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對剝奪視角下我國職業教育發展的分析

　　近些年來，我國社會對職業教育的需求日益強烈，職業教育得到了較快的發展。截至2013 年，全國中等職業學校( 包括普通中專、職業高中、成人中專和技工學校) 共有12 262 所; 教職工數達到1 153402 人，專任教師數達到867 943 人。高等職業院校共有1 321 所，教職工數達到630 044 人，專任教師數達到436 561 人。這些職業學校每年培訓各類人員達1.5 億人以上，大大改善了我國勞動力的結構和素質。

　　《職業教育》是國內第一份面向中等職業學校的公開發行的綜合性雜志，受國家教育部職成教司和國家勞動和社會保障培訓就業司的直接指導，為廣大職教工作者提供更多交流教學成果，發表科研論文的機會。本刊職業教育是社會發展的產物，是人類文明發展的產物，也可以說是人自身發展的產物。

　　一、問題的提出

　　從就業情況來看，中職畢業生的就業率保持在95%以上，高職畢業生的就業率高于90%，就業的情況呈現出去向多元、渠道多樣、供不應求、區域差距明顯縮小的特點。職業教育的招生數每上升1 個百分點，二、三產業吸納就業的比重就上升約0.5 個百分點，所以職業教育在促進就業當中的地位和作用越來越重要。

　　但是，一方面是我國職業教育取得長足進步，另一方面我國的職業教育在當前卻仍然缺乏應有的吸引力，往往成為學生和家庭迫于無奈的選擇。上海市中職心理健康教育專業委員會于2011 年甄選了上海市的42 所中專、職業技術學校和技校作為樣本，對大約6 000 名的中職生做了一次調查。調查顯示，有近三分之一的學生坦承是基于學業基礎差考取普通高中無望才選擇了中職學校; 有15. 3%的人表示“作為中職生，我感到很沒面子”; 甚至還有11.9%的學生家長認為自己孩子的未來是不能獲得成功的。這種情況和職業教育大國德國形成了鮮明對比。在德國，有接近50%的青年學生自愿選擇進入職業學院，而非像中國學生一樣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才進入職業學院。

　　為了解釋我國職業教育當中的這一現象，本文引入一個社會學上的理論，即相對剝奪論。所謂相對剝奪( Relative Deprivation) ，是指個人或群體在以他人或群體為參考系進行比較時發現自己處于劣勢后所產生的消極社會心理。這種心理是一種主觀心理感受，這種感受來自對自身利益的判斷和評價，是一種社會比較的結果。“相對剝奪理論”的解釋路徑為我們理解職業教育缺乏應有的吸引力提供了一種新的理論思路。在某種程度上，相對剝奪感也與社會歧視相對應，即處于某一地位或層次的人群因為自感比別人差，從而產生“相對剝奪感”，同時社會公眾對于該人群也存在偏見，進而對他們形成社會歧視。

　　正是由于這種“相對剝奪感”，才使很多家庭和學生在面對職業教育的時候產生了抵觸，也使得整個社會在面對職業教育、充分重視職業教育發展方面形成誤判，這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我國職業教育的快速、健康發展，成為我國職業教育發展的瓶頸。因此，為了扭轉社會偏見，讓職業教育理所應當地成為教育事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讓職教學生及其家長，以及其他社會成員，都不再“歧視”職業教育，消除職業教育學生和家長的“相對剝奪感”至關重要，本文擬對此進行分析并提出解決的對策。

　　二、我國職業教育中“相對剝奪感”的由來與表現

　　“相對剝奪感”作為一種社會心理現象，它包含著極強烈的情感因素。這里所說的情感因素的內容主要表現為傳統的價值判斷。人們在特定的社會發展過程中，會逐漸生成一系列的價值和概念體系，進而成為人們價值觀的基礎，而人們對這些價值的選擇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歸類為一種情感判斷。當人們對具體的社會現象進行解釋和判斷時，這種情感因素就自動發揮作用，引導人們選擇什么作為判斷事物的準則，從而影響態度的形成。在這樣的背景下，在一個民族的傳統觀念體系中，有很多東西已經作為長期而固定的心理積淀，深藏于民族心理結構中，同時通過歷史的傳承，深刻地影響著人們對于事物的具體看法。

