養老保險是社會保險制度的核心，關系公民的切身利益和社會穩定，下面是小編搜集整理的一篇法律論文：探究養老保險繳費爭論的法律救助體制的論文范文，歡迎閱讀查看。

 

　　摘要：隨著我國社會保險制度不斷完善，公民權利意識不斷增強，養老保險繳費爭議事件層出不窮，社會矛盾愈加突出，并逐漸成為社會焦點問題。然而，對于養老保險繳費爭議發生后當事人如何尋求法律救濟，當前立法規定有著不小的沖突，理論和實務界也存在著不同的認識，由此直接造成養老保險繳費爭議法律救濟制度的缺失。“無救濟即無權利”,為了更好地保護公民的合法權益，維護社會安全、穩定，明確養老保險繳費爭議的法律性質，科學地建構和完善法律救濟制度設置迫在眉睫。

 

　　本文共計四個章節：

 

　　第一章回顧了養老保險繳費爭議法律救濟制度的沿革和發展，闡明現行救濟制度的由來，指出現行法律救濟途徑多依賴于行政救濟，但行政爭議解決方式對于養老保險繳費爭議而言遠遠不夠，以及在實體、程序和執行問題上存在的諸多困境。

 

　　第二章首先介紹了養老保險繳費爭議法律救濟制度的理論爭鳴，闡明目前理論界和實務界的三大觀點以及筆者的傾向性意見。然后重點論證養老保險繳費爭議的法律性質，通過比較分析養老保險繳納制度和稅收征收制度，提出我國養老保險爭議繳費關系的獨特性觀點，從而論證其法律救濟途徑的特定性和需單獨設置法律救濟制度的必要性及法律意義所在。

 

　　第三章介紹了外國養老保險權法律救濟制度的三種代表性模式，結合我國實際提出借鑒和啟示之處。筆者選取了美國專職法官、德國社會法院和英國訴訟法庭三種模式，介紹了它們的由來和實踐做法，以期對我國養老保險繳費爭議法律救濟制度起到借鑒和啟示意義。

 

　　第四章是筆者對我國養老保險繳費爭議法律救濟制度完善的一些具體構想，包括在民事、行政救濟制度以及完善相關法律責任制度方面提出了具體措施。

 

　　[關鍵詞]養老保險;養老保險繳費爭議;法律救濟

 

　　導言

 

　　近年來養老保險繳費爭議群體性事件層出不窮，如今年年初廣東東莞裕元鞋廠數萬名職工因養老保險補繳等訴求罷工十多天;擁有上千家專營店，即將上市的大型企業山東龍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被曝拒絕為80%的員工繳納養老保險.此外，還有一組觸目驚心的數據：《2012中國企業社會保險白皮書》顯示：目前存在漏繳、少繳等未能按規定繳納社保費的企業所占比例高達69%,其中1/3的企業統一按照最低繳費基數為員工繳納社保費;而50人以下小型企業和私營企業的合規繳納比例竟然不到20%,單位普遍存在少繳、漏繳養老保險的現象已成為未來繳費爭議案件數量激增并造成社會不穩定的巨大隱患……類似新聞事件比比皆是，已引起社會各界廣泛關注。

 

　　然而，對于養老保險繳費爭議發生后當事人如何尋求法律救濟途徑，當前立法規定有著不小的沖突，理論界和實務界也存在著不同的認識。2010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頒布的《關于審理勞動爭議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三)》(以下簡稱《解釋三》)第1條明確了養老保險繳費爭議一般通過行政救濟途徑解決.但該爭議是否具有可訴性，即當事人是否可以通過申請勞動仲裁、提起民事訴訟等方式進行司法救濟，目前理論界仍然存在不同的甚至是對立的觀點。而在司法實務界，整個法院系統都采取否定說，將該類爭議排除在民事案件受理范圍之外，從而變相限制了當事人的訴權，使個人的養老保險權益無法得到全方位的保護，進而危及到整個社會保障制度的安全。

