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林窟29窟西夏男性供養人再考

　　內容提要 榆林窟 29 窟修建于西夏仁宗時期，供養人中身份最高者“趙”是西夏仁宗為防備西遼與金而派遣到敦煌地區的心腹重臣;趙麻玉并非學界以往認為的趙氏家長，而是與趙祖玉等同屬一輩，且其家族應具有番、漢、粟特等多族群成分。在趙氏家族特殊的族屬身份和禮佛活動的背后，是西夏王朝以佛教為紐帶，對黨項、漢等多元文化在精神信仰層面進行的一次統合，進而形成了多族群共融的西夏居民。

　　本文源自劉維棟， 北方文物 發表時間：2021-07-23

　　關 鍵 詞 供養人 番漢 族群

　　對于瓜州榆林窟第 29 窟的西夏男性供養人及相關問題的研究，學者已有早論。① 但對于男供養人的族屬身份及前往瓜州之目的，有待進一步深究。本文試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對 29 窟西夏男性供養人的相關問題展開進一步的討論。

　　一般來說，“番”是帶有蔑視意義的他稱，但是在西夏政權內部，“番”卻是其使用頻率極高的自稱，西夏仁宗時期由骨勒茂才編纂的詞語集《番漢合實掌中珠》中，“番” 就是黨項人的自稱 ②，所以我們用“番”、“漢”來表示西夏境內黨項、漢族群。

　　男性供養人身份之蠡測

　　關于供養人之關系，劉玉權認為趙麻玉作為趙氏家族之家長，有長子趙祖玉、子趙訛玉、孫沒力玉等;寧強、何卯平認為供養人并不是趙氏家族一家，是包羅了沙州監軍趙麻玉及瓜、沙地區官員和皇帝侍衛長“向趙”及其子孫“訛玉、沒力玉” 等;③公維章認為趙氏家族之關系為窟主趙麻玉、子(趙)訛玉、孫沒力玉，侄子趙祖玉等。

　　考察供養人的身份，首先要厘清其所屬的時代背景，才能有較為準確的判斷。學界對于29 窟是家族窟還是公共窟的爭議不斷，④對該窟營造時間也存在著許多觀點。 ⑤據已有的證據表明，29 窟建造之時間應是在仁宗仁孝時期。對 29 窟趙氏家族的關系和族屬問題，有存疑之處。如“避諱”的問題始終無法得到較好的解決。早在定難軍時期，李彝殷為避諱宋太祖父親，改名為李彝興， 后元昊為避父諱，將北宋年號“明道”改為“顯道”在西夏內傳稱。⑥這都說明在西夏內部避諱之事早已有之，在西夏漢化風氣最重的仁宗時期，親信重臣名諱不避，似乎于理不通。筆者不揣淺陋，對 29 窟趙氏家族的關系和族屬問題再進行一些探索。

　　壁畫所繪，第一身供養人像頭帶“金帖起云鏤冠”、身穿“紅色圓領窄袖斕袍”、足登“尖頭皂皮履”。⑧第二身則在冠帽、束腰帶上與第一身有所差異，第三身為一孩童，第四身所繪冠帽服飾相比前兩身則頗為簡單。

　　29 窟中的出現的題記為：

　　……沙州監軍……執趙麻玉一心歸依 ……內宿御史司正統軍使向趙一心歸依⑨ ……兒子……軍訛玉一心歸依 孫沒力玉一心歸依 (南壁東側上欄) ……瓜州監軍 …子……座臣語 ……施主長子瓜州監軍司通判奉納趙祖玉…… (南壁東側下欄)”⑩

　　首先來看題記較為清晰的第二身供養人，題記所顯示的官職為“內宿御史司正統軍使向”，11可以將此處的官職分解為“內宿”、“御史司正”、“統軍使”三部分。《天盛律令》中有“次等司：殿前司、御史、„„內宿司等”，又規定“御史、大都督府、西涼府”三司官員人數為“一律六正六承旨”，“內宿司”官員為“六承旨”并無“正”， 12西夏文學作品《月月樂詩》中則記有“御史正、西夏學士呂郎文茂等”;13《金史·交聘表中》中記有金大定二年(1162 年)“夏左金吾衛上將軍蘇執禮、匭柙使王琪、押進御史中丞趙良賀尊號”，14對于擔任御史相關職務的官員，并無特殊規定，應是番漢官員都可以擔任。15 “統軍使”一職早在元昊時期“諸軍并設都統軍、副都統軍、監軍使一員，以貴戚豪右領其職，余指揮使、教練使左右侍禁官數十，不分番漢悉任之”已出現。16由此可知第二身供養人的官職為“內宿(承旨)、御史司正、統軍使”。在西夏時期敦煌地區的行政建制中，置有統軍司、監軍司等機構，統軍司長官兼任監軍司的長官，官職為正統軍(統軍使)。17根據“內宿”、“御史司正”信息來看，此人在西夏已是西夏中樞高官，“統軍使”表明又兼任瓜、沙地區最高長官，綜合來看，此人應是仁宗派遣到敦煌地區的心腹重臣。