　　根據這個原理，人們對不同社會群體角色地位的傳統認知，往往會影響他們對現實狀況的判斷和定位，而當這種判斷和定位與人們內心固有的傳統認知不一致的時候，就會產生失落感。例如，某個社會群體的成員認定自己在社會的改革變遷當中中沒有比其他群體的成員獲得更多，就會因此產生挫敗感，這種情感即為“相對剝奪感”。職業教育當中的相對剝奪感亦是同樣的道理。

　　我國是一個有著悠久農耕歷史和封建社會歷史的國家，在人們的心目當中充斥著各種“正統”的傳統文化思想。在這種傳統文化思想當中，進入大學才是成為士子、成為國之棟梁的正途，而所謂的職業教育與匠人學徒教育無異，與治國安邦是沒有什么關系的。這樣的傳統思維影響著職業教育對大眾的吸引力。人們對職業教育甚至有“二流教育”“次等生的教育”的扭曲認識，認為職業教育是教育的邊緣。正因如此，當下我國社會普遍存在著對于職業教育的社會歧視，這種歧視不僅存在于普通人的認識當中，在很大程度上也存在于我國對待職業教育的制度設計和資源投入上面。盡管我國當前應用型人才短缺，從國家層面為了滿足市場需求，也一直在倡導大力發展職業教育，但事實是，愿意接受職業教育的學生家庭并不多，相關配套的制度和資源的投入也仍然相當欠缺。可以說，對職業教育獨具價值的認同缺失是導致個體進行教育選擇時不傾向于選擇高等職業教育的根本原因。

　　具體來說，造成我國職業教育當中的“相對剝奪感”，進而影響職業教育發展的因素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 一) “重學術、輕技術”的傳統思想制約著人們對職業教育的理性認識

　　傳統的人才觀和教育觀具有較強的穩定性甚或頑固性，我國長期受“重學術、輕技術”的傳統思想影響，職業教育的思想觀念在傳統教育的發展中很難受到關注和重視，職業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備受質疑，人們普遍認為職業教育的地位和聲譽比普通教育低下一等，大學教育才是真正的精英教育，而職業教育只是精英教育的補充，故而職業教育幾乎被社會貼上“次等教育”的標簽。職業教育在發展過程中經常會遇到“不公正”待遇甚至“歧視”，社會地位和社會認可度普遍不高。時至今日，由于精英教育觀念和制度的慣性延續，依然有大多數人認為進入職業學校學習的學生，一般是文化成績不高、無法進入普通高校學習的考生，考生報考普通高中進而就讀于高校的意愿明顯強于報考職業學校。

　　( 二) 職業教育的內容選擇和培養模式存在嚴重問題

　　教育的一項基本職能就是文化承襲，傳遞人類社會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積累的豐富經驗和創造的巨大精神財富。文化必然成為教育內容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人類社會幾千年來累積起來的文化是教育內容的直接源泉，包括文化知識、技術技能、職業道德等。因此，文化的發展狀況決定著人們對教育內容的選擇。在我國漫長的封建社會歷史上，豐富的文史文化和一定水平的技術文化，都可以選作學校教育的內容，但在占據統治地位的“士農工商”的文化理念和價值判斷的支配下，正式的學校教育極少選擇作為形而下的技術文化，而把文史文化作為正式的和正統的教育內容。而在當下，即使在以技術、技能作為培養內容的職業教育受到世界上越來越多國家高度重視和推崇的情況下，我國職業教育的發展仍然受到“重理論輕實踐”的傳統文化思維定式的影響，很多職業院校往往只重視課堂教學，而忽略了實踐教學的重要性，很多職業學院的學生多數時間都是接受課堂理論教學，而很少時間接觸實踐。這與國際上先進的職業教育方式差距甚遠，導致我國職業學院培養出來的學生仍然缺乏必要的工作技能，這進而增強了社會對于職業教育的負面評價。以德國為例，根據德國法的規定，學生在雙元制模式下，一部分時間在職業學校學習，一部分時間在企業實訓，其整個培訓期為2 ～ 3 年，其中3 /4 的時間在企業作為學徒學習，1 /4 的時間在職業學校進行基礎理論教育。德國模式的優點是將真正的工作經驗與在職業學校的理論指導結合起來，它是一種基于雇主需求為主和培養學生實際工作技能為目的的職業教育模式。在德國模式下培養出來的學生更加具備動手能力，企業拿來可用，因此社會對于職業教育體系培養出來的學生的評價自然就高，而學生自然就有動力不斷選擇進入職業學院學習，從而形成職業教育的良性循環。

