動過剩對應著儲備資產，本文重點對短缺型流動過剩對應著的金融資產加以分析，最后周期型流動過剩則是作為一種資產短缺經濟中容易發生的危機形勢加以分析。

　　(1)摩擦型流動性過剩。摩擦型流動性過剩是一種初級形態下的流動性能力過剩的狀況，主要對應貨幣需求的三個分類中的第一類“運營資產”，是基于商品市場與貨幣市場的兩部門經濟結構而產生的過剩，在貨幣供給與經濟實際產出所共同決定的貨幣需求的背離時，表現在現有物價水平沒有大幅上漲的情況下，具有一定持續性的貨幣存量相對于商品的過剩。摩擦型流動性過剩主要的存在于貨幣層面，并不必然會引起物價上漲吸納過剩的流動性，傳統的流動性分析采用的M2/GDP衡量的即摩擦型流動性過剩狀況，是基于商品市場與貨幣市場失衡的角度的分析。

　　(2)結構型流動性過剩。從定量資金的的不同投資領域角度來研究流動性過剩問題，我國目前還存在一定程度的“結構型流動過剩”，這一部分過剩的流動性在初始階段主要滯留在金融領域，并且主要以存款的形式存在，從貨幣需求的“儲備資產”角度進行分析。如果說摩擦型流動性過剩是基于商品與貨幣二市場的模型的分析，則結構型流動性過剩則是基于商品、貨幣、資本三市場的模型分析，并且以處于貨幣市場的主體銀行為切入點的研究。

　　我國目前結構型流動性過剩主要反應為兩個層面，在金融領域與投資領域分布失衡。首先就金融領域內部而言，不同的金融領域分布失衡，銀行間市場相對于債券、股票市場有著更充裕的資金，四大國有銀行相對于廣大的中小股份制商業銀行有著更充裕的資金。其次是城鄉與產業間存在結構失衡，城市與沿海經濟發達地區相對于農村及中西部地區流動性過剩。不同規模的企業之間也存在流動性分配的不均衡情況，大企業流動性過剩的同時中小企業流動性不足，截止2011年底，中小企業特別是小型微型

　　業已經成為俄中國擴大城鎮就業崗位的主要渠道，中小企業創造了GDP總量60%的最終產品價值與服務價值，納稅占總稅收50%以上，并完成了65%以上的發明專利與80%以上的新產品的研究。但是我國中小企業仍主要依賴自己的資金積累，外部金融提供的支持力度不足，我國中小企業發展的資金來源有50%以上來源于業主自身的固有資本和內部留存收益，債務融資與股權融資等直接融資方式在1%以內。

　　(3)資產短缺型流動性過剩。“資產短缺”假說是進行短缺型流動性過剩分析的理論基礎，其主要從宏觀視角對金融資產供求進行均衡分析，其基本架構是金融資產需求由價值貯藏需求與抵押需求共同構成，金融資產的價值貯藏需求由儲蓄水平決定，金融資產的抵押需求由金融業的發達程度決定。金融資產的價值等于資產的基礎價值和泡沫價值的加總，基礎價值部分取決于其未來凈收益流的累計貼現額。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新興經濟體由于普遍存在金融資產短缺，才導致實際利率的內生性下降與長期利率與短期利率之間聯動關系的扭曲(Caballero，2006)。

　　為測量我國資產短缺現狀，對金融資產的供求差異角度構建資產短缺“C-I指數”(陳嘉千，2011)進行修正：

　　AS=1-■

　　其中，AS為本國的資產短缺指數;S為本國的國內國民儲蓄;B為本國的債券發行規模;E為本國的股票發行規模;L為本國的貸款發放規模;?駐S.D.為本國的短期存款變化量。將樣本期間擬定為1978年～2010年間，對我國C-I資產短缺指數進行計算，其中國內的名義GDP、名義的最終消費、名義的存貨增加額以及名義的凈出口年度數據均來自國家統計局網站，如圖2所示。

　　1978年～1993年間中國交替出現過資產短缺及其過剩現象，此后中國的資產短缺現象一直存在。2003年起，隨加入WTO中國國民財富水平迅速上升，資產短缺程度也日趨嚴重，2007年達24%。結合我國要素稟賦結構的特點，在現代經濟的金融快速發展的條件下，流動性已經不僅僅是貨幣的同義語，它還囊括了商業銀行、非銀行金融機構、各類金融企業、政府、居民等所有經濟主體持有金融資產的狀況。在事實上存在資產短缺的背景之下，無論是從摩擦型流動性過剩角度以M2/GDP為論據提出的控制貨幣投放總量，還是從結構型流動性過剩角度以存貸比為論據提出的在既定總量之下優化資金投放渠道，均對發展中國家市場金融市場發育程度低、經濟非均衡等問題缺乏深入認識，中國現存的摩擦性流動性過剩與結構性流動性過剩都是資產短缺經濟下必然會發生的情況。

