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廢除毒品犯罪死刑的刑事政策分析

　　摘要:作為一種具有突出營利關切的犯罪，毒品犯罪既非國際公約規定的最嚴重罪行，也存在相當復雜的毒品病理和社會因素，并非嚴刑峻罰所能消滅、控制的。從犯罪治理的刑事政策抑或系統理論的角度來看，只要毒品需求、毒品市場仍然存在，毒品犯罪治理就要尊重市場供給的規律，以最低限度的國家供給保障毒品成癮者的人道底線，以各種社會力量的合作形成系統的社會反應體系，預防毒品犯罪的發生;同時，廢除毒品犯罪的死刑不僅有利于重刑觀念的改善，還將在相關生存底線和技能的改善中，逐步實現刑事政策理論的人道化、民主化和系統化。因此，基于對“更好的生活”的追求，建議盡快修改立法，取消《刑法》中非暴力毒品犯罪的死刑，待時機成熟，再取消全部毒品犯罪的死刑。

　　本文源自周建軍;劉敏嫻，昆明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發表時間：2021-04-12《昆明理工大學學報》雜志，于2001年經國家新聞出版總署批準正式創刊，CN:53-1160/C，本刊在國內外有廣泛的覆蓋面，題材新穎，信息量大、時效性強的特點，其中主要欄目有：民族文化、教育研究、名人名校等。

　　關鍵詞:毒品犯罪;廢除死刑;刑法;犯罪治理;刑事政策

　　中國漸進廢除死刑的努力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進步。繼2011年2月頒布的《刑法修正案(八)》取消13個適用死刑的罪名以后，2015年8月頒布的《刑法修正案(九)》又取消了集資詐騙罪、組織賣淫罪等9個死刑罪名。至此，中國一共取消了22個死刑罪名，占1997年《刑法》68個死刑罪名的32.3%。在現有46個死刑罪名中，涉及毒品犯罪的，僅有《刑法》第347條規定的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罪。司法實踐中，“毒品犯罪案件審理的問題不少”[1]，因這個罪名被判處的死刑占據了死刑案件的相當比重。因此，廢除《刑法》第347條規定的死刑將對中國漸進廢除死刑的努力和最終廢除死刑的目標起到根本性的促進作用。

　　一、毒品犯罪非最嚴重的罪行

　　在中國漸進廢除死刑的政策中，國際公約確立的死刑國際標準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根據1966年通過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以下簡稱《權利國際公約》)第6條第2款的規定:“在未廢除死刑的國家，判處死刑只能是作為對最嚴重的罪行的懲罰，判處應按照犯罪時有效并且不違反本公約規定和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的法律。這種刑罰，非經合格法庭最后判決，不得執行。”1984年5月25日，根據聯合國犯罪預防和控制委員會第八屆會議的建議，聯合國經社理事會第1984/50號決議進一步通過了《保護死刑犯權利的保障措施》(以下簡稱《保障措施》)。《保障措施》第1條(a)項規定:“在沒有廢除死刑的國家，只有最嚴重的罪行可判處死刑，應理解為死刑的范圍只限于對蓄意而結果為害命或其他極端嚴重后果的罪行。”2005年4月，聯合國通過第2005/59號督促世界上仍然保留死刑的國家在適用死刑時，必須“確保死刑不被適用于如金融犯罪、宗教活動、意識形態的表達以及成年人間經合意的性行為。”1998年，中國簽署了《權利國際公約》，至今尚未獲得全國人大的批準。盡管如此，但中國學者普遍認為:“由聯合國制定、通過的國際公約，它對締約國有法律上的約束力。”[2]在此基礎上，學界普遍認為，中國應當以此為基礎漸進推行死刑制度的改革。例如，盧建平教授明確提出:“死刑制度具有其特殊性，需要我們引起重視。我們認為，我國刑法中關于死刑的規定應該在以下幾個方面作出完善努力。第一，將《刑法》第48條中‘死刑只適用于罪行極其嚴重的犯罪分子’的規定修改為‘死刑只適用于最嚴重的罪行’;第二，逐漸取消對非暴力犯罪的死刑規定;第三，對于仍然保留死刑的罪名，明確規定只有故意殺害他人或者造成其他極端嚴重后果的才可以判處死刑……”[3]按說，毒品犯罪既不屬于“致命的”的故意犯罪，原則上也不屬于暴力犯罪，其死刑應當優先被廢除。但是，中國社會普遍存在著“毒品犯罪危害極大”的觀念。受此影響，毒品犯罪是否屬于“最嚴重的罪行”存在較大的爭議。因此，在《刑法》近三分之一的死刑罪名被廢除的情況下，依然沒有觸及毒品犯罪死刑的廢除問題。