 

　　鑒于此，本文擬從現行養老保險繳費爭議法律救濟制度存在的問題和原因入手，通過對養老保險繳費法律關系的法理分析，界定養老保險繳費爭議的法律性質，揭示個人是養老保險權益的最終歸屬主體，通過對單純行政救濟途徑非圓滿性的論證，以及比較養老保險征繳制度與稅收征收制度的不同，進而提出養老保險繳費爭議既可以尋求行政救濟，也可以尋求民事司法救濟的觀點，同時結合借鑒外國法律救濟制度設置，提出完善我國法律救濟制度的具體建議。

 

　　第一章養老保險繳費爭議法律救濟制度沿革與現狀

 

　　第一節養老保險繳費爭議法律救濟制度沿革

 

　　從我國勞動和社會保障法的歷史發展來看，勞動法律制度的建立與發展要先于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建構，而基本養老保險相關法律規定也依附、從屬于勞動法律規定。我國養老保險繳費爭議救濟制度的發展主要分為兩個階段，以2010年9月最高院《解釋三》施行為劃分點，1993年至2010年采取的是民事和行政救濟并行的“雙軌制”救濟模式，2011年以后則采用行政救濟為主的“單軌制”救濟模式。

 

　　一、1993年至2010年“雙軌制”法律救濟模式

 

　　我國的勞動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早在20世紀90年代隨著《勞動法》的頒布施行就已經全面確立了。《勞動法》第9章專門規定了“社會保險和福利”問題。《勞動法》第3條明確了勞動者享受社會保險和社會福利的權利是勞動權利的重要組成部分。可見，由于當時我國養老保險制度尚處于探索、改革階段，最初的基本養老保險制度是作為勞動法律制度的組成部分開始建構并發展起來的，即與用人單位已經建立勞動關系的勞動者才是基本養老保險關系的主體。由此，養老保險繳費爭議也自然而然地被納入了勞動爭議的范圍。《勞動法》第77條規定，用人單位與勞動者發生勞動爭議，當事人可以依法申請調解、仲裁、提起訴訟，也可以協商解決。2007年《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第2條規定了適用該法的情形，其中第四項包含了用人單位與勞動者因社會保險發生的爭議的各類情形。而按照人民法院內部職能分工，勞動爭議案件歸屬于民事案件，并按照民事訴訟程序審理和執行。

 

　　這就是“雙軌制”中“一軌”--民事救濟模式。“雙軌制”中另“一軌”是養老保險繳費爭議的行政處理程序。其中主要的法律法規體現為1999年國務院頒布并施行的《社會保險費征繳暫行條例》及當時我國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制定并施行的與前者相匹配的《社會保險費征繳監督檢查辦法》。

 

　　《社會保險費征繳暫行條例》第13條、第21條、第24條、第25條等條款均規定了勞動和社會保障行政部門對未按規定繳納社會保險費的用人單位、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進行行政處罰的具體情形;繳費單位和繳費個人若對處罰決定不服的，有權依法申請復議、提起訴訟。《社會保險費征繳監督檢查辦法》第3條、第18條、第19條等條款也規定了勞動和社會保障行政部門對社會保險費征繳工作負有監督、檢查的職責，對違反繳費規定的用人單位和相關責任人員進行行政處罰的具體情形以及在符合條件的情況下可以依法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繳費單位或相關人員對行政處罰決定不服的，有權申請行政復議、提起訴訟。這是行政救濟模式，即勞動和社會保障行政部門通過采取主動的調查、檢查等行政手段，對有違法行為的繳費單位進行督促、整改或者個人通過向勞動和社會保障行政部門進行舉報、投訴來獲得行政救濟。若繳費單位或個人對行政機關的處理不服，可通過行政復議、行政救濟等方式進行再救濟。

 