　　( 三) 社會對職業教育目的的判斷存在誤差

　　一個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念和價值取向往往影響著人們對教育目的的取舍，不同的價值觀就會有不同的教育目的。中國自古以來，以儒學為主要價值取向的倫理型文化和當代社會主義價值觀，都特別強調教育目的要重視道德教育，而道德教育往往只有在學校當中才得以完成，而不可能在工匠技能等職業學習當中完成。同時，我國自古即有官本位傳統，傳統文化中的“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兩耳不聞窗外事”“一舉成名天下知”以及“學而優則仕”的價值取向，使得人們極為重視“仕途”，教育成了培養各級官吏的工具，教育本身傳道授業解惑的目的反而并不彰顯。這種傳統文化的慣性一直延續至今，使得當前的中國社會更加重視普通教育，而不重視職業教育。實踐當中，接受職業教育出來的畢業生，要考取公務員進而成為體面的官員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而在迄今官本位仍然盛行的中國，幾乎斷絕了“仕途”的職業教育自然不受歡迎。職業教育由于在中國難以實現通過教育成為官員，進而出人頭地的目的，因此在我國一直處于非常尷尬的境地，學生和家長普遍感覺選擇職業教育是一種無奈的選擇。

　　( 四) 職業教育實踐單一，缺乏機制創新，職業教育缺乏吸引力

　　我國當前的職業教育形式單一，基本上都是職業學校在獨立承擔職業教育的全部功能，社會參與度非常低，教育手段和內容很不科學和規范。這導致很多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的界限不清，在職業教育當中過多地重視課堂理論教學，缺乏必需的實踐操練，與社會脫節嚴重。其直接的后果就是我們的職業教育培養出來的學生在理論素養上比不過普通學校畢業的學生，在職業技能上的素養也難以真正符合社會需求，職業教育的人才培養目標難以實現，職業教育受歧視的社會地位和職業教育當中的“相對剝奪感”也就難以真正得到消除。

　　( 五) 國家對于職業教育的制度設計和資源投入嚴重欠缺

　　由于上述傳統認識在人們的心目當中根深蒂固，國家在制定有關教育政策和制度的時候也受到了重大影響，“重普通教育，輕職業教育”的色彩非常明顯。現有的職業教育立法落后，欠缺可操作性; 職業教育管理機制比較混亂，欠缺科學性。政府對于職業教育的管理和投入遠遠不如普通學校，政府重視和發展職業教育更多的還是停留在書面的文件上，很少落到實處，對于職業教育當中存在的問題并沒有真正去想辦法解決，從而使得職業教育的“二流教育”地位并沒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善。有些時候，一些地方政府看似鼓勵職業教育的做法不但沒有真正改善人們對于職業教育的負面看法，甚至還加深了人們對于職業教育的歧視印象。例如，國內有些地方存在的以高考指標有限為由，通過考試的方式將被淘汰的學生強行安排進入職業學校的政策，以及有些地方對高三表現不好的學生直接勸退，要求他們不參加高考，直接去讀職業學院的做法都加深了社會對于職業學校是差等生集中地的疑慮，職業教育當中的“相對剝奪感”也就越來越深。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在面對職業教育的時候，人們內心深處的“相對剝奪感”很難消除。“相對剝奪感”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成為我國職業教育發展當中的重要阻礙，不但影響著職業教育在人們心目當中的定位，甚至直接影響到國家在職業教育領域的改革決策，因此如何克服它的負面影響至關重要。

　　三、消除職業教育“相對剝奪感”，發展我國職業教育的建議

　　( 一) 確立正確的人才培養觀

　　在當下，人才以學歷、文憑和出身論的觀點甚為普遍，導致幾乎整個社會對人才都形成了曲解。這也是職業教育因為學歷、文憑、出身偏低，進而受到歧視的重要因素。扭轉這樣的偏見和歧視，需要重塑人才觀。正確的人才觀要求，對于人才的認識不能囿于階層、學科、領域等的界限，其衡量標準和重心在于“才”，而不是強調學歷、文憑和出身的“人”。就本文的議題而言，職業教育和普通高等學校教育應當只是社會分工在教育領域的不同體現，也是每個學生根據自己的興趣、個性和人生職業規劃所作出的選擇，職業教育和普通高等學校教育都同樣能夠培養出優秀的人才，不應人為地分出高低貴賤。