　　國際層面，毒品犯罪是否屬于“最嚴重的罪行”的觀點也不盡一致。以新加坡為例:該國對于達到一定數額的毒品犯罪，新加坡法律規定必須判處死刑。當地的民權組織“思考中心”(theThinkCentre)指出，新加坡70%的絞刑是適用于毒品犯罪人的[4]。國際組織對此提出了嚴厲的批評，稱其為“殘酷、不人道的”。為此，新加坡政府曾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辯稱:“我們很不贊同對毒品犯罪限制適用死刑。死刑有效阻止了毒品犯罪組織在新加坡的建立和發展，相對于毒品犯罪組織在其他地方日益嚴峻的有組織犯罪活動，目前沒有毒品犯罪組織在新加坡進行有組織犯罪活動。而根據聯合國毒品犯罪問題辦公室歷年的報告《毒品犯罪與死刑》(DEATHPENALTYANDDRUGCRIMES)，新加坡是世界上毒品濫用率最低的國家。”[5]很顯然，新加坡政府只不過闡明了死刑對他們控制毒品犯罪所起的作用。此外，中國臺灣地區的“刑法典”《泰國1979年毒品法》《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法》等也對毒品犯罪設置了死刑。對此，國際條約機構和人權監督部門發表了一系列的報告和釋義，反復強調:毒品犯罪不屬于最嚴重的罪行，對毒品犯罪人處以死刑是不人道的。例如，聯合國經濟與社會理事會秘書長指出:“最嚴重罪行的定義可能因涉黑、文化、宗教和政治背景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然而，蓄意犯罪和致命的或其他極其嚴重的后果意在指犯罪應是危及生命的，即危及生命是犯罪行為的一種非常可能發生的后果。”①不難看出，盡管各國對“最嚴重的罪行”的理解存在一定的分歧，但聯合國的文件反復表明，“最嚴重的罪行”是指以生命為對象的犯罪行為。若以是否危及生命為標志，毒品犯罪絕不屬于“最嚴重的罪行”。

　　二、毒品犯罪治理的政策理性

　　當代中國，長期視毒品和毒品犯罪為“事關國家安危和民族興衰”的大事。為此，中國相繼提出過“消滅毒品”抑或“禁絕毒品”“嚴厲打擊毒品犯罪”的刑事政策。之所以將毒品犯罪提到“國家安危民族興衰”的高度，有學者指出:“我國毒品犯罪刑事政策密切關聯我國毒品犯罪形勢，與國際禁毒工作保持聯動，總體趨嚴、‘嚴刑禁毒’特征明顯。但同時存在著過分依賴刑事處罰，毒品綜合治理手段、機制亟待完善，難以應對新類型毒品犯罪帶來的挑戰等問題。”[6]受這種非理性禁毒政策的影響，毒品犯罪治理的刑事政策長期存在感性有余、理性不足，懲罰有余、治理不足的特征。據上海政法學院的嚴勵教授介紹:“1953年，中國政府向世界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為無毒國。……自1953年到20世紀70年代末的近30年時間，中國國內再也沒有成為社會問題的種制吸販毒品現象，在同期世界范圍內猖獗的毒品問題也沒有波及到國內，因而有關毒品的問題再也沒有成為人們關注的事物。但是在這一時期，國內并不是完全沒有毒品的蹤跡。在1960年代初期，邊境地區和歷史上煙毒盛行的地方，私種罌粟和販毒的問題時斷時續地出現……”[7]也就是說，既便在20世紀50年代———那個宣稱禁絕了毒品的計劃經濟年代，實際上，毒品犯罪或多或少還是存在的。更不用說現在，市場經濟喚醒了民眾的主體意識，利益訴求日漸多元、社會心理愈發復雜，毒品問題日益突出。在這種背景下，不僅禁絕毒品更無可能，“嚴厲打擊毒品犯罪”的作用也受到了越來越多的質疑。