　　如上所述，1993年至2010年，我國養老保險繳費爭議救濟模式采取的是民事救濟和行政救濟并行的“雙軌制”救濟模式，即將我國養老保險繳費爭議處理程序分為兩種并根據主體來確定救濟模式：一種是“一調一裁兩審制”的司法救濟處理程序，該類爭議適用于被納入勞動爭議范疇的個人與用人單位間的養老保險爭議。另一種是行政復議、行政訴訟等行政救濟處理程序，該類爭議適用于個人或用人單位與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門等行政機關間發生的爭議。

 

　　二、2010年以后行政救濟為主的“單軌制”法律救濟模式

 

　　2010年最高院頒布《解釋三》，由此使養老保險繳費爭議“雙軌制”救濟模式調整為以行政救濟為主的“單軌制”救濟模式。

 

　　《解釋三》第1條規定明確了法院將社會保險爭議列入勞動爭議案件，需同時滿足“企業未辦理社保手續”、“社保經辦機構不能補辦”、“導致無法享受社保待遇而產生損失”這三項條件。而對于大多數的社會保險爭議，則排除在民事案件受理范圍之外，實踐作法是引導個人采取行政救濟方式，一般至勞動保障部門或者社會保險經辦機構進行投訴或者舉報。

 

　　第二節養老保險繳費爭議法律救濟制度的現實困境

 

　　《解釋三》頒布的背景源于法院無力承受日益增多的社會保險糾紛，難以厘清司法職能和行政職能的交叉混雜，還有因為救濟渠道不同產生的救濟結果的差異性所帶來的不利社會影響，如通過勞動監察部門督促用人單位限期整改的行政救濟處理結果與個人提起民事訴訟后法院判決的結果不一致等。雖然《解釋三》有著當時出臺的背景和原因，但其施行以來，由于對養老保險繳費爭議民事救濟渠道進行大規模的限制，實踐中出現了諸多問題和矛盾。

 

　　一、實體問題

 

　　(一)混淆養老保險權與勞動權

 

　　《解釋三》乃至現行司法實踐都將養老保險繳費爭議納入勞動爭議范疇，并將養老保險權作為勞動權的組成部分，由此造成養老保險權與勞動權的混淆，這與現代社會保險法的基本理念不符。

 

　　在十八大報告提出的要全面建成覆蓋城鄉居民社會保障體系的方針指引下，近年來我國陸續出臺了高齡無保障老人待遇、遺屬待遇、新農保、居民保險等針對無收入特定群體的納保政策，這些特定群體雖然不是勞動關系的主體，卻仍是養老保險關系的權利主體。顯然，基于主體差異，養老保險權與勞動權并不存在交集，養老保險權利主要表現為向社會保險經辦機構、社會保險費征收機構、行政主管部門等行政主體的給付請求權。而放眼未來，在《社會保險法》施行的背景下，無論是基本養老保險中的新農保與城鎮居民養老保險，還是遺屬納保、供養直系親屬待遇等新型養老保險險種均與勞動法律制度漸行漸遠，參保者的養老保險權與勞動權并沒有多大關聯。有激進的學者甚至認為，社會保險權與勞動權相比更應具有基礎性和優先性，其理論依據是勞動關系應當以社會安全體系為基礎。

 

　　對此，筆者則持相對折中的觀點，認為養老保險權與勞動權既相互獨立又存在不少交集，兩者關系呈現出并存、互補等多樣性特點。因此，勞動權本身難以籠罩或者包含養老保險權，養老保險權不應被混淆視作為勞動權的組成部分。

 

　　(二)《解釋三》與《社會保險法》的規定沖突

 

　　2010年9月最高院頒布的《解釋三》第1條規定明確了法院將社會保險爭議列入勞動爭議案件，需同時滿足“企業未辦理社保手續”、“社保經辦機構不能補辦”、“導致無法享受社保待遇而產生損失”這三項條件，而對于其他的社會保險爭議，法院不能作為民事案件予以受理。