　　從人才培養的角度，人才培養方式的多元化是自古以來，也是當前國內外通行的做法。在中國古代，學生通過進入學堂學習而成為士人、官員，而工匠則通過帶徒弟培養匠人。當代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在高度重視大學教育的同時，都非常重視職業教育，為了發展職業教育投入了大量資源，并建立了較為完善的職業教育體系。在很多西方國家，如德國、荷蘭、法國、澳大利亞等國家，青年學生進入職業學院，進入企業當學徒已經成為相當普遍也很普通的事情，人們對此已經習以為常，青年學生往往是基于自愿而進入職業學院，很少有人是因為考不上大學而進入職業學院的。因此我國的每一個青年學生也應該適應世界潮流和當下社會對于人才的多元化需求，根據自己的興趣、個性和對未來職業的規劃而作出理性的，更適合自己的教育選擇。就中國社會來說，也應當自上而下地改變對職業教育的偏見和歧視，大力宣傳職業教育在培養人才方面的積極功能，鼓勵青年學生真正基于興趣和愛好在大學和職業學院之間進行選擇。同時改革人才選拔機制，多從接受職業教育的學生當中選擇優秀人員充實到公務員甚至各級領導崗位上去，以突出的示范效應逐漸改變人們對于職業教育的負面認識，消除職業教育當中的“相對剝奪感”，使得職業教育走上良性循環。

　　( 二) 推廣家庭理性教育觀

　　隨著社會競爭的日益激烈，家庭對于教育投資的意識也在不斷提高。幾乎所有的中學生家長都希望子女能有進入普通高等學校學習深造的機會。這其中的原因，首先是高文化素質群體的家庭生活條件、社會地位、子女受教育的環境明顯優于社會其他群體，起到了示范作用; 其次是家庭受預期效益的驅使。投資教育不僅能產生滿足現時的家庭精神生活或個人心理需求的效用，還能在未來為家庭或個人帶來物質上的收益。而在現有的觀念當中，普通高校畢業出來的學生是“白領”，職業學校出來的學生是“藍領”的認識深入人心。這導致很多家庭寧肯用更多的投入讓小孩去復讀，甚至出國學習，也不愿意讓自己的小孩去“低人一等”的職業學院學習。但實際上這樣的做法是家庭教育投資的不必要的浪費。作為一個理性選擇，家庭應該關注更多的是家里小孩的興趣和個性，堅信“行行可以出狀元”的教育理念，接受多種形式的受教育模式，了解當前國家有關職業教育發展政策，收集更多有關職教生就業與發展的信息，以便進一步強化對職業教育的信心。

　　( 三) 營造有利于職業教育發展的社會氛圍

　　無論是理論研究還是社會經濟實踐已充分證明高等職業教育的重要性和價值所在，但中國家長在有選擇的情況下仍然不愿意讓孩子到職業學校學習，除了前述各種傳統文化和價值觀的影響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對于高等職業教育的重要性和價值還只停留在一些專家、學者的頭腦當中，公眾還不能夠充分理解職業教育的真正含義和實際操作模式及效果，因此也很難真正承認高等職業教育的價值。所以中國政府和社會應當通過各種途徑和方式加大對職業教育的宣傳，尤其是要多宣傳職業教育當中的成功范例，增強社會對職業教育的理解和信任，要運用各種途徑和形式使公眾認識和了解高等職業教育的培養模式、方法和內容，讓公眾看到高等職業教育在促進就業、實現人生價值和目標當中的重要作用。

　　( 四) 促進職業教育的集團化運行，提高人才培養質量

　　要改變當下我國職業教育培養模式單一，培養的人才不符合社會需求的現狀，必須要對當下的職業教育進行機制創新，其中職業教育集團化運作是一個可行的方向。所謂職業教育集團是由指政府、職業院校、社會機構等共同組織的教育團體。職業教育集團化是當前我國整合職業教育資源、實現優勢互補的重要方式，也是實現職業教育適應市場，促進知識與技能的結合，實現校企合作，強化人才培養，推動職業教育發展的新模式。在這種模式下，職業教育必須改革傳統的封閉教育模式，真正面對市場，這樣將會使得職業教育體系培養的學生質量越來越好，越來越真正適應市場的需求，那么學生畢業之后在薪資提升、自主創業能力等方面也自然會有很大的提升空間。這勢必大大提高學生及其家庭對職業教育的認可度，相應減少囿于傳統觀念的“相對剝奪感”。