　　對“嚴厲打擊毒品犯罪”刑事政策的反思，最重要的就是要思考毒品犯罪死刑的有效性，這也是毒品犯罪死刑配置政策的理性基礎。亦如前文所言，毒品犯罪的死刑既不符合國際公約的要求，對人權保障的負面影響很突出。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死刑對毒品犯罪并不存在明顯的抑制作用，就該盡快廢除毒品犯罪的死刑。毫無疑問，死刑是文明社會施加于犯罪人最嚴酷的刑罰。早在18世紀，孟德斯鳩就指出了嚴酷的刑罰的無效性質:“人們對嚴酷的刑罰也慢慢地習以為常，再嚴酷的刑罰也變得不那么嚴酷了，人們對嚴酷的刑罰的畏懼大大降低……”[8]103“殘暴的懲罰比長期的懲罰更能激起反抗，長期的懲罰只會令人灰心喪氣，而不會令人義憤填膺;這種懲罰看起來好像不難承受，實際上卻是更難承受。”[8]556依現代的刑事政策理論看來，毒品犯罪的營利關切、病理和社會因素都很復雜，絕非刑罰能夠單獨解決的問題，更不用說死刑了。

　　從國際社會來看，毒品犯罪引發的營利關切日漸突出。2001年前后，澳大利亞的研究人員指出:“早先的研究表明，海洛因的使用與營利性犯罪之間存在確鑿的聯系。因為相當比例的癮君子們犯罪是為了給他們的毒癮買單，這種聯系時而被歸結為經濟方面的原因;有時，源于社會網絡必然具有的犯罪特征，而毒品濫用也在其中，他們又被歸結為社會方面的原因。當然，也有研究也表明，兩個方面的因素都有可能。”[9]普遍以為，巨額的營利為毒品犯罪注入了異常強大的推力。而且，這個推力符合供給———需求的原理，合乎市場經濟的邏輯。只要存在毒品消費，必然存在毒品供給、買賣的市場。因此，不尊重市場規律的國家干預只能是螳螂擋車，必然失敗。

　　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毒品犯罪是一種社會病。意圖禁絕毒品的管制活動不僅低估了毒品市場的力量，而且忽視了吸毒成癮人員維持最低程度正常生活①的毒品需求。既是病人最低程度的需求，就有基于人性抑或體面生存的合理性。這一點也是檢驗各國刑事政策理論及其毒品犯罪治理政策人道水平的標志之一。實際上，在一味地嚴厲管制、打擊之外，包括荷蘭在內的部分國家“批準咖啡館合法地出售允許個人使用的哈希什和大麻”，以此滿足吸毒成癮者維持正常生活的需要，據此還形成了以公共衛生導向為主要特征的荷蘭模式[10-11]。不難看出，意圖禁絕毒品的管制不僅高估了國家的力量，同時也忽視了市場的力量和吸毒成癮人員維護最低程度的正常生活的需要，迫使吸毒成癮人員通過非法的毒品交易購買危害更大、價格昂貴的毒品，也將毒品的營利推高到足以讓人罔顧生命刑罰的地步，與毒品犯罪治理的目的相背而馳。