 

　　而2011年7月施行的由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社會保險法》第8條第3款規定，個人與所在用人單位發生社會保險爭議的，可以依法申請調解、仲裁，提起訴訟。用人單位侵害個人社會保險權益的，個人也可以要求社會保險行政部門或者社會保險費征收機構依法處理。從法律的文義解釋，聯系法條的上下文來看，“用人單位侵害個人社會保險權益”,可以依法申請調解、仲裁、提起訴訟。

 

　　從法律條文所傳達出的意圖來看，個人對養老保險繳費爭議在民事司法救濟和行政救濟途徑上具有選擇權。

 

　　不難看出，首先《解釋三》和《社會保險法》對養老保險繳費爭議法律救濟的規定是存在沖突的，前者縮小了公民養老保險繳費爭議可以尋求民事司法救濟的范圍，變相限制了公民的救濟選擇權和救濟選擇路徑。其次，從立法層次上看，2010年9月施行的《解釋三》是最高院的司法解釋，而2011年施行的《社會保險法》是全國人大常委會頒布的，前者屬于法律淵源中的其他淵源，后者屬于基本法律，后者的立法層次要高于前者，后者頒布也晚于前者。因此，無論從“后法優于前法”還是“下位法不得與上位法沖突”的法理角度理解，《解釋三》的規定都是有所欠缺的。再次，筆者認為對于法院系統受理案件的范圍不能由法院系統來規定，至少從立法層次上也應當由全國人大或者人大常委會通過基本法律的形式予以確認，而非由司法解釋來規定和限制。更何況不受理的規定本身是限制受理范圍而非擴大受理范圍，是不利于當事人的，是限制了當事人的訴權，更應當在立法層次上予以體現其慎重性和嚴肅性。

 

　　另外在《社會保險法》施行后，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行政法室隨即于2010年11月編寫、出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保險法解讀》。該書認為因用人單位不為職工繳納社會保險所產生的爭議屬于勞動爭議，法院應當受理。

 

　　雖然該書并非立法解釋，沒有法律效力，但我們從中也不難看出，立法部門對于養老保險繳費爭議是否納入民事爭議訴訟范圍本身也是存在分歧的。

 

　　(三)各地法院理解不同

 

　　司法實踐中，很長一段時間各地法院對養老保險繳費爭議案件能否立案受理的問題理解不一，由此造成不同地方的法院對相同類型案件判決結果不同，這一定程度上也對司法的權威性產生了不小的影響。如在楊保安訴周口市電器開關廠償還養老保險費糾紛案中，法院支持勞動者要求用人單位承擔不繳納養老保險費的民事責任;而在高柏秀與中山大學腫瘤防治中心養老保險費糾紛上訴案中，一、二審法院均以用人單位已經辦理社會保險登記并為勞動者辦理養老保險參保手續為由駁回勞動者的起訴。

 

　　上述兩個案例本質上存在相似性，即行為都是用人單位違反法律規定的養老保險繳費義務，侵害了勞動者的合法權益，但不同法院的判案結果截然相反。

 

　　諸如此類的判例不勝枚舉，法院對絕大多數養老保險繳費爭議案件采取一律駁回起訴的態度值得我們深思。案例二中法院判決理由是一旦用人單位為勞動者辦理了養老保險，參加了社會保險統籌，勞動者的訴權即被行政行為隔斷。但勞動者的訴權是否就因此而消失了呢?筆者認為答案是否定的。勞動者是養老保險賬戶的權益人，用人單位即使為其辦理了參保手續，但之后發生未及時、足額繳納養老保險費等情形與勞動者本身具有直接的利害關系，甚至會嚴重影響到勞動者的相關待遇和生活水平。

 