　　那么派遣此人為和被派到瓜、沙地區呢?18自耶律大石西奔后，金始終對其抱有戒心，金天會八年(1130 年)，以遼降將耶律余睹為元帥，蒲察石家奴、拔離速等為副元帥、部將追擊耶律大石。19 耶律大石定都巴拉沙袞后，志于恢復遼朝故土，西遼康國元年(1136 年)三月，“以六院大王蕭斡里剌為兵馬都帥„„率七萬騎東征” 20但此次遠征卻無功而返，其后西遼又與金發生沖突。21在西遼與金朝局勢危急后，仁孝派遣心腹武將前往西部門戶的瓜、沙地區以防萬一，則是十分必要的。

　　第一身圖像題記趙麻玉的官職為“„沙洲監軍„”，由于題記不全，我們無法判斷其具體的情況。但是可以根據圖像的相關的信息作進一步推斷。若圖像人物是按照身份高低從大到小依次排列，“趙麻玉”站位比“趙”要靠前，但根據題記顯示，“趙麻玉”所任沙州監軍的官職是要低于統軍使的，且“趙”為夏仁宗心腹，按照官職地位，眾人應“緊隨其后”。此處站位之矛盾，該是何解?我們轉移觀察視角，以中間第二身供養人為觀察中心，地位最高，旁側之人伴其左右。“趙麻玉”、“趙訛玉”所任監軍使一級官職，位在統軍使之下，附其旁側，如此解釋得以理通。

　　其次對 29 窟男性供養人的關系再進行一些討論。與 29 窟相關的榆林窟 25 窟中記有西夏文題記： “丑年中正月二……瓜州監軍……子瓜州監軍司通判趙祖玉 趙口山 上孫沒力玉”。22

　　可以發現“瓜州監軍和子瓜州監軍司通判趙祖玉”是重要的連接點。若按照此處所記，“趙祖玉”的父親為“瓜州監軍„”，但是 29 窟中的“趙麻玉”的官職為“沙州監軍„”，那么“趙麻玉”與“趙祖玉”并不是父子關系;再來看“長子”瓜州監軍通判趙祖玉、沙州監軍趙麻玉名字中都帶有玉字，題記是以窟主“趙氏”的口吻來書寫的，那么“兒子„„軍訛玉”中訛玉應是與趙祖玉、趙麻玉屬于一輩。23綜合題記出現的信息，可以初步判斷出供養人趙氏家族的關系應該是：

　　…長子瓜州監軍通判趙祖玉(瓜州監軍…)趙氏 ——…沙州監軍…趙麻玉 …軍趙訛玉——孫沒力玉 ……………子…

　　童子“沒力玉”作為趙氏家族的長孫，位于官職地位最高“趙□”之后，表示對眾人對其寵愛。“內宿御史司正統軍使向趙一心歸依”及其他幾位供養人是否是趙氏家族成員或者其關系如何，因題記缺損嚴重，暫時無法判斷。

　　最后是關于趙氏家族的族屬身份。24其姓“趙”，西夏文本《碎金》中第 42 聯記有漢姓：“張王任鐘季,李趙劉黎夏”，25除上文所述“趙良”外，西夏天盛十八年(公元 1166 年)八月，出使金的使臣中有“押進知中興府事趙衍賀萬春節”26，可見“趙” 姓在仁宗朝并不鮮見，所以這里趙氏家族之“趙”姓確其本來姓氏。