　　因此，毒品犯罪治理應當形成一個系統的社會反應體系。亦如前文所言，毒品犯罪既有經濟方面的原因，也有社會方面的原因。從經濟犯罪的因素來看，尤其需要根據預防先于發現的原則，緊扣毒品供需市場及其營利關系，逐漸對毒品市場施加包括但不限于向吸毒成癮人員供應維持最低程度正常生活所需毒品的影響。從社會治理的角度來看，要從毒品成癮的系統機制入手，形成系統的社會反應體系。一般以為，毒品成癮主要是個人生理、心理的問題。但也有論者指出:“只有通過制定有效的社會規則，毒品問題才能最終解決……根據社會控制理論，吸毒者和販毒者都是沒有很好地建立起應有的‘社會紐帶’，導致了他們缺乏社會責任感，違反了傳統規范，從而走上了違法犯罪的道路。”[12]盡管我們不認為毒品犯罪會出現一個“最終解決”的局面，但我們贊同社會控制理論所指出來的，社會責任感抑或社會紐帶的維護將有助于毒品犯罪的系統治理的結論。需要特別說明的是，具有突出經濟因素的毒品犯罪治理的社會反應體系，應以各種社會力量、各種社會反應方法的合作形成系統的社會反應體系，預防毒品犯罪的發生。其中，既包括吸毒成癮者與國家的合作治療，也包括各種社會力量合作參與毒品犯罪治理的范式。基于合作的本義，國家需要為毒品成癮者供應最低數量的毒品，以滿足治療抑或維系正常生活的需要。

　　研究毒品犯罪的營利關切、病理和社會因素，不難發現，毒品犯罪的發生絕非刑罰能根本解決的問題。更何況，重刑主義的危害也很突出。從犯罪治理的刑事政策抑或系統理論的角度來看，只要毒品需求、毒品市場仍然存在，毒品犯罪治理就需要尊重市場供給的規律，以最低限度的國家供給保障毒品成癮者的人道底線，以人道、民主、系統的毒品犯罪治理思想改善國家、社會組織、個人(包括毒品成癮者、販毒者等)合作抗制毒品犯罪問題的社會反應體系。一旦毒品犯罪抗制上升到合作治理的層面，它甚至會對刑事政策理論起到重要的促進作用。為此，瑞典的HenrikTham教授明確指出:“毒品犯罪治理的研究對刑事政策的一般理論具有重要的影響力。”[13]一言以蔽之，毒品犯罪治理刑事政策的闡釋不僅否定了毒品犯罪死刑的有效性，還為刑事政策理論提供了一種理性、人道、民主、系統的犯罪治理思想。

　　三、毒品犯罪治理的程序理性

　　毒品犯罪的死刑配置還存在程序理性的缺失。眾所周知，毒品犯罪的主觀明知具有不易被認知、把握、證明的特點。一方面，與致命性犯罪不同的是，涉毒犯罪行為具有突出的隱蔽性質。尤其占據毒品犯罪數量最多的走私、運輸毒品犯罪行為，大多通過郵寄、夾帶的方式來實現，犯罪人的主觀明知很難顯示出來。另一方面，作為一種營利犯罪，卻要被判處重刑或極刑，涉毒犯罪人更會窮盡各種可能為自己辯護。據趙秉志教授介紹:“在毒品犯罪適用死刑的司法實務中，最具爭議的莫過于主觀明知要件的認定。”[14]實踐中，毒品犯罪人的主觀明知主要依靠推定的方式來證明。然而，推定畢竟屬于“將一種事實在評價的意味上等同于另外的一件事實”，這樣的做法存在是否合理的問題[15]。出于平衡的需要，刑事立法、司法通常要對推定的故意犯罪予以從輕處罰。例如，《英國海關法》規定，對于走私A類毒品，行為人認識到是違禁品，而事實上是毒品，就推定其具有走私毒品的故意，但刑罰比走私A類毒品犯罪較輕[16]。因此，探明毒品犯罪主觀明知推定的究竟，也有助于在程序理性的基礎上推動毒品犯罪死刑的廢除。