　　此外，盡管在養老保險繳費爭議機制中現行立法的規定彰顯了行政權力的作用，并且法院也因此大大降低了司法成本，減輕了審理此類案件的負擔。但是這種做法導致實踐中公民個人的維權手段十分單一，只能完全依賴行政主體的處理結果，如此做法客觀上帶來的風險是，如果勞動和社會保障行政部門不作為或者采取了行政處罰等具體行政行為并不能完全彌補個人的利益損失，而個人僅僅因為已經參加了社會統籌等原因而失去了自力救濟的途徑和方式，這顯然是有失公允的。

 

　　二、程序問題

 

　　(一)當事人訴權受限

 

　　法諺云“有權利必有救濟”.權利救濟的方式雖然多種多樣，但民事司法救濟卻是其中最權威，也是最根本的途徑。權利的可訴性源于權利的可救濟性，權利的可救濟性具體體現在享有權利的主體有通過司法程序尋求救濟的訴權。訴權在學界被定義為：當事人因民事權益受到侵害或者與他人發生爭議，向依法設立的人民法院提起訴訟，并獲得人民法院公正、及時審判的權利。

 

　　實踐中勞動者訴權的實現往往對司法救濟途徑有著極大的依賴。正因為當前我國將養老保險繳費爭議作為勞動爭議案件來處理，而勞動爭議案件又被作為民事爭議案件中的一類來看待，具體在訴訟制度設置上就表現為我國民事訴訟法律對民事權利的可訴性是通過法院的受案范圍來加以限制的。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民事權利的可訴性從邏輯上應當是從民事權利本身的性質來判斷當事人是否可以將其訴諸法院，所以民事權利的可訴范圍根本著眼點是在于明確當事人權利主張受司法保護的范圍，是以權利為本位的理念和定位;而法院規定的受案范圍邏輯上是從國家審判機關的權力角度來界定法院權力所及范圍，體現了帶有濃厚的行政化色彩，體現了權力本位的理念。

 

　　實踐中民事權利特別是養老保險權利的可訴范圍與法院的受案范圍往往存在不一致，通常情況都是法院的受案范圍要比養老保險權利的可訴范圍要小得多。這在我國的養老保險繳費爭議訴訟領域表現得極為突出，法院是通過司法解釋來列舉養老保險繳費爭議的訴訟受理范圍，而對于沒有被明確列舉出來的案件類型，法院則不會作為勞動爭議案件予以受理，如此，公民所享有的權利確實很難得到司法救濟的保護。

 

　　基于此，筆者認為，由于司法“不告不理”的特點決定了司法的被動性，所以正確的邏輯關系是權利人享有的訴權是法院受案范圍確定的正當性基礎，即法院應當根據權利人的訴權來確定其受案范圍，而非通過預先確定受案范圍來限制權利人的訴權。因此，在完善我國養老保險繳費爭議訴訟制度時一方面應當在立法上拓展養老保險繳費爭議的概念范圍，為個人尋求司法救濟提供法律依據;另一方面應當進一步擴大法院養老保險繳費爭議案件的受理范圍，法院應當根據個人依法享有的權利和訴權來確定受案范圍，并將盡可能多的養老保險繳費爭議案件納入法院的受案范圍，為個人提供司法救濟保障。

 

　　(二)行政救濟手段不能完全替代司法救濟

 

　　行政救濟制度雖然是養老保險繳費爭議救濟的重要方式之一，但其并不能完全替代司法救濟制度的作用和功能。行政救濟制度雖然著重突出了用人單位繳納養老保險義務的公法性，但是在具體行政救濟程序中缺乏真正權利人即公民個人的參與，程序正義性價值作用有限。行政救濟首先突出了社會的公益性，即養老保險基金所承載的公法性法益，其次才是救濟當事人個人的權益，所以其功能強調明顯的主次順序。即使不考慮地方勞動和社會保障行政部門行政效能狀況和瀆職概率等因素，作出的最大化行政執法績效的假設也必須關注該項制度對當事人個人權利的救濟。而民事訴訟救濟，不僅能夠對上述行政執法職能順序實現一定的矯正和補充，還因其具有獨立價值和功能，可強制并約束用人單位同時向養老保險公法人和當事人個人履行法定義務，確保公民個人權益。在行政救濟不力的情況下，更能凸顯民事救濟的必要性和獨立性。