　　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從要素稟賦結構上而言也屬于資本稀缺型，中國當前的流動性過剩這一經濟現象中必然蘊含著與要素稟賦結構相關的經濟學邏輯，要素稟賦結構決定的資產稀缺是導致我國流動性過剩的根源。首先以銀行體系內積聚大量財富為特征的摩擦性流動性過剩問題，關鍵原因正于資產短缺，在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中財富創造過程產生的優質金融資產的需求遠遠超出由實體經濟運行而產生的優質金融資產供應量，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與財富缺乏投資的渠道，本質是快速增長的高額國民儲蓄與資產供給相對不足所產生的矛盾，一方面會助長經濟的泡沫化風險，另一方面也影響著經濟發展給居民帶來的財富增值效應，削弱了經濟增長的質量與福利。其次無論是區域間還是產業間的結構性流動性失衡狀態的改善，均離不開金融市場的長足發展，因為金融市場發展與優質資產的供給增加不僅提高貨幣流動速度，還能實現貨幣在區域、產業、時間上更有效率的配置，這也契合我國當前提出的“執行穩健的貨幣政策，用好增量、盤活存量，充分發揮金融業在支持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中的積極作用”的政策導向。

　　三、 我國流動性過剩危機的防范與治理機制

　　經濟發展較快的經濟體在面臨資產短缺時為了安置流動性，往往存在利率管制，在現金流不變時，低的折現率可以增加資產的基礎價值滿足市場需求，同時還存在資產泡沫的傾向，通過資產價格的上漲吸納流動性，在金融創新的推動之下，衍生產品也會遠遠超出基礎金融資產的供給量來滿足市場對資產的需求。無論是利率管制、資產泡沫還是衍生品脫離基礎資產供給量，都是在資產短缺的驅動下產生的，這種為解決流動性過剩而存脆弱的金融體制反過來又加劇了流動性危機爆發的可能性與危害性。在資產短缺的背景之下一旦經濟基本面與投資者情緒發生變化，或者在宏觀政策調節下，強行刺穿資本市場泡沫回歸最初的平衡，流動性過剩瞬間向流動性緊縮的方向發展，這種流動性的反轉變化勢必會對經濟造成巨大沖擊。從我國現實情況來看，這種資產短缺型流動性危機的爆發路徑是我國需要密切關注并積極預防的，這也是前文將流動性過剩劃分為摩擦型、結構型、短缺型三個不同形態的意義所在。

　　根據上文對流動性過剩不同層次的研究與流動性危機爆發的分析，無論是貨幣總量層面的摩擦型流動性過剩，還是產業地區間的結構型流動性過剩，或是為了滿足對資產的超額需求，通過泡沫化與利率扭曲等方式而導致的周期性泡沫崩塌所形成的流動性危機，根源都在于我國資產供給不足與資產交易能力的缺失。對待我國當前存在的“資產短缺型流動性過剩”宜“梳”不宜“堵”，中國的流動性管理方式需要做出一定轉型，要從被動的總量控制與表層結構調整轉向供給激勵，政策重點也應從抑制流動性轉向如何有效利用過剩的流動性上來，這樣才有助于我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和金融結構調整，在供給激勵下的增加資產供給的實現路徑轉變。

　　因此，要解決流動性過剩問題，關鍵還是要依靠加快國內金融市場的發展解決資產短缺問題，從外匯與本幣、貸款與存款等機制改革推動金融市場的廣度與深度，將過剩流動性的金融力與財富效應充分的發揮出來。有效的發揮利率在引導流動性方面的機制作用，以高效率的金融機構來弱化現存的信息不對稱現象，提高金融市場運作效率;通過金融市場發展來提供更多的優質金融產品，引導流動性的合理分配并提高貨幣流通速度。期中政府債務證券化是值得注意的增加資產供給的途徑，財政赤字可作為政府債務的證券化的來源，同時政府債務的債券化還可以作為其他經濟主體的金融資產的給與創造的定價基準。我國目前的債務證券化主要來自由中央的財政赤字，而地方債券的證券化率則較低，當前的債權市場無法滿足微觀經濟主體在創造金融資產的過程中多樣化的基準定價與風險收益需求。最近開展的全國政府債務審計，暫估的地方債規模在12.1億元～20億元之間，對其中有優質現金流的債務進行資產證券化處理有著積極的作用與深遠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