　　嚴格說來，推定是一種允許或者要求事實發現者基于某些事實的證據假定其他事實存在的演繹方式。為此，也有人將其理解為:“未經調查或沒有相反的證據之前，認定相關事實為真或可信”[17]。資料顯示，在中國毒品犯罪最多的省份云南省，司法機關主要根據以下三個規則推定嫌疑人具有相關的毒品犯罪主觀明知:

　　(一)經驗規則

　　毒品犯罪主觀明知推定的經驗法則源于司法工作人員實踐和經驗的積累。據統計，常見的推定毒品犯罪主觀明知的基礎事實主要有以下12種(見表1)。需要說明的是，這12種基礎事實具有高度的蓋然性，僅憑相關基礎事實不能推定行為人具有相關毒品犯罪主觀明知的事實。

　　(二)邏輯規則

　　邏輯規則，即邏輯證明的規則。云南省檢察系統的研究資料表明，司法實踐中常常運用正向的演繹邏輯和反向的演繹邏輯來推定毒品犯罪的主觀明知。

　　(三)風險控制的規則

　　上述資料還指出:“毒品犯罪主觀明知推定是蘊含潛在風險的制度，我們應該在實踐中采取相應的風險控制措施，以杜絕潛在風險的發生。”為此，在毒品犯罪主觀明知推定的司法實踐中，尤其需要注意到如表2所示的6個方面的風險控制規則。

　　2012年修訂的《中國刑事訴訟法》第53條明確規定:“對一切案件的判處都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綜合全案證據，對所認定事實已排除合理懷疑。”也就是說，中國的刑事訴訟法已經確立了“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明標準。然而，亦如表1和表2所顯示出來的那樣，上述毒品犯罪主觀明知的推定規則全部沒有達到“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明標準。因此，決不能僅憑上述規則中列明的基礎事實推定出毒品犯罪的主觀明知。但在司法實踐中，上述推定規則起到了毒品犯罪主觀明知推定的指導作用。為進一步說明有關問題的嚴重性，我們引用兩個毒品犯罪主觀明知推定的案例來說明有關的問題:

　　案例一:2007年1月31日，被告人朱某乘坐南傘開往保山的客車途徑永德縣某檢查站的時候被警察抓獲。警察當場從其所坐的3號座位坐墊夾層內查獲3塊海洛因337克。朱某辯稱:2007年1月25日，我一個人從家里來到南傘玩了4天，31日在車站剛買好車票，在車站大廳有個不知名的男人問我要到哪里，我說要到大理下關。他就說讓我幫他帶東西到大理下關，并從他身上衣袋內拿出3塊東西。一開始，我說不帶。他提出，東西帶到下關后給我200塊錢。我問他是什么東西，他要我別多問。我當時因為想著200元錢就沒有多問了。他叫我把東西放在我座位的下夾層內，他還說等我到下關后會安排人來接東西。我不知道東西是毒品，也沒怎么多想。地方法院的判決書認為，本案被告人朱某一直辯稱不知道那包東西是毒品，但“物品”藏在其所坐座位夾層內，藏匿方式非常隱秘，明顯反常。作為一個具有健全理智和基本生活經驗的成年人，朱某不可能對“物品”的性質沒有認識的，其至少會知道“物品”可能是毒品。據此，(2009)臨中刑初字第369號判決:被告人朱某犯運輸毒品罪，判處有期徒刑15年。