 

　　筆者認為，一方面，用人單位承擔的養老保險繳費義務不僅僅是用人單位自身所承擔的公法上的義務，公民個人可以向諸如勞動監察、社會保險經辦機構等行政機關進行舉報或投訴以此獲得行政救濟保障，同時也是用人單位所承擔的私法義務。公民可以通過私法上的民事訴訟救濟，契合養老保險權益的私權性。所以，行政救濟制度無論從程序正義價值角度還是實際作用上都不能完全替代民事司法救濟。另一方面，單純行政救濟手段并不具有救濟功能上的圓滿性。公民個人和用人單位的養老保險繳費爭議法律關系中，單位承擔較多的繳費比例和實際金額，單位通過代扣代繳的方式為職工繳納社會保險費，所以主要的義務方應當是用人單位，即用人單位應當及時為公民辦理養老保險參保繳費手續，建立養老保險繳費關系并且按時、足額地繳納養老保險費等。若用人單位拒絕履行或履行該項義務的自覺性較差，由于現行救濟制度規定公民只能尋求行政救濟，由此造成行政管理、行政征繳成本較大，也極大地增加了行政機關的執法壓力。而介入民事司法救濟，既可以緩解勞動和社會保障行政機關的執法壓力，又可以增加公民個人救濟的程序選擇權，則全方位地保障了公民的養老保險權益。

 

　　三、執行問題

 

　　(一)法院不執行《解釋三》施行后，各地法院系統對養老保險繳費爭議由實體訴訟請求不予受理延伸至對養老保險仲裁裁決執行請求的不予受理。以上海為例，上海市法院系統自2011年1月1日起將養老保險登記繳費爭議不再列入受案范圍的同時，明確不再執行養老繳費爭議類的仲裁調解書、裁決書。但本市各級勞動仲裁機構仍繼續受理社會保險繳費爭議，由此造成裁審脫節的問題，也造成各類信訪矛盾事件頻發。上海市仲裁院因受制于后道法院對養老保險繳費爭議的不受理，為減少裁審脫節的被動局面和不良社會影響，于2014年7月1日起規定本市各級仲裁機構也不再受理養老保險繳費爭議，并引導當事人向勞動監察或社保征收機構投訴或舉報。執行是當事人的權利得以實現的保障，因為法院不執行而造成仲裁機構不受理各類養老保險繳費爭議案件，如此便更加限制了當事人尋求行政救濟途徑，也使得在實踐中《社會保險法》第83條的規定成為一紙空文。

 

　　(二)行政執法的局限性各地法院和仲裁不再受理養老保險繳費糾紛案件之后，該類爭議就被完全地、整體地移交至社保經辦機構稽核處理。我國《社會保險稽核辦法》第1條對“稽核”作了如下定義：稽核是指社會保險經辦機構依法對社會保險費繳納情況和社會保險待遇領取情況進行的核查，而此處“核查”即是主動的行政行為。從司法救濟化解為行政救濟，雖然增加了行政機關的介入，由行政機關主動干預和處理，但和司法救濟相比，缺乏直接性。很典型的例子就是單位拒絕為職工繳納養老保險費，行政機關進行稽核處理，但單位仍然不予以繳費，個人對處理結果不滿意的，則由個人提起行政訴訟或者行政機關移交法院強制執行。從程序上看救濟時間跨度長，環節多，又涉及多部門的銜接處理，不利于勞動者養老保險權益的實現。

 

　　第二章養老保險繳費爭議法律救濟制度設置理論爭鳴與法理分析

 