　　趙氏是否為西夏皇族呢?西夏皇族之“趙”姓應是宋太宗端拱元年(988 年)賜李繼捧姓“趙”，名“保忠”;淳化元年(990 年)賜李繼遷姓“趙”，名“保吉”;27《遼史》也有“圣宗統和四年(公元 986 年)，繼遷叛宋，始來附遼，授特進檢校太師，都督夏州諸軍事，遂復姓李”;28后元昊自立，取消了“趙”姓，改姓“嵬名”。29且敦煌所發現的題記中，都是寫有“嵬名”的西夏皇族姓氏。況如果主人是黨項人，題記中應直接就寫主人的黨項姓氏，何必用西夏文書寫漢姓。同窟的女性供養人題記也有番姓“媳鮥啰氏女香一心歸依”，30根據姓名和使用文字的特點，趙氏家族及其子孫有可能是番漢結合家族，因為其在西夏生活時間較長，受西夏文化影響較深，取名時只保留了漢姓，名諱和乳名遵從了西夏的習慣。

　　關于非黨項“豪貴”能否擔任統軍使、監軍使等高級武官之疑慮。元昊時期雖委“貴戚豪右”擔任監軍使以上職務，到仁宗時期并不十分嚴格。權臣任得敬在仁宗初期被任命為靜州都統軍，31又封“秦晉國王”，32《金史·交聘表》中記有：金大定十七年(1177 年)“夏遣東經略使蘇執禮橫進”，33既然有同時期漢人官員擔任統軍使、經略使高級官員，那么“番漢合一”的趙氏家族擔任瓜、沙地區的監軍使則順理成章。

　　那么趙氏與敦煌有何聯系呢?“自漢至宋，敦煌是典型的家族社會”。34但趙氏并不是敦煌歷來的顯貴大姓，并無證據表明其晉身西夏武將再修建功德窟。35但正因敦煌地區為家族社會，“番漢合一”趙氏家族在任職鎮守，既符合敦煌千年以來的政治傳統，又以漢姓之名實增進與當地大族的親近之感，更有利于西夏在此地區的統治。

　　通過對 29 窟圖像和題記的再觀察，我們可以發現，參與佛事活動的趙氏家族的內部融合了多種民族因素。在同窟的女性供養人題記中出現了 “故岳母曹氏夫…一心歸依”

　　有學者認為認為，這是此處的曹氏就是落居敦煌已久的粟特曹氏家族一員。 36若此說不誤，那么此窟趙氏家族的族屬成分就有了漢、黨項、粟特等多族群成分。

　　禮佛活動及多族群統合之意涵

　　趙氏家族的禮佛活動，投射出佛教信仰在西夏政治與生活中的重要性。在西夏與北宋的交往中，曾先后六次大規模的向宋求取佛經，并翻譯成西夏文;源自中原的五臺山信仰，在西夏也廣為傳播;37且在西夏境內有許多來自周邊的僧人參與西夏的譯經及佛事活動。38 西夏對佛教的宣揚和普及，勝過了周邊各王朝。從佛教的地位、佛寺的數目以及佛經的印施，可以看出佛教聲威遠播，深入人心。在如此環境下，境內諸族群與佛教關系如何?

　　吐蕃、回鶻等族群與佛教之密切自不待言，漢人與佛教之關系則為探討之重點：

　　西夏漢人與佛教相關之證據，最早可追溯到夏景宗大慶三年(1038 年)。《大夏國葬舍利碣銘》碑正刻有“右仆射兼中書侍郎平章事” 張陟奉□、碑陰刻有“尚書右仆射中書侍郎平章事、監藏舍利臣劉仁勖”，其中張陟撰制碣銘，劉仁勖監藏舍利，表達了元昊貢獻舍利寶物、信仰虔誠。39

　　其后，隨著西夏佛教日益興盛，漢人與佛教的結合也更為緊密。在出土文獻中能發現更多的蹤跡。內蒙古博物館藏刻本《圣觀自在大悲心總持并勝相頂尊總持》跋中記“郭善真”令復刻新版《大悲心總持》，“以易受持，有贖而受持者，于殿前司西端來贖”;40天盛十九年(1167 年)“秦晉國王”任得敬因“久病纏綿，藥石無效”, 因而印施《金剛般若波羅密經》，祈求早日康復。41 天慶七年(1200 年)印施的《密咒圓因往生集》中書相賀宗壽則寫道“宗壽夙累所鐘,久纏疾療,湯砭之暇,覺雄是依。爰用祈叩真慈,懺摩既往,虔資萬善,整滌襟靈。謹録諸經神驗秘咒,以為一集,遂命題曰‘密咒圓因往生焉’”表明希望通過佛教密咒來減輕其病痛;42 俄藏 инв.№117《拔濟苦難陀羅經》發愿中也載賀宗壽在“先圣三七之日，速集文武臣僚”進行佛事活動，43其子“呱呱”也通過印施《父母恩重經》來紀念賀宗壽。44死后以佛教葬俗入葬也是西夏漢人與佛教結合的重要例證。在武威西郊林場西夏墓中，墓主“西路經略司兼安排官□兩處都案”劉仲達、“西經略司都案”劉德仁及其妻子，墓中的題記顯示年代是在西夏天慶七年，葬法為尸身火化，骨灰存放在了靈匣當中，墓中的題記有一行梵文，漢文音譯為“喳嘛呢叭咪畔”，是佛教常用的六字真言。45 西夏晚期，漢人采用佛教葬俗，表明了佛教信仰已深入到漢人日常生活。