　　案例二:2007年9月24日，被告人孟某在芒市機場乘飛機前往昆明時被警察抓獲。從他隨身攜帶的聯想牌筆記本電腦、鼠標、電源適配器夾層內查獲甲基苯丙胺凈重609克。孟某辯稱:“我在緬甸賭場里賭錢是認識一個緬甸籍男子。9月22日，該男子在瑞麗永昌賓館旁邊交給我一個筆記本電腦，讓我幫他帶到寧波。交給誰沒有說，只說帶到寧波后他會聯系我的。被抓后我才知道電腦里有毒品。”后經偵查人員查明，瑞麗施明電腦工作室員工陳某、張某辨認證實:孟某于2007年9月4日購買了一臺聯想天逸F50筆記本電腦，編號與孟某攜帶的完全一樣。本案中，電腦為被告人孟某在瑞麗一商店購買，但其面對偵查人員訊問時卻編造謊言，說電腦是緬甸籍男子托他帶到寧波的。這足以反證出他知道電腦里藏有毒品。據此，(2008)德中刑初字第32號判決:被告人孟某犯運輸毒品罪，判處無期徒刑。

　　案例三:2009年2月8日，被告人周某駕車途徑昆洛公路勐板村附近時被抓。警方從副駕駛位置上一藍色拉鏈包內查獲甲基苯丙胺10塊9725克。周某辯稱:幫平哥運藥材，給10萬元報酬。平哥說藥材是象牙、熊膽、虎骨之類的東西。300元一天租了一輛車。尿檢證實周某為吸毒者。三名同案犯楊某、張某、杜某證實:2008年8月中下旬，周某與上述三人將1309克毒品從景洪帶到昆明。但是，周某拒不承認該事實。據此，(2009)西刑初字第337號刑事判決書判決:被告人周某犯運輸毒品罪，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以上三個案例，均為毒品犯罪的典型案例。案例一中，朱某將毒品藏在非正常的地方;案例二中，孟某不僅將毒品藏在非正常的地方，而且謊稱電腦系緬甸籍男子托他帶到寧波的;案例三中，周某為吸毒者，而且拒不承認其他三名同案被告已經供述的其他犯罪行為。對照表1，三個案例都存在推定毒品犯罪主觀明知的基礎性事實。此時，運用經驗法則、邏輯規則和常識，不難得出被告人具有運輸毒品主觀明知的可能性。但是，亦如表1所顯示的，相關基礎事實都沒有達到“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明標準，不能僅憑相關基礎事實推定被告人具有毒品犯罪的主觀明知。綜合全案的情況，如果風險規則運用得當，在相關基礎事實的基礎上，有達到“排除合理懷疑”、推定出犯罪人具有毒品犯罪主觀明知的可能性。換句話說，表1所列各類事實未完全達到直接推定毒品犯罪主觀明知事實的標準，需要結合其他案件事實才有推定出犯罪人具有毒品犯罪主觀明知的可能性。因此，嚴格說起來，表1所列明的各類事實都只是毒品犯罪主觀明知推定的基礎性事實，僅具有引導毒品犯罪主觀明知推定的性質，決不能僅憑相關基礎性事實直接推定出毒品犯罪主觀明知的事實。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案例三，既便在現有的立法條件下，在推定認定毒品犯罪主觀明知的基礎上判處行為人死刑的做法一定要慎之又慎。更何況，該案中的基礎性事實，是否足以達到“排除合理懷疑”的標準，僅從案件列明的事實來看，仍然是有疑問的。至于法官如何形成他內心的確信，尚且不得而知。