　　但是，要想從根本上解決“相對剝奪感”這一根深蒂固的難題，職業教育集團化還面臨很多實際問題。我們認為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需要解決。

　　第一，職業教育集團化辦學必須樹立“以人為本”的職業教育價值目標，凸顯學生的核心競爭力。要突出培養學生的創新能力、實踐能力、獲取新知識的能力、收集處理信息的能力、分析解決問題的能力，以及與人交流協作的能力。得益于職業教育集團化堅持校企合作、工學結合和強化教學、學習、實訓相融合的教育教學活動，選擇職業教育的學生在職場的核心競爭力就是理論與實踐更加緊密地結合，更加務實，這也是職業教育學生相對于普通學校教育學生的比較優勢。同時，職業教育集團也應為畢業生提供高質量的就業服務，確保職業教育體系出來的學生能真正找到合適的工作。

　　第二，職業教育集團化辦學必須具備跨界思維。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組建職業教育集團需要實現政府、職業院校、行業、企業、科研機構、社會組織等多方面的積極協作，這本身就是一種跨界行為。職業教育集團化中的跨界思維將有效避免職業教育集團在人才培養過程中各自為政的風險，提高職業教育集團的辦學水平與效率。同時，加強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之間的溝通與合作，為學生多樣化選擇、多路徑成才提供必要的通道。

　　第三，應當制定職業教育集團化有關的立法和政策，完善對職業教育集團化的規范化、制度化建設，并建立與職業教育集團化運作相對應的監管機制。

　　( 五) 加強政府在職業教育當中的作用，促進相關制度建設和完善

　　正如前文所述，我國職業教育領域的“相對剝奪感”迄今并未從根本上得到改善，這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應當歸咎于政府重視不夠和監管制度存在問題，這直接導致我國的職業教育盡管規模不小，但是總給人以不規范的感覺，這對于消除職業教育當中的“相對剝奪感”不但沒有助益，反而加深了人們對于職業教育的疑慮。因此，有必要完善政府的職業教育政策和監管制度，建立規范的職業教育體系。一個規范的職業教育體系對于加強人們對于職業教育的信心，提高職業教育的地位，消除職業教育當中的“相對剝奪感”至關重要。

　　為此，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完善: 首先，政府應當進一步重視職業教育，加大對職業教育的各種資源投入，并建立職業教育投入的保障機制，使得職業教育能夠得到與普通學校教育同等的待遇。其次，在公務員序列當中加入技術職位，降低公務員考試當中的學歷標準，為職業學院畢業的學生參加公務員考試提供機會。再次，應當建立嚴格的職業教育監管制度。具體包括: 應當強化師資的準入管理，明確職業教育教師的準入標準; 強化寬進嚴出的質量考核機制，避免當前職業教育實踐當中，為了爭搶生源對職教學生實行寬進寬出從而不斷弱化職業教育形象的做法; 真正建立和執行嚴格的職業能力資格考核制度; 完善監管機制，建立政府、企業、工會、學校等多方主體共同參與的聯合監管機制，實現對職業教育的更加專業化監管; 嚴格禁止和取締各種針對職業教育的就業歧視規定;第三，積極搭建政府、職業院校、企業及其他社會主體之間合作的平臺，建立積極有效的協調機制。第四，建立健全專門針對職業教育學生的就業服務體系，促進職業教育畢業生就業質量的不斷提高。

　　四、結語

　　正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干事馬約爾先生曾在第二屆國際職業技術教育大會上說的: “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在未來，對于一個國家來說，其社會和經濟發展的骨干將是專業技術人員。這應該引起政府的關注，重視教育并給予職業技術教育相當的投資。這對于各國適應全球化極其重要。”我國政府當前給予了職業教育前所未有的關注，然而職業教育當中的“相對剝奪感”嚴重阻礙著職業教育的健康發展，為此需要我國政府、社會、家庭和個人在職業教育的價值倫理、教育目的、立法和政策、政府監管以及社會服務等多方面共同努力，建設系統工程，最終成功消除職業教育當中的“相對剝奪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