　　第一節養老保險繳費爭議法律救濟制度設置的理論爭鳴

 

　　一、三種學說介紹

 

　　(一)行政救濟說

 

　　行政救濟說為通說，該學說認為養老保險有著公法的性質，法律救濟也應主要采取公法救濟手段，即將行政救濟處理原則和程序作為主要救濟途徑。

 

　　(二)民事、行政救濟并存說

 

　　民事、行政救濟并存說認為養老保險繳費爭議的法律救濟制度應同時保留民事救濟和行政救濟模式，兩者互為補充，缺一不可。其理論依據在于在勞動力市場上個人相較單位處于弱勢的地位，勞動與社會保障行政部門行政執法沉疴頗多，而司法救濟是彌補現行行政救濟缺陷的有效途徑，“雙軌制”的救濟渠道能重拾社會公眾對法律救濟的信心。如果通往司法救濟的大門也被關閉緊鎖，無異于迫使受害職工選擇其他非理性的解決途徑。

 

　　(三)獨立體制說

 

　　獨立體制說的觀點是建立獨立的養老保險繳費爭議救濟體制。持這一學說的學者認為根據爭議主體不同采取“分而治之”二元分割的爭議解決機制實質上是割裂了養老保險爭議本身，忽視了爭議所具有的共同性，這種制度設置會使公民權益保障救濟效果低下。基于養老保險爭議的社會化程度越來越高并呈現多樣化的趨勢，基于對養老保險權綜合保護的角度，應建立獨立的養老保險繳費爭議救濟機制。

 

　　二、學說評論

 

　　以上三種學說論證角度不同，各有千秋。就現階段來說，自2010年最高院《解釋三》頒布后即明確了司法實踐采用“行政救濟說”.如前所述，雖然行政救濟為主的救濟制度從一定程度上讓法院系統從繁雜的社會保險專業知識中抽身出來，并在行政和司法混雜的領域作全身而退，但在實踐中也出現了諸多問題。

 

　　筆者認為，目前適合我國現階段法律救濟制度是“民事、行政救濟并存說”,并可以針對之前雙軌制產生的諸如行政、司法途徑不一致結果不同等問題做一些制度上的銜接設置和調整，使行政救濟機制與民事訴訟等司法救濟制度形成良好的互助關系。民事訴訟司法救濟雖然可以對行政執法等救濟制度實現一定的補充和矯正，但其基本職能具有強制和約束用人單位同時向社會保險征收部門和公民個人履行法定義務，確保個人權益，其具有獨立的功能和價值，尤其在行政救濟不力的情況下，更能凸顯民事司法救濟的獨立性和必要性。待社會保險制度進一步發展，各方面條件都成熟后，再主張采取“獨立體制說”.

 

　　第二節養老保險繳費爭議法理基礎

 

　　一、個人是利益歸屬主體

 

　　養老保險繳費爭議法律關系不同于傳統的公法和私法法律關系，它存在一定的特殊性和復雜性。它兼容了公法、私法的基本特征，其中既存在用人單位、個人和社會保險經辦機構間公法意義上的行政征繳關系，也存在用人單位和個人間私法意義上的平權性法律關系。所以，我們首先要清楚地認識到養老保險法律關系包括不平等主體間的行政法律關系和平等主體間的合同關系，而既然在法理與邏輯層面都包含平等主體之間權利義務關系，就應當承認平等主體之間的訴訟請求權。

 

　　(一)個人是利益歸屬主體

 

　　社會保障的受益主體是社會保障制度研究中的重要范疇，受益主體的存在是社會保障制度的出發點和歸屬點。而受益主體在概念上也可以稱為利益歸屬主體，在養老保險繳費關系中，是予以保護的某種社會利益的最終歸屬者和享有者，而個人就是此類法律關系中的最終利益歸屬主體。在養老保險的行政關系中，只有存在利益歸屬主體時，才能產生具有社會法意義的行政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