　　司法實踐中，基礎事實與基礎性事實的區分嚴重依賴于司法工作人員的經驗、常識和推理能力。當然，這也是云南地方司法機關強調風險控制規則的重要原因。既便如此，誤以為行為人具有毒品犯罪主觀明知的風險依然不容小覷。為此，云南省《毒品犯罪主觀明知推定研究》項目的負責人沈曙昆檢察長意味深長地指出:“對毒品犯罪中主觀故意的認定，現今并沒有行之有效的辦法。該問題的解決一方面在于加強研究，總結規律;另一方面則在于充分發揮司法人員的主觀能動性和司法智慧，在追求公平、正義的價值指引下，尋求法律多種價值目標的平衡，具體案件具體分析，最終作出能夠得到公眾認同的案件處理結果。”[18]我們以為，上述意見是客觀、審慎的。此外，客觀存在于毒品犯罪主觀明知推定中的不確定性應當成為廢除毒品犯罪死刑的重要依據。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等五部門發布，2010年7月1日施行的《關于辦理死刑案件審查判斷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第1條、第5條和第32條的規定:辦理死刑案件，相關證據之間不僅要“具有內在的聯系，共同指向同一待證事實，且能合理排除矛盾”，而且要“根據證據認定案件事實的過程符合邏輯和經驗規則，由證據得出的結論為唯一結論。”然而，在現有的條件下，毒品犯罪主觀明知的推定還沒有找到行之有效的辦法。毒品犯罪主觀明知推定的理論和實踐也表明，從刑事推定的技術上講，毒品犯罪死刑的適用也是有問題的。因此，綜合毒品犯罪主觀明知推定的技術難題和死刑案件的證明標準，毒品犯罪的死刑配置也缺乏程序層面的正當性基礎。一言以蔽之，廢除毒品犯罪的死刑也是毒品犯罪認知理論、證明技術的合理要求。

　　四、廢除毒品犯罪死刑的主要進路

　　反思毒品犯罪的死刑，一種具有突出營利關切的犯罪，卻被判處數量最多的死刑，肯定是不合理的。然而，鑒于毒品犯罪的嚴重性，貿然廢除毒品犯罪的死刑可能會引發民眾的強烈不滿，并影響到漸進廢除死刑目標的實現。實際上，中國社會也一直在努力說服民眾，妥善安排廢除毒品犯罪死刑的進路。時至今日，《刑法修正案(九)》再一次大刀闊斧地取消了9個經濟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因此，結合國際公約的規定，闡明毒品犯罪的營利關切和市場機理，將其歸入經濟性非暴力犯罪的范疇，將有助于毒品犯罪死刑的廢除盡早取得突破。

　　將毒品犯罪納入經濟性非暴力犯罪，也有一個問題。《刑法》第347條規定的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罪的行為方式并不排除暴力行為的存在。因此，在廢除非致命性暴力犯罪的死刑之前，不妨以是否存在暴力行為為標準，將毒品犯罪行為分為兩類，暴力性毒品犯罪和非暴力性毒品犯罪。暴力性毒品犯罪，主要是指在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的過程中，暴力的使用達到了比較嚴重的程度，如以武裝力量掩護制造、販賣、運輸毒品的犯罪行為，或者在相關犯罪行為中造成他人重傷、死亡的。我們以為，傳統的刑事政策理論夸大了毒品犯罪的危害性。從犯罪治理的角度，毒品犯罪既是現行社會條件的必然產物，嚴刑峻罰并不會起到太多的作用。因此，建議直接取消非暴力毒品犯罪的死刑，待時機成熟，再取消全部毒品犯罪的死刑。

　　當然，以上建議也是廣義刑事政策理論抑或毒品犯罪治理刑事政策的必然要求。受亞里斯多德“城邦”(policy)理論的影響，當代中國的刑事政策(即廣義刑事政策理論)越來越傾向于以“善治”的思想抑或對“更好的生活”的實際追求改善重刑的傳統和嚴厲打擊、控制犯罪的范式[19]。基于對“更好的生活”的追求，不妨將國際公約的規定理解為毒品犯罪治理的常識，將毒品成癮者最低程度的毒品需求理解為毒品犯罪治理的底線，將毒品犯罪主觀明知推定的技術理解為毒品犯罪治理的技能。那么，毒品犯罪死刑的廢除、毒品成癮者人格尊嚴所需的最低限度的毒品供應與毒品犯罪主觀明知推定技術的改善將成為以毒品犯罪治理理論及其實踐的改善提升社會福利的重要內容。說到底，廢除毒品犯罪的死刑不僅有利于重刑觀念的改善，還將在相關生存底線和技能的改善中，逐步實現刑事政策理論的人道化、民主化和系統化。