　　從西夏政權的建立到消亡，佛教與西夏漢人官員生活緊密相關。“右仆射”張陟、劉仁勖、“秦晉國王”任得敬、“中書相”賀宗壽、“西經略司都案” 劉德仁等，長時段與眾多的事例，佛教影響在漢人群體中可說是“自上而下、由表及里”的不斷深入。

　　再通過對出土文獻的整理，可進一步發掘西夏崇佛日盛背后的的政治意涵，簡表如下：

　　從上表可以發現，不論官民族屬，都通過一定的愿文的形式表達了對皇室的愿景，更深層次的表達的是對政權的一種政治認同。因而佛教的興盛與傳播，不僅僅精神的寄托，也是西夏官民對政權認同的載體。早在惠宗時期西夏文《妙法蓮華經》序中記有：

　　今圣母子，已繼王位，敬信三寶，正國行德。令先祖禮興盛，為后帝所習取。依德行行，與日月同光以孝治民,總萬國歸依。

　　強調敬信“三寶”的同時，還宣揚儒學所大力提倡的 “德”和“孝”。48已然將佛教與儒家文化作為其統治基本內核要求后世汲取，實質則是以宗教為載體，將黨項文化和儒家文化融合，繼而為統治者所用。這種宗教文化統合之政策，產生了深遠影響。夏末進士高智耀，49后仕元朝。50但卻曾因崇信佛教而被彈劾： “事佛敬僧，乃其所樂，跡其心行，一有發僧耳”。51

　　高氏入被彈劾為“發僧”，雖有夸大之嫌，但仍可見其虔誠。高氏父祖乃西夏高官，本為進士，華化儒學深厚，又受佛教影響之深，可證西夏宗教、文化統合之策意蘊深遠。

　　結 語

　　河西地區是絲綢之路重要的組成部分，也是古代族群交融交流的重要通道。敦煌文獻中記錄了河西地區多民族交流交融的史實。與“趙氏”家族這種番漢交融的情況在敦煌文獻中有許多反映：

　　如敦煌文書 S.1285《后唐清泰三年(936)楊忽律哺賣宅舍地基契》“楊忽律哺”、 P.2484《戊辰年(968) 十月十八日歸義軍算會群牧駝馬牛羊現行籍》“楊欻律丹”，敦煌文書中的“漢姓藩名”情況，有學者認為這種情況是基于文化交往影響的雙向性，吐蕃人和漢人在交往過程中相互影響，在姓名中有所體現。52 “莫高窟第 61 窟甬道北壁供養比丘第十二身漢文榜題為“助緣僧翟嵬名九像”。53翟為中古時期經常與粟特人通婚的姓氏，亦或者就是粟特人，54嵬名為西夏皇族姓氏，兩個姓氏結合，反映了當時的婚姻關系，或者由于政治需要，某些人把自己的姓氏和妻子的姓氏結合在一起。55由此可見，姓名是反映民族交融的重要證據。“趙氏”家族的姓名特點和禮佛行為反映了在西夏時期敦煌地區的番、漢、粟特等多民族共居并相互交融。

　　從 29 窟供養人及其活動，可察西夏于國家統治與文化統合獨特之處。其境內分布有黨項、漢、吐蕃、回鶻、粟特、契丹等眾多族群，其管理控制之難顯而易見;

　　生活習慣、文化認同、生產方式等諸多問題都是在擺執政者面前的難題。但供養人圖像與題記映現的番漢等多族群共居交融的史實，正是是其以佛教信仰為紐帶，對番、漢、吐蕃、回鶻、粟特等多族群進行文化信仰統合，在精神層面構建對西夏之認同，繼而形成共同的西夏居民。此可謂是“另辟蹊徑”，不但增強了境內居民的政治認同，也表明了多族群交融共通的歷史大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